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中對地主和富農的批鬥大會。（網路圖片）
《山西曆代紀事本末》「老區土地改革運動」篇稱，「據1948年6月22日統計，興縣8個區域290個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農382人，中農345人，貧雇農40人；自殺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農285人，中農310人，貧雇農11人；被鬥爭掃地出門後凍餓而死的63人。光山西的一個縣就這樣，整個解放區又打死餓死自殺了多少地主富農，也就可想而知了。
本來是讓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土改運動，為什麼要弄得如此血腥恐怖呢？難道不把地主富農斗死，就不能取得土改的勝利？要想明白這個問題，就要先搞清楚當年共產黨搞土改時的指導思想。其實，這種指導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
中共依靠流氓無賴濫用暴力手段
早在那個時候，毛澤東就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通過暴力的群眾運動是當年毛澤東發動農民起來革命的一個好辦法。後來毛在共產黨內獲得了主導地位，就積極地推廣在湖南農村掀起的這種暴力的流血的農民運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毛澤東個人對後來土改運動的發展有非常大的影響。有評論家認為，「毛通過這種發動群眾，奪回土地的辦法，主要是為了把農民吸引過來，武裝起來，讓農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對立起來。農民走投無路，只能夠就跟著他走。這種分土地的方式也讓農民最初有一種感恩的感覺，然後覺得黨是‘打土豪、分田地’，為窮人說話，為農民辦事的。另外，毛也親自指示說：‘每到一處，先必製造恐懼，以鞏固基層政權。’所以他這個製造恐懼是有目的的，是為了鞏固基層政權，讓基層老百姓在恐懼和緊張之中不得不跟新政權站在一起。任何人站在對立面，他就可能會成為鎮壓和專政的對象。所以他通過殺地主，通過奪取土地，既製造血腥和高壓，又鞏固和建立自己的基層組織。
而在農村裡能採取暴力血腥手段的人，就只能是那些流氓無賴了，於是這些人就成了共產黨開展土改時依賴的主要力量。劉少奇在談到農民運動的時候，就曾說對人這樣過：「你這裡說的流氓，是一種勇敢分子。農民運動在開始的時候，正派農民不敢參加，你不能把他們拒絕在農會之外。他們的流氓習氣是可以在運動中改造好的。實在改造不好的，等農民運動起來時再淘汰他們也不遲。你不要先把他攔在外頭呀！」可以說，劉少奇發動農民運動的這種思想，是當時共產黨開展農村工作的主導思想，後來土改中出現的問題，從這裡就可以找到某些答案。
1947年9月24日，劉少奇主持的全國土地會議剛剛結束，晉綏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就根據會議精神，發表《告農民書》，其中寫道：
地主階級必須徹底打垮。……混進共產黨內的地主，混進新政權內的地主，混進八路軍的地主……不管他是甚麼樣人，……大家要拿去鬥，就可以拿去鬥。所有地主階級，必須在政治上，把他們的威風打垮，做到徹底消滅他們的封建壓迫，在經濟上，把他們剝削去的土地、糧耕牛、農具，以及其他一切財產，全部拿出來，做到徹底消滅他們的封建剝削。地主階級當中，罪大惡極的反動地主，不管他是甚麼樣人，大家要怎樣懲辦，就可以怎樣懲辦。」
「雇農、貧農，是實行徹底平分土地最堅決的分子。……雇農、貧農當中，有些人雖然有些小毛病，不能給他們戴上二流子、傻瓜、懶漢的帽子。舊社會看不起窮人的觀念應當取消。」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土改工作組進駐一個地方之後，就會訪貧問苦、扎根串連，一些二流子被紮成「根子」，很快被當作貧雇農中的骨幹和依靠對象加以重用，有的還當了貧農團幹部。如果群眾對這種人不滿意，工作組就會教訓群眾說：「你們怎麼能不懂得貧雇農的窮苦呢？正因為貧窮，所以他才去偷人。不能因為有這樣那樣的毛病就模糊階級界限。」1947年，一輩子造福鄉里、毀家紓難支援八路軍抗日，並在延安受到毛主席接見過、讚揚過的紅色士紳牛友蘭老人，竟然在晉綏邊區的土改中成為鬥爭的對象，而且還受到了被兒子用鐵絲穿過鼻子遊街示眾的折磨、侮辱和摧殘，最後被逼絕食而死。無賴流氓成為土改鬥爭的急先鋒，土改中出現恐怖血腥慘無人道的事情就不足為奇了。
土改的目的是消滅地主階級
如果說當年在解放區發動農民進行這種血腥恐怖的土改，是為了支持共產黨盡快取得全國範圍的政權的話，那麼，在共產黨已經取得天下的1949年之後，就沒必要這樣做了，通過國家層面的立法和執法，完全可以達到土改「均貧富」的目的。在1950年6月召開的中國政協第一屆大會二次全體會議上，與會代表討論了《土地改革法》。許多「民主人士」主張：「只要政府頒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發動群眾鬥爭。」但是毛澤東堅決反對把土地恩賜給農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張組織農民通過與地主階級進行面對面的鬥爭奪回土地。前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的序言中說：「黨反對不發動群眾，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賜’給農民的‘和平土改’。」
本來通過和平手段也可以達到分田地、「均貧富」的目的，但是毛澤東卻棄而不用，這說明毛澤東還希望藉助土改達到另外的目的。
