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卷三十五記載，「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得生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征者，雖成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故存在得道，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大。」
其大意是講，國家能夠延續下來的原因，是由於遵循了符合道義的治國之道；國家之所以滅亡的原因，是由於不行仁義之道。因此，得到國家長存之道，雖然是小國也可以發展壯大；有滅亡的跡象，雖然是強盛的大國也必定會失敗。國家要滅亡，即使是強大也不足以依靠；治國之道得以實行，即使小國也不可以輕視。所以國家長存的原因在於得道，而不在於國家弱小；國家滅亡的原因在於失道，而不在於國家強大。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歷史上著名的暴政失道亡國的例子莫過於強秦傳至二世而亡和盛隋歷二世而滅了。
暴政虐民 秦至二世而亡
秦二世胡亥即位之後，殘酷的迫害百姓。胡亥首先殺害了蒙恬、蒙毅兄弟。蒙家世代將才輩出，為秦王統一立下了汗馬功勞，胡亥決定先拿他們開刀。然後又以此為由頭，讓趙高承辦此案，以致株連無數，趙高也趁機安插親信，培養自己的勢力。最慘的是胡亥的兄弟姐妹，12個兄弟被砍頭，6個兄弟和10個姐妹被碾死，剩下的也逼得自盡。朝中大臣、皇子殺的差不多了，又殺了大批地方官吏，連扶持他上位的李斯也未能倖免，李斯揭發趙高有野心，卻被趙高反咬一口，胡亥只聽趙高的，最終趙高網織了李斯的罪名，胡亥登基第二年，李斯被處以斬腰之刑，最後被剁成肉醬，並滿門抄斬。
秦二世繼續大量征發全國的農夫修造阿房宮和驪山墓地，調發五萬士卒來京城咸陽守衛，同時讓各地向咸陽供給糧草，而且禁止運糧草的人在路上吃咸陽周圍三百里以內的糧食，必須自己帶糧食。除了常年的無償勞役外，農民的賦稅負擔也日益加重，最終導致了陳勝吳廣起義的爆發。
胡亥的荒淫無道，引發民怨，各地爆發起義，秦朝很快土崩瓦解。公元前207年，胡亥被趙高的心腹閻樂逼迫自殺於望夷宮，時年二十四歲，皇帝也僅僅當了3年，秦王朝也最終滅亡。
這樣一個顯赫的王朝，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到秦朝的二世皇帝被殺死和秦朝的最終的滅亡，僅僅只有十四年的時間。
司馬相如道：「二世持身不謹，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宗廟滅絕。」
苛政失道 隋歷二世而滅
隋朝（581—618年）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短命的朝代。二世隋煬帝楊廣繼位之後荒淫無度，恃才自傲，荒廢政事，斷送了隋王朝。煬帝頻繁的發動戰爭，如親征吐谷渾，三征高句麗，加之濫用民力，致使民變頻起，造成天下大亂，直接導致了隋朝的覆亡。
楊廣年年出巡，曾三游揚州，兩巡塞北，一遊河右，三至涿郡，還在長安、洛陽間頻繁往還。每次出遊都大造離宮。仁壽四年（604年）十一月，他為了開掘長塹拱衛洛陽，調發今山西、河南幾十萬農民；次年營建東都洛陽，每月役使丁男多達兩百萬人；自大業元年（604年）至大業六年（610年），開發各段運河，先後調發河南、淮北、淮南、河北、江南諸郡的農民和士兵三百多萬人；大業三年和四年在榆林（今內蒙古托克托西南）以東修長城，兩次調發丁男一百二十萬，役死者過半。總計十餘年間被征發擾動的農民不下一千萬人次，平均每戶就役者一人以上，造成「天下死於役」的慘像。
楊廣為滿足其驕奢淫逸的生活，在各地大修宮殿苑囿、離宮別館。其中著名的有顯仁宮、江都宮、臨江宮、晉陽宮、西苑等。西苑在洛陽之西，周圍二百餘里，苑內有人工湖，周圍十餘裡，湖內有山，堂殿樓觀，佈置奇巧，窮極華麗。隋煬帝常在月夜帶宮女數千人騎馬游西苑，令宮女在馬上演奏《清夜遊》曲，弦歌達旦。煬帝游江都時，率領諸王、百官、后妃、宮女等一、二十萬人，船隊長達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五百里內都要貢獻食物，揮霍浪費的情況十分嚴重。
大業七年（611年），王薄率領民眾在長白山（今山東章丘東北）起義，隋末民變終於爆發。劉霸道、孫祖安、張金稱、竇建德等紛紛率領農民百姓起義，農民起義軍力量迅速發展而日益壯大起來。大業十四年（618年），驍果軍在江都發動兵變，楊廣被叛軍縊殺。隋朝歷38年，就這樣走到了盡頭。
後世的李密評價隋煬帝：「磬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仁政治國，得道興邦，開創清明盛世。歷史上有名的推行仁政、安邦定國的例子，比如唐太宗施仁政，開創天朝盛世，以及宋仁宗仁政寬容，名垂青史。
唐太宗施仁政開創天朝盛世
唐太宗積極聽取群臣的意見，對內以文治天下，虛心納諫，厲行節約，勸課農桑，使百姓能夠休養生息，國泰民安，開創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貞觀之治」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璀璨奪目的時期。唐太宗時期推行仁政，各民族融洽相處，他被各族人民尊稱為天可汗，這為後來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礎。
唐太宗(網路圖片)
唐太宗經常以亡隋為戒，注意叮嚀自我克制慾望，囑咐臣下莫恐上不悅而停止進諫，勵精圖治，在政治上，既往不咎，知人善任，從諫如流，整飭吏治；經濟上，薄賦尚儉，為政謹慎；亦致力復興文教，令隋末動盪之局得以穩定下來。
有一次，太宗和群臣討論如何制止盜賊的事，有人主張制定嚴酷的法律。太宗說，「民眾之所以偷竊，是因為國家規定的賦稅和勞役太重、官吏貪婪，加上自己飢寒交迫，所以就顧不上廉恥了。我應當節省費用、減少賦稅和奢靡，選擇廉潔的官員，這樣民眾衣食有餘，就不會當盜賊了，何必用嚴酷的法律呢？」幾年之後，天下出現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的局面。
