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人的故事都很精彩（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5年12月21日訊】1995年夏天我出獄後，就把母親從山裡接到武漢來養老。那時一個剛坐過牢出來的人，只知道外面的世界發生了巨變，整個國家都進入商業狂潮時代。我也想著趕快註冊一家公司，趕快掙錢養家。於是在朋友的幫助下，借了2萬塊錢註冊了一個小公司。
在我還不瞭解這個社會的時候，開始做了第一本書。我的老師易中天為了幫助我，好心好意地把他已經簽給上海文藝出版社的一本書，抽出來說你拿出去做吧，應該能掙錢，你要掙了錢就給我一點稿費，你要賠了就算了。
結果因為我的本錢太少，在海南出版社買了一個書號，又找到一個很爛的印刷廠來印這本書。等到我去印廠看這批書的時候，簡直氣壞了——沒有一本書是一模一樣的，一摞書中封面顏色從深到淺，全是殘書。但是已經交了定金，不要這些書損失就更大，我只好把這些殘書拿來到廣州去參加書會，這些比盜版還爛的書，根本就沒有人訂，公司很快倒閉。其間母親也自殺了，武漢，就這樣成為我窮困潦倒、走投無路的一個傷心之地。
就在我心中最困苦的時候，在北京任職的武大師兄、也是中國著名的作家王梓夫，他勸告我：「你要離開武漢，你在武漢沒辦法活了。武漢一大幫兄弟每天來看你，還天天要喝酒，這樣下去你的整個生活都被毀掉了。你要想重新站起來，就必須離開武漢。」他說：「你到北京來」。他甚至給了我一個美好的夢：「你到北京來，我給你介紹一個女朋友，讓你來了就有家，然後她也會幫你找工作。」
我當時是想要換一個城市，但是並沒有像他設想得這麼好。他確實給我介紹了一個女朋友，那個女朋友跟我同姓，我們彼此也不瞭解，我與這個時代隔絕已經很久，這位女子在北京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我也不瞭解。但是這位女性非常善良，她說你來北京吧，我一定會幫你找到一份工作。
於是，就像我的散文裡面寫到的這段歷史：我決定回山裡去，用母親留下的最後一點點錢，把外婆的墳敲開，把骨頭撿起來，因為沒法帶回家，就在殯儀館把骨頭燒成灰。那正是臘月27左右，我從殯儀館把父親寄存在那的骨灰取出來。帶著兩盒骨灰，回家。
《1980年代的愛情》裡面寫的那個細節也是真的：我拎著兩盒骨灰，碰到了我的那群老同學，他們又把我挽留下來兩天。我在臘月二十九，拎著兩盒骨灰，什麼行李都沒有。臘月二十九，機場裡全都是從外面回來過年的人，所有回來過年的人，拎著大包小包的年貨回家，都是外面成功的人士，才會坐飛機回山溝裡面。只有我過安檢的時候，兩個方方正正的盒子，外面用紙盒子套著。我被安檢的警察攔下，說你這兩盒是什麼？是骨灰嗎，他們覺得很奇怪，裡面是粉末狀的東西，所以專門拿了下來。我說確實是骨灰，他們打開一看是骨灰盒，這才讓我上的飛機。就在那一刻，他們看著我一臉悲傷，看著一個一無所有的人拎著兩盒骨灰上飛機，我從他們的眼神看到了連他們都心痛的感覺。我把母親的衣服燒了，買了兩塊墓地，就算是把整個上輩埋葬了。
我決定到北京來。
來北京之前，我心裏沒底，臨行之前我給王梓夫打電話，我說儘管你介紹的朋友說要給我一份工作，而且說已經幫我找到了，但是我畢竟對她不瞭解，見面也可能還會有另外的一些可能，所以你必須給我一個保證，我才會來。他問我什麼保證？
王梓夫是通州人，在通州有很高的地位，通州的區委書記、區長都跟他稱兄道弟。我說你必須在我走投無路的時候，保證我在通州能有個單位看門，我只需要做一個看門人就可以了。因為看門我有時間看書，看門的人有一個小房子可以住宿，那點工資足夠我吃喝了。對於我這樣一個人來說，只要有一個地方能安身、能讀書、能有飯吃就行了。我不認為這個生活是下賤的。王梓夫一聽哈哈大笑，說：「我跟你保證，絕對可以保證你在通州看門，你就來吧，不要再猶豫了」。我說你還得在我來之初，給我找一個小房子，因為不管這個女人多麼好，我不可能一去就搬到人家裡去住，這樣不妥。他說我已經幫你借了一個小房子了。
