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俞慶水我1937年生於閩浙贛三省交界之處的江西省廣豐縣。此地風景秀美，交通便利，文化昌盛，容易找到各種書籍。父親自小叫我背《三字經》、《千字文》以及《大學》、《中庸》裡的一些段落。我愛背書、記性好，一上學就念小學第四冊，在班上年齡最小。許多知識理解不透，死記硬背對付考試，居然也考得不錯。
上初中看了一本很厚的精裝書《宇宙奇觀》，得知丹麥人蒂谷在一個荒涼的山上進行了30年天文觀測記錄，他的學生刻卜勒整理這些資料，總結出行星運動三大定律，後來牛頓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推導出萬有引力定律——適用於天上地下的各種物體。這太神奇了，令我十分吃驚。我暗下決心，將來一定要學理科。於是請老師同學幫助，回過頭去反覆再學已經學過的數學物理，務求透徹理解。高中階段成績迅速提高，自學能力大為長進。已經能夠看懂一些大學的物理數學課程。
1953年考入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學習更加努力。除完成本係要求的各門課程外，還學習了要求物理系學生學習的一些高等數學與普通物理課程。
1957年在林超教師授的指導下，準備寫畢業論文《泥石流的探討》。北京西山齋堂地區就有泥石流這種地質災害。5月初林超和徐啟剛二教授帶我去進行了為期10天左右的實地考察，之後就整理記錄資料，並查閱翻譯有關資料。在此期間曾給清華大學黃萬里教授寫信請教，黃教授熱情回信，還寄來他自己的有關論文。
1957年5月下旬回到北大，莫名其妙地見到大飯廳周圍貼滿大字報。原來，是毛澤東號召大家多提意見幫黨整風！我認為既然毛澤東鼓勵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就應該積極參與。但平日只顧讀書，對社會瞭解不多，提不出什麼具體意見，只能從邏輯推理方面做點文章。先寫了篇大字報《衛道者的邏輯》，說不要把學生的意見看得太嚴重，有不同的想法，可以辯論，但要講邏輯，不能上綱上線，扣大帽子。另一篇大字報表明自己的看法和態度，說整風是為了消除三害（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要擴大社會主義民主自由，共產主義精神萬歲。文章末尾都用學號5305027代替簽名。除這兩篇大字報外，還有三件事也成了後來把我打成右派的罪名。其一是我與被打成右派的黃萬里教授有過書信往來；其二是系裡劉心務老師寫過一篇其實是輕描淡寫的大字報，說系主任侯仁之教授入黨也應開會徵求大家意見。我在後面簽了個學號；其三是寫了封信支持譚天榮與別人辯論，並寄去1塊錢。本來一心想要做個對國家有用的人。沒想到響應毛主席號召卻惹了禍。
1957年正是我畢業的一年。本來我班29位同學相處融洽，我是班上最小的，大家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樣對我頗為照顧。反右運動一來，同學們歡聲笑語沒有了，變得冷漠了。我找人說話，同學心態不一。有人怕被說成溫情主義，怕被打成右派，不敢多講話；有人會以教訓的口吻說，多想想自己的問題吧。我糊塗了，反對三害，希望擴大社會主義民主自由這算問題？後來29位同學中劃了五位右派。三位被分往外地，我與劉xx留在系圖書館裡整理圖書，每月發29元。畢業前夕連一張全班同學合影也沒有照，零零散散地默默地分開。
為了寫泥石流的論文，我查閱資料時，還翻譯了七八篇文章（有俄文的和英文的），系裡還把這些文章專門印出來。後來鐵道部蘭州段兩位同志專門來函，要與我們合作。我劃為右派，想從事泥石流的工作也做不成了。結合專業分配工作也不可能了。這時我在學校裡對數學思想史感興趣，還翻譯了盧卡西維奇（波）寫的亞里斯多德三段論一書中的第四章「符號邏輯的亞里斯多德系（Aristotle’s system in Symbolic Logic）。
1958年3月8日北大突然宣布，連我共12名右派按保留學籍，勞動察看的處分送往大紅門北京木材廠南、北兩製材車間勞動。我被分到南製材車間出料組，要把四個電鋸所鋸下來的木板及時運出去，碼垛堆放。活兒既累又緊張。
寫到這裡，簡單地回顧一下家裡的情況。
父親俞鐘發，讀過一些四書五經，後學會手工裁縫做衣服。大娘張愛豚，生我姐姐。我姐姐出嫁後不久就難產去世，考慮到年老無人照顧，大娘做主讓父親再娶我母親毛雙月。父親除做裁縫外還種點菜。大娘和我母親都是農村婦女，手工做鞋、賣菜等等。我出生後一家四口人過著一種簡單的生活。
