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謙畫像。（網路圖片）
為官治政 克己奉公
于謙( 1398—1457 ) ,字廷益,浙江錢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祖先原是河南人,從金、元以來世代為朝廷大官。高祖於夔當過元朝的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祖於九思最後當了杭州路總管並死於杭州;祖父於文在明朝任兵部主事。只有其父於彥昭,職位低微,幾近隱逸。
于謙出生於洪武三十一年( 1398年) ,此時是明朝開國之初,政治上比較穩定。于謙小時聰慧機靈,為鄉里稱道。七歲那年,一位僧人蘭古春遇到他,主動地為他相面,說道:「此兒長得出奇,將來一定是個救時宰相。」加上他平時就為鄉里人稱道,因而,人們都戲稱他為「救時宰相」。于謙16歲入府學為諸生。有位按察僉事視學很嚴歷 ,大家都討厭他,一次眾學子正和他吵鬧之際,僉事大人不慎掉到了學宮邊的池塘裡。在場的諸生很害怕,一個個都跑了,于謙上前把他拽上來。但萬萬沒有想到,僉事老眼昏花,腦子也糊塗,他感到有失師道尊嚴,可又無處發泄,因此就想歸罪于謙,以出心中的悶氣。于謙一看這位主事抓住他不放,非誣他不可,就平心靜氣地對他說:「跟先生吵鬧的人早就走開了,沒有和先生吵鬧的人才敢留下來,這是很明白的道理。現在先生不怪罪於吵鬧的人是可以的,但反過來要加罪於搭救先生的人,這是為什麼呢?」按察僉事一聽這些話,就不好意思再往下追究了。
此事一傳十,十傳百,于謙因此更加出名了。
于謙在23歲時考中了進士。當時考取進士有嚴格限制,大多數人考到老也沒能考上,23歲能考中屬於科舉中的佼佼者。尤其重要的是于謙從小的時候起,就通過讀書學習建立了他的志向:要做個剛直不阿、廉潔奉公的人物。
于謙踏上仕途之初,先是做多年地方官。在地方官任上他銳意興革,為老百姓做了好多事情,政績斐然,一時為人稱道。宣德時期,他升為江西道監察御史。于謙善談吐,聲音洪亮。每次進奏時,宣宗都傾耳靜聽。那時顧佐為都御史,為人威嚴,以屬下要求極為嚴格。他上任以後罷免20多名不稱職的御史,但獨獨對于謙卻另眼看待,認為于謙的才能比自己強。宣宗時發生一起藩王叛亂的事件。叛亂的頭目是明成祖朱棣的兒子漢王朱高煦,此人狡詐多變,早就想取代他的哥哥仁宗為皇帝。原先他封在雲南,但嫌遠在萬里不去;改封山東青州,還是託故不想去,後來犯罪,強行讓他居於山東樂安。他在地方上繼續與朝廷對立,宣德元年( 1433 )八月終於起兵造反。宣宗親自率兵前往鎮壓,于謙隨駕前往。浩浩蕩蕩的大軍進至山東,包圍了樂安城,漢王朱高煦計無所施,只得出城投降。宣宗當場命于謙宣布朱高煦所犯的罪行。于謙張口而成,滔滔不絕地數說了這位藩王犯下了各種不可饒恕的大罪,義正詞嚴,聲色俱厲,無可辯駁。囂張一時的朱高煦聽了之後,俯首服罪,渾身發抖,只得說:「臣罪該萬死,萬歲!」宣宗對于謙的表現十分滿意,事後賞賜他鈔幣。