1956年9月，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在中共八大做政治報告時解釋說：「我們黨沒有採取單純依靠行政命令、‘恩賜'農民土地的辦法去進行土地改革。……用徹底發動農民群眾的群眾路線的方法，充分地啟發農民特別是貧農的階級覺悟，經過農民自己的鬥爭，完成了這一任務。……由於我們採取了這樣的方法，廣大的農民就站立起來，組織起來，緊緊地跟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鄉村的政權和武裝。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經濟上消滅了地主階級和大大地削弱了富農，也在政治上徹底地打倒了地主階級和孤立了富農。」
從劉少奇的這段話裡可以發現，土改的成就並不是分田地和均貧富，而是要農民跟黨走和打擊地主富農。正如一位當年在四川參加過土改運動的土改隊員引述當年上級官員的話說：「土改是一場階級鬥爭。」當年參加過土改的前《人民日報》總編室主任喻權域解釋說：「‘和平土改’會帶來很大的後遺症——人們把土地改革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恩賜’、‘救濟’，打不掉幾千年形成的地主階級的威風，農民不能真正地翻身站起來，成為農村的主人和國家的主人。幾年、十幾年後，地主階級又會騎在農民頭上，控制農村。因為地主們的文化水平高於農民，還有境外、國外的反動勢力支持他們。」
從現在看來，這種解釋是非常勉強的，消滅了地主階級，農民就會一勞永逸地控制農村嗎？但在當時，喻權域的話至少道出了一個事實，就是偉大領袖擔心農民輕輕鬆松地拿到土地，就不會仇恨地主，也不會積極地控制農村。
既然把土改當成了階級鬥爭來搞，那麼階級鬥爭的殘酷就會在土改在表現出來。喻權域回憶說：「召開訴苦會、批鬥會。我們這些土改工作隊幹部坐鎮會場，起兩個作用：一是為農民撐腰壯膽，二是維持會場秩序。農民訴苦訴到憤激處，打地主一兩巴掌或一兩拳頭，我們坐視不管。當農民義憤填膺，蜂擁而上，拿起鋤頭、扁擔或端起板凳要砸向地主，可能把地主打殘打死時，我們這些土改工作隊幹部立即衝上去，奪下農民手中的鋤頭、扁擔、板凳，並用自己的身軀把地主圍起來。……我們當年的做法是正確的，既支持了農民的正義鬥爭，又發揚了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不使地主被打殘、打死。」
在土改運動中被活埋的地主富農。（網路圖片）
我們可以從喻權域的這番話讀出一種可怕的恐怖：土改幹部這是在暗示、誘導、鼓勵農民打人，而一些中央幹部如康生坐鎮的情況下，還有預先安排和逼迫打人的情況。
各種調查顯示，當年土改工作隊的幹部普遍存在鼓勵農民打人的情況。土改隊幹部親自上陣打人的情況也並不少見。更嚴重的是，土改時有大量的人員死亡。前新華社社長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內部參考》中報導說，河南土改運動中一個多月即發生逼死人命案件40餘起。蘭封縣瓜營區在20天裡逼死7個人。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古大存在東江地區調查以後報告說，亂打亂吊發展得很普遍，自殺現象很嚴重，追挖底財顯得混亂。幹部有「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個雇貧農，就不要緊」的思想。
當然，黨的幹部也有不用這種血腥做法的。比如，當時的中南局華南分局書記葉劍英和副書記方方在領導土改運動時，就採取了比較溫和的政策和做法。結果，廣東土改受到毛澤東的批評。1951年11月，毛批評廣東土改進展太慢，像「烏龜」。毛將陶鑄調到廣東，主管土改工作，並且調集大批幹部南下廣東參加土改工作。1952年2月，毛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當面批評方方犯了「土改右傾」的錯誤。他說，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陶鑄則提出廣東「要大張旗鼓，雷厲風行，要數目字」。廣東土改的形勢隨後發生重大變化，濫殺無辜情況嚴重，每個鄉要定出殺地主的指標計畫。前廣東省副省長楊立在《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一書中透露，1953年春季，廣東省西部地區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殺。當時廣東省流行的口號是：「村村流血，戶戶鬥爭。」據估計，殺人達幾十萬。而這些被殺的人，沒有一個屬於「罪大惡極，不殺不能平民憤」的人。
更可怕的是，在土改中殺地主幾乎就是按比例，按名額來完成任務，完全不問青紅皂白。據有關專家保守估計，當年的土改殺死了200萬「地主分子」。一位美國學者甚至估計有多達450萬人在土改中死亡。
更可悲的是，農民享有土改的豐碩成果並沒有多長時間，沒過幾年，「農民在土改中分得的田地，又被毛澤東以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名義要了回去，時至今日，農民仍然沒有取得土地的所有權，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大陸的土地革命並沒有完成，這是造成今日中國大陸「三農」問題的根本原因之一。」（原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教授語）
誠哉斯言！我只有為中國大陸的農民衝天一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