告別武漢，一大群朋友餞行之後，正月十二送我上火車站的是李斯和另外一個朋友，這正是中國的民工潮開始出門打工的時候。過完年要趕緊出去找活干，尤其是在九十年代，民工潮湧動的武漢火車站南站門口，民工們排著蛇一樣的隊伍，火車站廣場上直的隊伍已經排不下了，必須蜿蜒曲折的排隊，保安不斷地用腳踢著那些排得不整齊的民工，而民工身上都背著被子。
我沒有帶被子，我只帶了換洗衣服，結果另外一個朋友，給我提來一口鍋。他非要我帶到北京去，他充滿友情地說，你去了也要自己做飯吃，你也要買鍋，這是一口新鍋，有口鍋總是方便一些。站台上這個畫面定格在我的記憶中，我說：「我要背著這口鍋到北京的話，我一生都抬不起頭來了。古人說破釜沉舟，你要強行讓我帶這口鍋，我現在就把這口鍋在鐵軌上砸了。你的好意我非常感謝，但是你這口鍋一定要帶回去，我不相信我一生要背著鍋出門，我不信我在這個世界上找不到我的鍋，找不到我的碗」。我就帶著這樣一種心情上了火車。
正月十三早晨來到陌生的北京，此前我只來過一次。一下火車梓夫就把我帶到了朝內小街南拐棒胡同。他給我找的房子是大雜院裡的一個斜瓦的窄小偏房，只有3、4平方米。裡面只有一個單人床，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除此之外放不下別的東西，沒有暖氣也沒有取暖的煤火。
我曾經跟我的朋友們說的一句話，最好的哥們兒，男人之間的照顧都是粗心的，哪怕是你最鐵的哥們兒，你永遠不要相信你最鐵的哥們兒，是一個會像女人那樣照顧你的人。梓夫跟我大膽地保證過，你就不要帶被子來了，我都給你備好了。這天他請我吃完飯就走了，到了晚上我上床才發現，是一床夏天的被子，墊子也是夏天的，又沒有任何取暖設施，那是真正的冷啊！
我體會到北京冬天的寒冷，就是在北漂的第一個夜晚。凍的根本無法入睡，我只好起來把我所有的行李打開，像蓋瓦片一樣，大的衣服、小的衣服、短褲、襪子，一點點拼起來，然後再小心翼翼地鑽進去，勉強增加一點溫度。
身上有沒有錢呢？有，李斯給了我2000來塊錢，2000來塊錢買一床被子顯然是買得起，但是人除非到了落荒而逃的時候，你才知道你捨不得花這個錢，因為你接下來要找不到工作怎麼辦，在找工作的過程中，路費你是必須要花的，車錢你是必須要花的，吃飯必須要花，每天買速凍餃子，買方便麵你也要花的，你不願花錢去買一床被子，一床被子至少一兩百塊錢，那你只能忍受這種冷。
第二天我跟那個女士打電話，她說馬上出來請我吃飯，其實關於這個女人的故事是另外一個傳奇，因為事關別人的隱私，我不願意在這兒講，我要講出來也是一個驚天動地的新聞。事關中國很偉大的一些人，這個女人見了面也很坦誠，說我對你已經瞭解了，因為通過你的朋友；你對我一無所知，那我現在告訴你我是誰……一番故事講完，把我請在順風吃海鮮，我已經很多年沒有吃海鮮了，對我非常有禮有節，非常善良，吃的是最好的海鮮，不斷地給我夾菜，然後講她的故事，我一生很感激這個女人，這個女人也至今還是我的哥們兒。
她確實給我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她也確實介紹清楚了她自己，高知、高幹，還有家庭的，很好的職業等等。唯一不好的是，當我聽完之後，非常誠懇的跟她說，我感謝你，我們素昧平生，初次見面你便把你如此的隱私講給了我，這個世界沒有第二個人知道，只有我知道，我會為你一生保存這個秘密，但是這個工作我不能要了。而我們之間呢，梓夫這些人出於好心介紹我們做男女朋友，我也覺得我們適合做兄弟。對天發誓，這個女人聽到愣了，她沒想到我會做出這種選擇；因為對於一個走投無路的人來說，我其實是抱著來了就上班的心態來的，我自己一下把自己的後路斷了，這個女人非常震驚我會做出這樣的選擇，但是她同時也非常高看我了，她說我理解你的選擇。我出來就給梓夫打了一個電話，我說這個工作我不能要，我要了就壞了我的江湖規則，壞了我的為人處世。
