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信訪局（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5年12月09日訊】七年來，於建嶸耿耿於懷的一件舊事，卻在第二個國家憲法日有了戲劇性實證。
2008年12月27日，這位社科院研究員應邀參加國家信訪局和中央黨校聯合召開的論壇，並作了「信訪責任追究制——績效和悖論」的演講。話音剛落，國家信訪局研究室主任張嚴提出嚴厲批評，而主持人也未給於答辯機會。
張嚴的批評涉及多個方面，第一條是質問於建嶸，「關於基層政府被逼到上級信訪部門來行賄進行銷號，有什麼證據？」
為此，於建嶸公布了一位縣政法委書記「在信訪穩定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責任單位負責上訪發生當時的銷號，要盡最到的努力減少進入登記量。信訪局負責每月通報前的溝通，壓縮每月通報量。「銷號只是經濟上的付出，不銷號就是政治前途上的損失。」
這顯然不足以回應張嚴的質疑和批評，直至張的上司、國家信訪局原副局長許傑現身說法。
2015年12月4日上午，國家憲法日這一天，許傑因受賄罪領刑13年，並處沒收個人財產13萬元。這個在公眾視線消失近兩年的京官，被法院認定受賄610餘萬，「為相關單位和個人在修改信訪數據、處理信訪事項等提供幫助」。
許傑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1955年出生，履歷單調，除了短暫的地方挂職，仕途幾乎全部效力於信訪體系。1989年，34歲的許傑成為國家信訪局前身——中辦國辦信訪局辦公主任，50歲的許傑升任國家信訪局副局長，七年後落馬之時在5位副局長中排名第一。
法院查明，許傑仕途的最後七年，在修改信訪數據、處理信訪事項等方面為他人提供幫助並受賄550餘萬元，佔到全部賄賂的九成以上。
中紀委此前的通報稱，許傑索取、收受巨額賄賂；對國家信訪局來訪接待司發生的系列案件負有主要領導責任；與他人通姦。
所謂領導責任的案件，其中之一是國家信訪局來訪接待司孫盈科案，對應許傑的那七年，孫盈科利用擔任接待二處、三處、五處副處長或處長期間，先後接受多個地方信訪部門的請託，通過登記後選擇「口頭勸訪」處理方式，「改變問題歸屬地」「集體訪改個人訪」等手段，減少當地信訪數量，先後受賄522.5萬元。
檢方出具的證據中，就有106名證人提供了證言，承認他們曾經請求孫盈科提供幫助，並塞錢。
除此，孫盈科還夥同在國家信訪局挂職鍛練的李斌，為邯鄲銷號100多次，李斌三年間收受邯鄲各級信訪部門好處226.8萬元，孫分得30萬元。
許傑系列案引起了國家信訪局地震，另一名副局長徐業安繼他落馬之後，在辦公室吊頸自殺身亡，終年59歲。這位湖北武漢人，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3月17日。
與計畫生育國策相似，信訪制度作為鼎器運行的組件系統，因與法治相悖，廣受詬病，廢黜之聲不絕。
對民眾而言，既有體制提供了三種救濟渠道，一是司法，二是信訪，三是新聞。當新聞與司法的獨立性喪失，信訪很大程序上削弱並替代了司法的職能，而這個本就是寄生的行政權僅是沒有希望的死循環。
「搞定就是穩定，擺平就是水平，沒事就是本事。」這個在官場流傳甚廣的段子，其實已經展示信訪銷號的內在邏輯。
現有行政體系中，存在著自上而下的增壓機制，銷號之所以能成為買賣，並形成一定規模的市場，自然是既有需求也有供給，而基層官員成了銷號市場最大的買方。這和網路刪帖市場沒有本質區別。
為了「沒事」，所以要「搞定」信訪官員，「擺平」上訪民眾。搞定了，擺平了，看似「穩定」了——儘管那只是「賬面穩定」，只存在於信訪登記冊上，而不穩定因素從未因銷號而消失，一直在積聚力量。
於建嶸曾提交一份信訪調查，他認為：「目前信訪制度存在著重大的制度性缺陷，並產生了十分嚴重的政治後果，因此必須進行徹底而系統的改革。」
這份報告主張，從行政、法律、政治三個層面考慮，對信訪制度進行穩妥而有步驟的改革。其中尤其提出，「在強化和程序化信訪制度作為公民政治參與渠道的同時，要把公民權利救濟方面功能從信訪制度分離出去，以確定司法救濟的權威性。」
其實，話不必繞得太遠，就像對待計生一樣，廢黜信訪，重振司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