于謙在出使巡查江西時,辦理刑獄,為數百人平反冤案。對為害市場正常購銷的官商欺行霸市行為,于謙都予以嚴厲打擊。在官河上,有些人夾帶私鹽販賣,從中牟取暴利。于謙帶領一幫人一一核察,堅決取締。他不管遇到什麼樣的權貴,決不迴避和屈服,敢於和他們面對面鬥爭。時間長了,于謙越發得到朝廷信任。後來議論增補兵部右侍郎,負責管理各鎮糧稅兼訓練士卒,撫安百姓,宣宗親自寫上于謙的名字交給吏部。吏部根據皇帝的提名,破格提拔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這年,他僅33歲。皇帝的信任使于謙感激涕零,更加兢兢業業為朝廷出力,他更加勤奮努力,日夜想把地方治好。在任上,他帶著少許的人馬,走遍管轄的地方,訪問當地的父老,瞭解當時需要改革的各項事情,他把存在的問題和解決的辦法,一一上報給朝廷。在這一任上近20年,他前後興革的業績有以下幾方面:
一、實行糴米制度。這是根據年成的豐歉而制定的。
豐年多出官錢,買老百姓的糧食儲存起來;歉年再把倉裡存的糧食減價賣給老百姓,尤其是遇到了水旱災情,老百姓不用由於沒糧食吃而流離失所。
二、召集流民墾種。當時經常有陝西和山東的飢民從東西兩面向河南流動,多至20餘萬。于謙下令,飢民所到之處,地方負責給田土,配給農具和種子,按照田土收成的多寡責令納稅。這項措施即使飢民得以安生,又使社會生產有所發展,意義頗大。
三、維修黃河。河南靠近黃河之地,時常遭受河決之害。于謙提出厚筑堤壩,加強防訊。並在堤壩上多植榆樹和柳樹,加固堤壩;五里設一亭,亭有亭長和小卒,讓他們時時負責修補。
四、官道種樹。以樹蔭來遮蔽走路的人,免去風吹日晒;官道上每隔一定距離鑿井以井水來解決走路的人口渴的艱難。這就是史書上說的「種樹鑿井,榆柳夾路,道無渴者」。
于謙對治理地方政事、民事非常精通,他能夠時時發現問題,提出辦法,而且重點放在整頓紀綱上。那時,朝政大權掌握在老成持重的「三楊」手裡。他們都很器重于謙,凡有所奏請,朝至夕下,一一報可。這使于謙得遂其志,威名遠播。一次他帶領少數人馬從太原過太行山,半路遇上強盜,他厲聲呵斥,把那些人都嚇跑了,強盜們說:「不知是於大人至此!」于謙潔身自好。他每次入京議事,兩手空空,不帶任何禮物。有人提醒他說:「即使不帶金錢,也應拿些土特產品,以便交通上下。」于謙舉起兩袖,笑著說:「吾惟有兩袖清風而已。」
英宗正統末年,「三楊」相繼老死,皇帝年幼無知,宦官王振專權,氣焰囂張,于謙遇到了麻煩。由於他不肯向太監王振卑躬屈節,引起王振的憤恨,早想尋找時機給于謙一個下馬威。恰好這時于謙入朝為兵部侍郎時,推薦參政孫原貞、王來代替自己的職務,通政使李錫因受王振唆使,無中生有的彈劾他,說他因久不升遷心生不滿,擅自舉人自代,無人臣之禮,應下法司論斬。因為這莫須有的罪名,于謙被關押了三個月。這事引起朝臣公憤,河南士民也紛紛請願,王振最後也覺得這個案子實在站不住腳,也就藉口說:「我曾看見一位御史,名字也叫于謙,專橫得很,想要治他一下,現在的于謙不是那一個。」于謙於是獲釋,但由原來的兵部右侍郎、食二品俸,降為四品的大理寺少卿。于謙剛一出獄,山西、河南吏民上千人,跑到皇宮門外跪地上書,要求留任于謙,連周王、晉王也為他說好話。於是于謙以「少卿」的名義,再次為兩地巡撫。至正統十三年,于謙才又以兵部左侍郎的頭銜,被召回朝廷。當時正是明王朝多事之秋,于謙與兵部尚書配合,力挽狂瀾 ,為保持國家的強盛和社會的安定,不屈不撓地努力著。但由於大宦官王振的專權擅政,從中阻撓于謙設辦法盡展其雄才。
