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學者資中筠，是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在其發表的書名《士人風骨》中寫道:
中共建政六十年來，經濟建設走了大彎路，以至於到1976年瀕於崩潰，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賴走向市場經濟和向外開放之力，取得成就，只是現在已經到了拐點，可持續性發生問題；政治改革步履維艱，始終邁不出關鍵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則被破壞。這種破壞是漸進的、逐步加劇、逐步擴大範圍，到「文革」達於全面摧毀。
以中國「士」的傳統而言，這六十年是「頌聖文化」一枝獨秀，發展到空前規模。為什麼這麼快就達成輿論一律，多少碩學大儒否定自己積幾十年學而思、思而學之所得，放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在什麼程度上是被迫，什麼程度上是自願？這種情況是怎樣形成的？試從客觀、主觀兩方面因素探討：
(一)客觀形勢
中國再一次出現大變局，產生了史無前例的「政教合一」的體制。政治領袖與思想「導師」合為一體。中國讀書人失去了代表「道統」的身份，成為依附於某張皮的「毛」。這是最根本的變化。如果說新政權廢黜百家，獨尊「馬克思主義」(加引號是因為實際上並不完全是馬克思主義)，那麼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不在學院，而在中南海。過去天下士子考科舉，需要熟讀經書，而不是當朝皇帝的御筆批示。「導師」也說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盤「馬克思主義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盤西化。這當然不可能，要「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這裡面多的是歷代帝王的統治術加現代集權，少的是以民主憲政為核心的現代政治學。這是在執政之後，「文革」期間則是二者的奇異結合。
以此為標準，進行全體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把對是非的判斷權全部收繳上去，以一人之是非為是非。愚民政策臻於極致，讀書人失去獨立思考的權利，逐漸成為習慣，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雖千萬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縮」的基礎上的，就是堅信自己是正確、有理的，如果這點自信沒有了，無所堅守，自然再難談什麼骨氣和「浩然之氣」。於是「士林共識」沒有了，一人一旦獲罪，在親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徹底孤立，這是最可怕的境地。過去中國的皇權體系，「政、教」相對說來是分離的，現在反而把對信仰的操控與政權合一起來，從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論是大倒退。
做到這一點，端賴持續不斷的對全體知識界貫穿始終的「思想改造運動」。最初首當其衝的是最高級的知識精英，即大學教授和科學院的高級研究人員。他們之中被認為有「歷史問題」的，在之前的「鎮反」運動中已經遭難，知名的如雷海宗、葉企蓀等。1950年，燕京大學一位美籍教授回國，學生為之送行，送了一塊「春風化雨」的匾，受到上面嚴厲批評，燕大的黨支部做深刻檢討。藉此，清華、燕京等與外國關係較多的大學展開了「肅清帝國主義思想影響」的運動。抗美援朝開始後，發展為反對「親美、崇美、恐美」的運動。大規模的教師思想改造運動從1952年開始。各大學學識淵博、平時備受尊崇的教授們在大會小會交代歷史、檢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學術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難「過關」。下面坐的多為自己的學生，他們的任務是「幫助」老師更加深刻地認識自己的「反動性」。緊接著「三反」、「五反」、文藝界批判電影《武訓傳》、「反胡風」、批判「紅樓夢研究」，等等，再後來就是眾所周知的「陽謀」，精神領域無一倖免。許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選登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今天看來，其自貶、自虐的程度慘不忍睹。刊登出來的是知名人士，實際上大小知識份子幾乎人人都寫過無數此類今天令自己汗顏的「思想檢查」(筆者當然不例外)。從此獨立人格蕩然無存，不但是非標準，連審美標準也不再有自主權。
主要批判的內容，恰好就是支撐讀書人精神的上述第二點傳統——重氣節。具體批判的重點為：「清高」(自以為不問政治，政治要來問你)、「骨氣」(有階級性，反對剝削階級宣揚的反動「骨氣」，對「人民」必須「折腰」)以及「舊道德」(家庭倫理、朋友信義等都以階級劃線，反對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乃至鼓勵投(革命之)機(轉變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機」之嫌)。
另一條主線是追隨蘇聯。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氣大傷的改組，就是依照蘇聯模式，那一次的「調整」特點是高度實用主義，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純自然科學)也服從於工科需要，許多社會科學的學科乾脆取消。從此大學失去自主權，中西的通識教育傳統都被揚棄，只生產「聽話、出活」的工匠，再無獨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學界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蘇聯大肆宣揚李森科、米丘林時，中國生物學界亦步亦趨批判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壓制一切不同意見，不少知名科學家放棄科學真理加入批判隊伍，而以談家楨、胡先驌為代表的堅持科學良心的科學家遭同行的公開批判。但是蘇共二十大前後，李森科在蘇聯失寵，於是中國科學界也奉命開始轉向。當時的科學院院長竺可楨「代表有關方面」向他們道歉 。僅此一例，已可見即使在重實證的自然科學界，政治已經壓倒科學真理，多數知名科學家也屈服於高壓之下了。以後順應政治鬥爭需要，科學泰斗公開發表文章肯定「畝產萬斤」，原子物理學家發表文章論證大氣中核試驗的放射微塵於生物無害，也就不足為奇了。