太宗在位的時候，突厥經常進犯唐朝邊境。有一年，突厥遭遇大雪，羊馬死亡甚多，民飢畜瘦，群臣勸太宗藉機進攻突厥。太宗說，「我和人家剛結盟就背棄盟約，這是不守信用；在人家遭災的時候牟取好處，這是不仁愛；乘人家在危難的時候取得勝利，也不是正當的武裝行動。即使突厥各個部落都叛亂了，牲畜一隻不剩，我也不進攻，一定待到他有罪了，我再討伐它。」太宗對左右說，「皇帝依賴於國家，國家依賴於人民。如果苛求人民侍奉皇帝，就等於割下自己的肉填飽肚子，吃飽了也死了，皇帝富裕了國家也滅亡了。所以，皇帝的憂患不是來自於外面，而在於自身。皇帝慾望多花費就高，開支多人民的賦稅就重，民眾因此就會十分愁苦，國家就危險，皇帝也就當不成了。我常常這樣想，因此不敢放縱自己的慾望。」
唐太宗十分重視吏治的清明，曾命房玄齡省並冗員，派李靖等13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國，考察風評；又親自選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並將其功過寫在宮內屏風上，作為升降獎懲的依據。另又規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輪流值宿中書省，以便隨時廷見，垂詢民間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勵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
在軍事上，唐太宗先後平定突厥、薜延陀、回紇、高昌、焉耆、龜茲、吐谷渾等，由是唐朝聲威遠播，四方賓服。
經唐太宗君臣二十三年的努力，社會安定、經濟恢復並穩定發展，對外武功顯赫，至公元652年（唐高宗永徽三年），人口達到三百八十萬戶，奠下了唐高宗、武則天、唐玄宗年間大唐盛世的基礎。盛世天朝成為中國歷史上難以逾越的一個鼎盛時期，為後世歷代頌揚。
後世司馬光盛讚唐太宗，「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
宋仁宗仁政寬容名垂青史
宋仁宗是北宋第四個皇帝，也是大宋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長達42年。他在位幾十年，對下屬寬厚以待，讓百姓休養生息，使宋朝達到一個發展的頂峰。宋仁宗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時期名臣輩出，國家安定太平，經濟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仁宗皇帝當政期間，政府正式發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官交子」。
宋仁宗(網路圖片)
包拯在擔任監察御史和諫官期間，屢屢犯顏直諫，唾沫星子都飛濺到仁宗臉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臉，一面還接受他的建議，竟然沒有怪罪這個鐵面無私的人。仁宗的善於納諫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這表現出這位帝王確實具有相當大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以往歷史學家們稱譽他為「守成賢主」。
宋仁宗趙禎對讀書人也比較寬容，沒有興過文字獄。嘉佑年間，蘇轍參加進士考試，在試卷裡寫道：「我在路上聽人說，在宮中美女數以千計，終日裡歌舞飲酒，紙醉金迷。皇上既不關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們商量治國安邦的大計。」考官們認為蘇轍無中生有、惡意誹謗，仁宗卻說：「朕設立科舉考試，本來就是要歡迎敢言之士。蘇轍一個小官，敢於如此直言，應該特與功名。」宋仁宗尚德緩刑，遇到疑難案件，盡量從輕發落，即使對「煸動造反」的，也能區別對待，分清是真要造反，還是發牢騷。
北宋時期，詩壇、詞壇、文壇最輝煌燦爛的時刻，基本都是在仁宗在位時期。這一切與仁宗皇帝的仁慈、寬厚密切相關。
公元1063年農曆三月二十九日，54歲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號，舉國哀痛。《宋史》記載：「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宋仁宗趙禎駕崩的訃告送到遼國後，「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時為遼國君主的遼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驚，衝上來抓住宋國使者的手號啕痛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又說：「我要給他建一個衣冠塚，寄託哀思。」此後，遼國歷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在宋代有太多讚美、歌頌仁宗及其「盛治」的宋人，這些人包括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曾鞏、胡安國、劉光祖、周必大、楊萬里、王璧、陳俊卿、劉克莊、趙汝騰、葉適、王十朋、文天祥等等。北宋政論家陳師錫這樣懷念「仁宗盛治」：「宋興一百五十餘載矣，號稱太平，饗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慶歷、嘉佑之治為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
乾隆皇帝曾說：「平生最佩服的三個帝王，除了爺爺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
「仁」就是對帝王的最高評價，「為人君，止於仁。」《宋史》評價讚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結語
秦朝和隋朝在中國歷史上都是舉足輕重的朝代，然而，如此強盛的國家都只歷經短短二代而亡，確實讓人感嘆，背離仁義道德、倒行逆施、殘酷迫害老百姓，其結果也就是自掘墳墓，它們的滅亡衰敗是必然的。反觀唐太宗和宋仁宗的仁政，廣施恩澤、注重道義、順應天理、體恤百姓，開創了鼎盛的天朝盛世，至今華夏子孫以此為榮耀，他們的豐功偉績也世代稱頌。得道興邦、失道亡國，不只是抽象的理論，歷史的長河中的一個個史實印證著其正確性，行仁義、重德行，國家才能長久興旺，反之，背離天意，走向滅亡是一定的。
文獻參考及出處：
1.《群書治要》
2.《資治通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