臨危奉命 死保京師
于謙調任兵部左侍郎一年以後,蒙古瓦剌部大舉進犯。蒙古的瓦剌部首領也先統一了蒙古各部,這時的蒙古瓦剌部統治著西起阿爾泰山,東到遼河,北至貝加爾湖,南抵與明朝接壤的廣大地區。野心勃勃的蒙古汗王一心想再建一個大元,正統十四年(1449) ,也先派2000人,詐稱3000人到明王朝貢馬,宦官王振嫌他以少冒多(因要按人頭賞賜)減其馬價,也先本來就要入犯,這便有了藉口。七月十一日,也先入侵明境,主力攻大同,明兵戰守失利,不久塞外城堡皆失,最大的要塞大同頻頻告急。消息傳到京城,王振主張皇上親征。于謙和兵部尚書力主不可,但沒有被採納。十五日英宗下詔親征,十六日出發。
英宗親征,于謙奉命留下以侍郎理部事。出徵人馬在路上,學士曹鼐(nài)與都御史等商議要殺掉宦官王振,停止親征,但沒有成功。十九日至居庸關,兵部尚書請聖駕迴鑾(luán) ,王振不聽,將其罰跪,並下令大軍前進。
二十三日至宣府,諸臣又請留,王振大怒,命一批大臣跪於帳外的草中。人人危懼,不敢再提阻止進兵的話。八月初一至大同,王振還想北行,恰巧遇上前線敗報傳來,加難。罪魁禍首王振,也在這次事變中被亂兵所殺。
八月十七日,明軍大敗、皇帝被俘的消息傳到明廷,百官集於闕下,抱頭痛哭。皇太子只有兩歲,不能監國,命英宗之弟成王攝政。當時王振已死,人們仍恨不能吃他的肉,九卿科道官員紛紛要抄他的家,滅他的族。成王登臨午門,還沒有聽完奏章,王振爪牙錦衣衛指揮馬順假傳王振旨意,叱令眾退。有一給事中擒其首,憤怒斥責他「過去為虎作倀,今日至此,尚不知懼!」眾人一起爭著來撕打他,當場把他打死,接著又打死兩個小宦官,都是王振爪牙。然後將三人的屍首陳列到東安門,由此引起群眾喧嘩,朝班一片混亂。成王在此時不知如何是好,嚇得只想早早還宮。當此關鍵時刻,于謙挺身而出,扯著成王的衣襟安慰他說:「殿下不要動。」同時啟發他下令:打死馬順及二宦官者是因為眾人激於義憤,無罪;同時約眾官請示皇太后族誅王振並籍沒馬順等家。成王按照于謙說的做了,果然眾人皆大歡喜,朝廷上的混亂迅速平靜下來。在阻止成王回宮的撕扯中于謙袍袖都撕裂開了。事後走出左掖(yè)門,吏部尚書王直是位忠厚老臣,他拉著于謙的手深情地說:「朝廷正需要您這樣的人才!今天如果不是有你在,雖有上百個王直,也無能為力!」不久,朝廷以太后之命命于謙任兵部尚書。于謙就要完全承擔起保衛北京的戰鬥來了。
面對著英宗被俘,也先大軍壓境的緊張局勢,成王命群臣議戰守。侍講徐有貞大聲說:「察看星象、歷數,天命已定,只有南遷可以解難。」禮部尚書胡熒反對說:「永樂帝定陵寢於此,示子孫不拔之計也。」于謙當時還是兵部侍郎,厲聲說:「宋朝南渡的教訓,前車可鑒,請速召勤王兵馬,誓死以守。」于謙的意見得到絕大多數文武百官贊同,堅決抗敵的主張遂定。
九月初六,成王即帝位,這就是景帝。作為兵部尚書的于謙,知道京師疲卒劣馬不滿十萬,軍資器械,十不存一。他覲見皇帝,流著眼淚提出,敵騎將長驅深入,而近來各營精銳,盡遣隨征。當今之計,應急速派官招募官舍余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讓這些軍隊全部隸於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令工部備足物料,內外局廠日夜趕製攻戰器具;征南京及河南備操軍、山東及陸畿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急赴京守備。