有時恩威並施，或者領導層間或有較為開明的，最後都被壓倒。1956年周恩來作「關於知識份子報告」，在知識份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團結知識份子，隨後一批高知被發展入黨。緊接著一場「陽謀」，知識份子又遭大規模洗劫。不少剛入黨的又變成右派，開除出黨，有的還來不及轉正，就劃歸「敵人」了。在大飢荒尾聲的1962年，中共副總理陳毅作著名的為知識份子「脫(資產階級)帽」講話，使知識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額手稱慶。但是緊接著就是「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等於否定了這次講話，此後「階級鬥爭」一浪高過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
早在1958年，領袖已經為「一窮二白」躊躇滿志。「窮」者，全民皆被剝奪，私營工商企業完全消滅，農民失去土地，再無人有恆產；「白」者，中華民族幾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蘊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斕的瑰麗畫面變成一張白紙，供一人在上面狂書亂畫。到「文革」開始，連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學教員都被認為是「國民黨培養出來的資產階級分子」，以至於掀起學生羞辱、毆打、肉體摧殘直至殺害老師的史無前例、慘絕人寰的高潮。在「與一切傳統決裂」的口號下，一切基於人性的道德倫理蕩然無存，善惡是非以「政治路線站隊」劃線。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掃入歷史的垃圾堆」。最後，文化教育領域只剩下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一個白卷英雄。斯文掃地、文明退向野蠻，除少數清醒者慘遭殺戮外，全民進入朦昧時期，中華民族文化浩劫於斯為最。
哈耶克對計畫經濟導致「思想國有化」有透徹的論述，他指出：極權主義宣傳摧毀一切道德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對真理的尊重。在這種社會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個人等，都將消失。這一論斷已經為事實所證明。這是新的道德淪喪的起源。
(二)知識份子接受改造的主觀因素
當然達到文化專制的前提是「武化」統治。勝利者挾雷霆萬鈞、橫掃玉宇之勢，君臨天下，手無寸鐵的「秀才」們不由得不為之懾服。但是簡單地把一切歸之於高壓下的恐懼，完全是人趨利避害的本性導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層次的還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國情懷」的延續。中國人，特別是其精英，百年來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訴求是國家統一、民族興旺。這一訴求高於個人榮辱。所以，一句「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的話，足以使無數男兒熱淚盈眶，下決心委身於新政權、追隨新領袖，其他的都可以放棄和犧牲。這是真誠的、發自內心的。1949年，化學家傅鷹在美國正在猶豫是否回國，讀到解放軍炮擊英國「紫石英號」軍艦的消息，他根據以往經驗，以為仍將以中國政府道歉了結，沒想到新政府對英國態度如此強硬，大受感動，於是決心回國。這種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數知識份子擁護新政權，首先是滿足了外抗強權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仍未擺脫寄希望於「明君」的傳統。革命領導的個人魅力、傳說中的長征英雄事跡，都產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沒有參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權開始正處於「其興也勃」的時期，與潰敗前的舊政權成鮮明對比，令人對它能掃蕩「舊社會的污泥濁水」升起無限希望。在這種形勢下，個人顯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覺間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統並不感到太勉強。
2.二戰後的世界形勢和潮流。當時兩大陣營的對立，非此即彼。選擇留在大陸等於選擇留在一個「陣營」。二戰之後，國際知識界左傾也是一種潮流，因此不少知識份子相信「這邊」代表未來，急於跟上世界潮流，怕為時代所拋棄，作「向隅而泣的可憐蟲」。特別是朝鮮戰爭之後，中國與西方多數國家是敵對的關係。政治上的選擇與意識形態的「站隊」無法分開。思想上有任何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傾向，就有「裡通外國」之嫌。國家的敵人與思想的敵人相重合。儘管公開宣布的「政策」有「將思想問題與政治問題區別開來」的說法，在實踐中卻難得分開，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業業接受「改造」。外部「敵人」的存在被統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眼看自己在中上層幹部中一貫正確的威信有所動搖，領袖曾佈置高級幹部學習柳宗元的《敵誡》。用外敵的威脅轉移對內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鞏固其權威，是統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環境下，對中國知識份子特別有效。
3.知識成為原罪。1949年以前受過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農子弟，伴隨著對階級鬥爭理論的認同而來的是無法擺脫的「原罪」感，「階級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書香門第」不是榮耀而是恥辱，這是對幾千年傳統的逆反。即使貧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認為「變質」。除了少數已是「左派」的知識份子外，多數對「馬列」理論不熟悉，所以許多飽學之士都有一種自卑感，真心誠意願意重新學習，用新的理論來審視自己過去的學問。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開始學俄文，卻很少人學德文，可見實際目標還是學蘇聯而不是馬恩經典。
4.「頌聖文化」的延續和大發揚。所以偶像崇拜、領袖神化、歌頌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氣候條件下推向極致而很少遇到質疑和抵制。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不論受到怎樣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確對待」，還是「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的延續。後來冤假錯案得以「平反」，則感激涕零，「天王」更加聖明。「文革」之後，還有人發明瞭「娘打孩子」之說，一切罪責一筆勾銷，就此對絕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災難心安理得地拒絕反思。