為了讓我讀書，他們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本來父母打算讓我讀完初中後跟人學銅匠（相當於鉗工）。由於我年歲太小，更主要是解放後因我家庭成份是小土地出租，相當於中農，可以申請助學金，這樣初中畢業後又繼續讀高中。
1953年10月收到北大地質地理系寄來的錄取通知書。父母一方面高興，一方面又為沒有進京路費發愁。後來東借西借，湊了二十多元，到南昌教育局見到王鐘友同學，他又幫助我申請了20元路費，這樣我才到了北京。
從1953年10月到1957年底整整四年，除了實習期間短暫外出，其他時間一直在學校。除了讀書還是讀書。我想回家，但無錢買車票。好不容易盼到畢業，本可回家看看，可是被劃為右派，不給分配，只能在學校裡等待，後來又被送到工廠勞動，暫時不能回家。1958年4月下旬，這時我剛到北京木材廠勞動了一個多月，突然接到父親去世的電報。父親從1953年10月送我登上離開廣豐的汽車直到1958年4月，這5年日夜盼望能再見到我，孰知一直盼到死也不能見上一面。
1958年8月在北京木材廠製材車間勞動的右派教師林自立，他得過肺結核，在北大肺健會住過，身體不好，經受不起重體力勞動，服安眠藥自殺。他的俄語很好，把Б еловусов寫的名著《大地構造學基本問題》翻譯了一半，就這樣走了。陳心亥同學是地質專業二年級學生，當時只有17歲，與我同在一個出料組，經常發愣，常自言自語：「我叫陳心亥，右派，浙江天臺人，我想媽媽。」約勞動了一年，北京木材廠與北大聯繫後，把陳送回天臺老家。陳心亥，我的好兄弟，你現在怎麼樣了？1960年林業部想在北京木材廠辦個林業部技校，讓我參加建校的籌備工作，到各處查找資料，購買圖書兼教書。學生招來了，後來又不辦了，把招來的學生送到別的學校去唸書。
1961年4月，我與另外三位北大右派被以結合專業的名義調到北京市灰石廠（地點在北京豐臺區大灰廠）。讓我在開採車間剝土排勞動。1961年8月我在380米高的工地上推礦車時，礦車掉道，我的下顎磕到一塊大石頭的棱角上，頸部大出血。兩位工人從380米高的工地沿著陡峭的山路背我到240米高的大山場醫療站止血搶救，接著又抬我到廠部醫院住院一個月。由於搶救及時，保住一條命。我永遠記住這一些好心人，祝願他們一生平安。
1961年底摘帽後，我就被調到礦山科成為一名技術幹部，月收入加到56元。每天上山瞭解開採的各種事務。之後，讓我設計了一條從240米大山場通往380米工地的上山公路，負責測量、計算，並參與修正處理施工中出現的問題。1964年被下放到站臺運煤排，參加勞動。
1965年與上海正泰橡膠廠工人應秀梅結婚。她因為身體不好，一直留在上海。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9月初北京灰石廠把我當摘帽右派加以批鬥，我的書被翻得底朝天。接著把我的戶口從北京遷到原籍江西廣豐縣城，戶口卡讓我隨身帶走。發了一個月的工資56元，讓我立即離京。三卷英文版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 B. Russell & A. Whitehead）影印本也被人抄走了，至今無人歸還。離京後我先到上海，親友都不理解為什麼摘帽右派也要被遣送。但事情到這一步也沒有辦法。他們表示應秀梅這邊的事他們會盡量照顧。我在上海住了一個月後，回到廣豐見到大娘。本來我年輕，應該是我照顧她，可是當時卻反過來是她關照我。她說：「現在一下子搞得這麼亂，過些時候會平靜下來的。你先住下再說。你媽媽做保姆寄給我的生活費我還留了點，你吃兩三個月沒有問題。不過高價米4角一斤，我們買不起。你把戶口報上，就可買到一角三分一斤的平價米。暫時吃飯的錢還是有的。」我當時聽了這些話，乃至以後每當我想起這件事時，我的眼淚就禁不住地往外流。這是我母親做保姆掙來的錢，是寄給我大娘做生活費，又被大娘節省下來的，現在卻拿出來給我買糧食，救我這個當右派的兒子的命。正如孟浩然詩中所說：「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由於我是十月初離開上海回廣豐的，十一月妻應秀梅在她的親友照顧下，兒子俞紅生在上海出生。