于謙一方面徵集兵馬、打造兵器,一方面加緊部署保衛北京的戰備工作。他以都督孫鏜等領兵出城守護京師九門,列營操練,以振軍威。再選將分別出巡,不使敵人有機可乘。又把城外居民遷於城內,隨地安插,以免被敵人掠去。
當打算焚通州壩上倉糧,以絕寇資時,于謙聽了應天巡撫周忱的建議,改為令在官者取之作為月糧,一舉兩得,諸廠所有飼草,亦聽軍隊取之,余則焚之,毋以飽虜馬。
「土木之變」,也先俘獲明英宗,大喜過望,認為這是一塊大肥肉,利用它可以要挾明朝。也先帶英宗到宣府,傳令開門,守城官兵堅決不納,也先知道不可動,才退去。又挾持到大同,守將郭登仍不納。也先說,給財貨即放歸英宗。但當大同拿去黃金二萬並其他貨物後,也先卻食言。也先把英宗帶到塞外。九月初一,又藉口送回英宗,索取黃金百兩、白銀二百兩、彩帛二百匹。于謙為打破也先的要挾,從國家全局著想,便擁護成王即帝位,而遙尊英宗為太上皇。十月,也先急不可耐,以送回英宗為名,大舉入侵。兵至大同,郭登不納,派人對他說:「我們國家已有皇帝了。」也先無計可施,又知有防,不敢強攻。郭登用蠟書把情況報上明廷,京師即刻戒嚴。于謙奉命提督諸營,將士皆受節制,都指揮以下不聽命者,先斬後奏。面對來勢洶洶的蒙古精騎,京師守城指揮石亨認為不應出城迎敵,盡閉九門。于謙反對說:「敵人如此囂張,我們示弱,是助長了他們的氣焰,使他們更加囂張!」於是把現有的22萬兵列陣九門外,自己身先士卒,身披甲冑(zhòu) ,與石亨等列陣於德勝門,其餘將領,各列陣於安定、東直、朝陽、西直、阜城、正陽、崇文,宣武等門都受節制。各城門全部關閉,以置之死地堅定士卒的決心。于謙下令:臨陣,將領不顧軍先後退的,斬其將領;軍不顧將領先退的,後隊斬前隊。將士這時都知道這是置諸死地而後生的策略,所以人人誓死保衛北京。
也先領兵自大同至陽和,進陷白羊口,兩天之內再陷紫荊關。十月十一日也先兵迫都城,列陣西直門外,置英宗於德勝門外。當天,明軍在彰義門北打敗了入侵之敵。
也先仍想利用英宗,強使明朝議和,並指名要起決定作用的于謙等大臣出面。于謙的回答是:「今日只知道有軍旅,不知道其他!」也先見迫和不成,便加緊在京城周圍搶掠。
在攻城上, 22萬明軍嚴陣以待 ,也先不敢輕舉妄動。在德勝門,也先用騎試探,于謙設伏誘敵,待敵人萬騎來攻,伏兵齊發,打得敵人大敗;轉攻西直門,都督孫鏜俘敵前鋒數人,但敵人進一步包圍,他險些不支,得到給事中程信從西城上發箭炮相助,石亨也分兵來戰,局勢才為之一變,敵人後退;至彰義門,副總兵武興奮起還擊,但武興也中流矢死;至土城,居民登到房頂上呼號,用磚瓦塊爭相擊敵,聲動天地,加上都督毛福壽、高禮率援兵至,敵人敗走。原先,也先以為北京城垂手可得,至此他的幻想才化為泡影。相持五天,迫和不成,攻戰不利,蒙軍另一路人馬攻居庸關也戰敗。也先只得帶著英宗狼狽撤軍。于謙探知英宗已移遠處,令石亨夜裡舉火,發大炮攻敵營,擊斃萬餘騎。敵人自良鄉而西,所過州縣,大肆焚掠。于謙又命楊洪部以所部二萬兵追擊殘餘的敵人。至此京城危險形勢得以緩解,于謙在保衛北京的戰鬥中立下了汗馬功勞。有人讚揚他的功勞,他卻謙虛地說:「四郊埋了那麼多的死者,僅得不結城下之盟,有什麼功可言。」