以上幾點是最初階段接受「改造」的「自願」因素。以後，一輪緊似一輪的「階級鬥爭」使強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無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無，以至婚姻、親情、友誼的自由一切操之於「組織」，想要「歸隱」也無可能。同時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達到「脫胎換骨」，就有希望被接納。這是一種漫長的過程，或可比作經過煉獄達到「天堂」之路。有人將之比為「溫水煮青蛙」，每次政治運動是一次加溫，但又對不同人群有所選擇，所謂打擊5%，團結大多數，於是人人爭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都被「橫掃」。
當然每個人的閱歷與處境不同，思想軌跡各有差異。每一輪的整人運動裹挾一大批人進一步喪失自我，同時另一些開始懷疑、有所覺醒的人數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飆使全民陷入瘋狂與愚昧，而混亂失控的局面又無意中提供了某種自由思考的空間，那種達於極致的荒謬反過來喚醒了許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經動搖，人性就從混沌中開始尋找回歸之路。這種情況在部分知青中尤為突出，在無人指導的情況下，「亂讀」了許多「禁書」，無意中大開眼界，吸取了迥異於官方教條的知識營養，成就了新時期脫穎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幹，有的後來進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間，成為今之頗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以1979年真理標準的辯論為標誌，打破「兩個凡是」，可以說是一次再啟蒙，對三十年朦昧的祛魅作用有劃時代的意義。長期被壓抑的理性爆發出來，藉此衝破牢籠，封閉的國門再一次打開，中國人與百年前的先輩一樣，又一次「睜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長期視為不可動搖的教條和權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來不能想像的都可以成為現實。是非觀念又回歸常識。幸而長壽的老一代學人，劫後餘生，又煥發新的活力，恢復自信，在學術上仍能有所貢獻。恢復高考初期入學的青年學子有幸得到這一代老先生的親炙，在某種程度上，薪火得以傳續。新時期的第一個十年雖然沒有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躍，在精神上充滿活力，為1949年以來所僅有，湧現出一批好學深思、勇於探索的中青年學子，如果有機會發展下去，對在新時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為。
但是，這場思想解放與「五四」前後的新文化運動不可相提並論。掌權者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務，給予一定的鼓勵，但不打算作徹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體系不容突破，舊勢力的阻力十分頑強，所以在前進中道路迂迴曲折——鎮壓「民主牆」、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人道主義……知識份子仍然動輒得咎，心有餘悸，沒有安全感。這一輪新的啟蒙仍以「武化」手段結束。以此為分界線，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轉。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號下，實際上恢復了「兩個凡是」，以在位領導的是非為是非。1992年的「南巡講話」，挽回了經濟倒退，而對政治思想卻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鬆的思想鉗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義、商業大潮和惡性市場競爭，這兩面夾擊對思想文化起到「逼良為娼」的作用，知識份子進一步犬儒化，文化進一步低俗化。當前，儘管以言獲罪之事仍不斷發生，但比前三十年環境已相對寬鬆，也存在體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覺地揣摩上意的風氣卻更盛，說一些常識性的真話者竟成異類，或者被譽為特別「勇敢」。頌聖文化又一次抬頭，而且隨著國力的加強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點傳統來看今之知識份子的主觀世界：
家國情懷、憂國憂民，和對「道」的承載，依然存在於一部分人中間，現在轉化為對嚴重的時弊和改革倒退的憂慮、對普世價值的追求，還有拒絕遺忘，追尋和揭示歷史真相的努力。這些在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別強烈，同時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體以外的報紙、雜誌以及論壇，如雨後春筍，此起彼落，前仆後繼，承載了當代優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網路對衝破禁錮、活躍思想的作用，構成一道閃閃發光的文化風景線。
但是毋庸諱言，多數青年學子的家國情懷日趨淡薄。其原因是現在個人命運不一定與民族國家緊密聯繫，可以「用腳投票」，而且出路與才能成正比。合則留，不合則去。人才國際流動是大勢所趨，無可非議。同時，正義感與理想也為現實的功利所淹沒。如果說，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為威武所屈，那麼現在有話語權的上層精英多為富貴(名利)所淫，而多數尚未站穩腳跟，忙於為稻粱謀者，則可以說是為貧賤所移。多數人並非良知全泯，但感到無力和無奈，而抗拒則立即失去很多，於是選擇與種種明知非正義的「潛規則」或「明規則」妥協。自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的留學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圖回國進行啟蒙，改變黑暗、落後的現狀；今之留學生則是主要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選擇回國來發展，大多不是改造社會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為維護現狀的吹鼓手。士林已無共識，即使有，也各人自掃門前雪，形不成道義的壓力。少數有所堅守，進行了抗爭的，受到迫害時往往孤立無援。有識者所憂慮的社會危機都是長遠之事，至少目前還能在歌舞昇平中苟安於一時，何苦自尋煩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