在廣豐與大娘一起過了四個月後，上海親友來信說，摘帽右派可以回廠要求工作，他們也給我準備了回京的路費。1967年2月，我冒著刺骨的寒風，背著被子回北京灰石廠。晚上露宿在廠門口的石板上。辦事人問我：「戶口卡拿來沒有？」我說：「已報到廣豐了。」辦事人員說：「這不好辦，你先回去，把戶口卡拿來再說。」當時為了不讓戶口流動，將戶口凍結。可是我的戶口在凍結文件下達前就遷到廣豐，現在取不出來，工作問題一下解決不了。我必須找點事做，維持生活。這樣，我就在一些親朋好友的幫助下，逐漸學會了修理手電筒筒、焊補搪瓷盆、修理鐘錶之類的小五金業務。
1968年3月我又回了一次北京灰石廠。那時廠裡發生大規模武鬥，我再次被遣送到廣豐。我母親也離開她做保姆的貴溪河潭埠墾殖場回廣豐，母親、大娘和我三人住在一起。隨後幾個月形勢非常嚴峻，沒有介紹信，不能到外面修理小五金。為了生活，我與北大歷史系右派學生呂克武開始收廢品，如牙膏皮、鱉甲、廢鐵、破雨傘、破蓑衣、雞毛鴨毛等。把這些廢品收來後，整理分類出售換點錢，艱難地維持生活。農村收廢品很苦。早上5點多鐘起床，6點多吃早飯，挑著籮筐出門，帶點飯。中午向別人要點水，把飯嚥下，就算吃了午餐。傍晚4、5點鐘回來。一天至少走二、三十里，有時走五、六十里。籮筐越挑越重，肩膀越壓越疼，但我畢竟收到廢品，吃飯問題有著落了。這時我常常想起白居易《賣炭翁》中的兩句詩：「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
有一次，我們住在一個農民家中，家中有祖孫二人，爺爺七十多歲，孫子十二、三歲，小名火崽。那天廢品沒有賣掉，碰到下雨，買米的錢都沒有了。老人知道我們這種情況，主動稱了十斤米給我們。遺憾的是，後來我們離開他家，轉到另一個地方，廢品變賣後準備還錢給老人，找了兩次都沒有找到火崽這家人。多好的老人啊，原上天保佑他的子孫平安。
1968年11月，廣豐縣城把城鎮居民大量下放農村，我的關係不在廣豐，便被當作無業城鎮居民，下放到廣豐鶴山墾殖場戰阪大隊湯家峰生產隊當社員種田。本來大娘年老，不會下放；母親在外當保姆，也不會回廣豐。但由於我是右派，才使八十多歲的大娘與母親被下放到農村。原大娘住的房間也被別人佔用。
在湯家峰整勞力出工一天的工分記10分，我只有4分。社員看到我一家三人，一天4分，幹一年也買不回三人吃的口糧，兩個月後給我加到一天6分。母親照看一條牛，記4分。他們對我家好，我也就義務給他們修理手電筒筒、鐘錶等等。後來，附近幾個生產隊的人都知道我會修理這些東西，鶴山墾殖場手工業聯社把我吸收進去。從此我就可以在整個墾殖場各個生產隊修理打農藥的噴霧器，以及社員自己的鐘錶、手電筒筒之類的小五金。農忙時，搶收搶種，參加農業勞動。其他時間專門修理小五金。這樣我就能夠較靈活地支配時間，有空看數理化和英語之類的書。
1971年上半年大娘86歲，年老去世。1975年媽媽改嫁到上饒程姓家裡。1976年妻應秀梅患結腸癌，在上海新華醫院手術切除癌腫，1977年2月癌症復發擴散，在醫院去世。
1977年4月，我接到北京灰石廠寄給我的，讓我回廠工作的通知書，以及把戶口遷回北京的准遷證。與此同時1968年從城鎮下放的居民也陸續搬遷回城。我大娘在廣豐的房子當時被別人佔用，我們搬不回去。廣豐搞房產的人對我母親說：「這房子現有人住，他們不會搬走。你已嫁到上饒，你兒子要回北京，這房子對你沒有用。給你三百元，將它賣掉算了。」母親因經濟很困難，搬家要花錢，就收了三百元。
回廠後保衛科告訴我：「你是摘帽右派，讓你回來落實政策。這11年離廠，按每月56月給你補發工資。扣除在這期間你所借的錢以及為你所花費的錢（據說包括給當地的錢及遣送我所花的錢），還有5600多元。現在一次性給你，你簽個字。」我回北京後，母親到上饒程姓家裡，繼續幫程姓一家燒飯、看小孩、養豬，艱辛地勞動。一次摘豬菜不小心摔得很重。程姓家人為了省錢，沒有讓她到醫院去看病。後來母親憂鬱成疾，精神痴呆，吃不下飯，腹部像門板一樣堅硬。我與兒子俞紅生到上饒程家連拉帶拖，將她帶到上海新華醫院醫治。板狀腹治好了，能逐漸吃飯。接著我帶她到北京，還在安定精神病醫院住了3個多月，病情時好時壞。直到1979年8月底，母親在北京雲崗731醫院去世。補發下來的錢一部分還人，一部分用在給母親治病以及各種開支，很快就用光了。
文化大革命害了多少人。我留下一條命，可是卻千瘡百孔，剝了一層皮。我母親沒有了，妻子沒有了，兒子得不到應有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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