皇位之爭 殃及忠臣
于謙為鞏固已有成果,進一步禦敵於國門之外,求得國家的長治久安,在保衛北京之戰以後,又做了許多工作。如堅持派得力戰將羅通、楊洪等駐守居庸、宣府等要害之地。在大同、宣府、山西及昌平、臨清等鎮,都重新軍事部署,景泰元年三月,因為畿(īj)輔諸州縣兵力單弱 ,奏遣都指揮陳旺、石端、王信等分屯涿鹿、真定、保定、易州等地方,全部由楊俊統帥,這些地方後來都成了拱衛京師的重鎮。明成祖以來的五軍營、三千營和神機營,即所謂京師三大營,此時此地就形勢要求已不能適應,于謙把他們改成團營,從其中選馬步驍悍者15萬,分為10營,每營各以都督率領。五千人為一小營,以都指揮率領,團操以備警急。原來在近畿安置的許多「俘虜」,有些與也先裡應外合,于謙建議朝廷派他們往西南地區,這樣一來就消除了隱患。
景泰元年(1450)正月,也先因英宗撈不到好處,加上蒙古族內部這時發生內訌,想與明朝緩和關係,因此來信要求明廷派大臣迎接英宗還朝。廷議提出派遣使臣北上,景帝說必須找個認識太上皇的人去。群臣知道景帝對此事並不積極,這件事就拖下來了。大同參將許貴急著與也先議和,于謙駁斥說:「不是我們不和,而是敵寇無誠意,何況也先是不共戴天之仇,根本不可和。貴為介冑之臣,而急於和成顯示怯懦,依法當誅。」于謙是景帝最為器重的,他這麼一說,邊將人人堅持戰守。七月,也先又派五人代表團到京師請和,吏部尚書王直等提出可與也先議和,把太上皇迎歸回來,以免再起戰端。景帝很不願聽 ,說:「我並非貪大位,是你們樹立的,現在又這樣議論,到底為什麼?」無人能答對。于謙這時從容不迫地說:「大位已定,誰敢胡說?對來使的求和,作為緩兵之計,戰備不能放鬆。」景帝稍釋慮說:「聽你的,聽你的。」經過一番爭議,明廷才以禮部右侍郎李實為正使,大理寺少卿羅綺為副使,與來使同往。李實等走後,蒙古瓦剌部的脫脫不花可汗也派人來請和,明朝又遣右都御史楊善等前往。一年以後,明英宗隨楊善由也先營地回到了北京,安置於南宮居祝就迎接英宗回歸這件事,于謙實際上是起了很大作用。
英宗回來以後,明朝一時出現了兩個皇帝,朝廷上不能不產生混亂。禮部尚書等提出,景泰二年正月初一讓百官朝太上皇,景帝不許。這種尷尬的局面,使于謙受到強大壓力。他擁戴景帝,但景帝廢英宗之子,立自己的兒子為皇太子,這使于謙感到突然。景帝之子立為皇太子一年半便死去,此後再也無子。于謙提出立英宗之子為皇太子,此人就是後來的憲宗,但是景帝不願。景帝認為自己春秋鼎盛,今後不愁無子,一拖再拖。石亨等人認為與其立英宗之子,不如直接請太上皇復位,可以從中邀取功賞。石亨原是于謙從獄中將其放出,並在以後提升其為大將。但由於在推薦于謙兒子任官等問題上受了于謙斥責,從此懷恨在心,至此,一場以石亨為首擁立英宗復辟的政變便在暗中開始行動了。
景泰八年剛到正月,景帝便一病不起,這一天他召石亨到病榻前,囑其代行郊祀事。石亨見皇帝病情嚴重,預料將有事情發生,出來後立即與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商議迎接英宗復辟。他們一起去找太常卿許彬。許彬以年老推辭,但建議與徐有貞商量。徐有貞由於主張南遷被于謙指斥後聲譽掃地,對于謙一直心懷不滿。正月十四日,這些人在徐有貞家聚會。徐有貞煽(shān)動說:「太上皇帝出征,為的是國家。何況天下尚未離心,現在的皇帝置之不理,紛紛另求他人繼大位,實在令人莫解。如公等所說,南宮亦知道了嗎?」石亨等說:「一天前已經秘密報告了。」又說:「必須得到來自太上皇方面的贊同。」十六日晚這班人再次聚會,徐有貞當場提出:「事在今夜,不可失。」正在此時,得報邊境有警,徐有貞說:「一定要利用這個機會,派兵進入皇宮。」石亨、張軌表示贊同。儘管如此,徐有貞還是心懷恐懼,與家人告別說:「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門戶之禍。歸,人;不歸,為鬼。」接著,與石亨等約會贊同政變的數員文武大官並太監曹吉祥等,收各門鑰匙。天亮之前,打開長安門,放進一千多士兵。
宮內衛士當時看到士兵進來不知所措,後聽石亨是加強宮中守衛,也就沒留意,進去之後,徐有貞又把門鎖上,隔絕宮內外的往來,以免遭到內外夾攻。此時,石亨等也還是怕政變破產。徐有貞對他壯膽說,「事已至此,切勿退縮。」他領這幫人去南宮,但幽禁英宗的南宮的鑰匙在景帝處,碰了個閉門羹,叩之又不應。這時又聽遠遠傳來開門聲,情勢更加緊張。徐有貞感到事機緊迫不宜遲,成敗在此一舉,於是下令把大木懸起來,用數十人舉著撞門,又命令勇士逾牆而入,裡外聯合,終於把宮門打開。石亨等人見英宗,徐有貞僅說了一句「請陛下登位」。即親自動手連推帶拉,讓英宗登輦就走。月光之下,英宗問了他們的姓名。進皇宮後,大家把英宗推上了奉天殿。這班人又把御座從殿隅(yú)推到中央,並命馬上站班朝賀。英宗再次成為皇帝。
十七日清晨,百官照常入宮等候皇帝早朝,一進去,就聽到南城及殿上的呼號聲。眾官正在疑惑,這時徐有貞出來向他們宣布:「太上皇復辟了!」並命他們馬上站班朝賀,百官不勝驚駭,但也無可奈何,只得就班祝賀。這時病中的景帝聽到鐘鼓聲,非常驚訝,問左右:「于謙在哪兒 ?」當知道英宗已復位,連聲說:「好,好。」
第二天,復辟的人首先下令逮捕于謙以及擁護景帝的重要臣僚。政變的主謀徐有貞,從副都御史一躍以本官兼翰林院學士值內閣,主管機務,後又晉兵部尚書。徐有貞得勢以後,第一步就打算殺死于謙。原先議立英宗太子時,大學士王文曾主張迎立襄王世子。這時,徐有貞就指使言官彈劾王文立藩之的意見,並且捎帶誣蔑于謙。經過一番核查,沒有什麼證據。徐有貞仍不放過說:「雖無顯跡,也有那種意思。」王文忿怒非常,據理辯論。于謙冷笑說:「辯什麼?無用。他們是不管事實有無,必定讓我死!」但英宗對處死于謙一直猶疑,他對復辟的眾臣說:「于謙過去有過功勞。」徐有貞上前惡狠狠地說:「不殺于謙,今日的這場政變怎能夠說是師出有名?」英宗下定決心,把于謙及王文等皆斬於東市,妻子戍邊。
于謙擁立景帝,根據當時形勢定國安民,抵禦了異族入侵,這不但沒有錯,而且是非常正確的,是有功的。他為官清廉,死後僅留下書籍而已。于謙成為英宗復辟這場政變的犧牲品,這是一場冤案。事後西北有警,有人就說:「如果于謙在,何至於此。」憲宗時,為于謙恢復了名譽。萬曆時,謚忠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