突然一下，由有備而來的有工作，變成沒工作了，那時心理壓力是非常大的。於是就開始找工作了，開始看《北京晚報》報縫了。那個時候好像就有《精品購物指南》這一類的報紙，上面會有各種招聘信息，去應試了。其實很多這樣的招工廣告，他們要的要麼是簡單的勞務人員，要麼是技術人員，對於一個學中文的人來說，實際上是不太好求職的。那一年我34歲不到，33歲多，就這樣像沒頭蒼蠅一樣地找工作。因為我跟梓夫說了，只有在我最後的時候，你讓我到通州去看門，我眼前還沒到這一步，我還有2000來塊錢，我還想掙扎。
就在找工作找了一個月左右的時候，那會兒就是真正地擠公共汽車、坐地鐵，而且穿的很破爛，捨不得給自己換新衣服，穿的衣服是坐牢前、被捕前買的那些衣服，出來後因為家裡一直都是災難，沒有錢換好衣服；我記得，發生了一件至今想起來還令我辛酸的事。我坐在地鐵上面，有兩個北京的孩子，背著書包上學的孩子，看年紀大約是初中生，他們站在我的背後，我感覺到他們在我背上按了一個什麼東西，然後他們在那嘻嘻笑，兩個男生惡作劇地笑，我回頭看了一下他們，他們就裝作什麼事兒都沒有，我從小也是喜歡搞惡作劇的孩子，我當然知道他們搞了什麼小詭計。以我的暴烈，我完全可以揭穿他們，一人抽兩耳光，但是那會兒我想，（他們是）孩子，算了。我也不想當著他們面揭穿他們，等他們在我面前下車了，我把衣服脫下來，看到他們把口香糖貼在我的衣服上。我就是這樣一個外鄉人，一個窮困潦倒，破衣爛衫的人，是被這些孩子所歧視的。
到一個來月的時候，快要彈盡糧絕了。那一年，作家出版社出了一本書，叫《中國首富牟其中》，責任編輯人是作家出版社總編室主任候秀芬。候姐非常欣賞我，是老大姐，候姐說野夫你還沒找到工作，我來幫你介紹到南德集團去，我說好啊，於是候姐就跟南德集團人事部長寫了一封信，然後我就拿著這個介紹信，到了五棵松那邊的南德集團總部。那個時候南德集團在中國如日中天，剛到南德集團的第一個場面就把我震住了，樓下整整齊齊排列著，接近100輛一個顏色的桑塔納，那個時候桑塔納是很牛的豪車了，在就是在顯示集團的實力，全部配備清一色的桑塔納。
我進去找到人事部長，人事部長看到我這個介紹信很給面子，那個時候無數下海的人直奔南德集團而去，南德集團成立了一個專家考核小組，多數人的檔案看都不看，對值得留下的人，由專家小組進行統一考核、評估，跟我一起參加評估的另外還有兩個人，我們三個人進入候選，其中一個是中南海下海去的，就是從中南海辭職直奔南德集團。最後他們兩個留下沒有我記不得了，我留下來，給了我一個最後的鑑定報告。
這份鑑定報告我留了很多年，但是在後來頻繁的搬家、離家、回家的過程中找不到了，其實我很想找到這份報告，它也是我人生的一個重要檔案，那是當年中國最牛的一個民營企業，給我的一個專家小組的評估，其中最後一句話說，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秘書人才，建議做總裁秘書。就這樣我到了當年的中國首富牟其中身邊。
南德大廳貼著牟其中的名言：「只有想不到的，沒有做不到的」，這樣的名言給我們這樣一些外鄉人，也提供了我們的北京夢、中國夢。
牟其中的故鄉和我的故鄉一衣帶水，隔著長江，他是萬州人，我是恩施人，早在他還在萬州的時候，我就知道他，他是萬州的名人，他在文革期間就已經是萬州的名人，著名的反革命案首犯。這樣一個我少年時代、青年時代都仰慕的名人，現在我成了他的秘書，這種最初的驚艷和得意，我終於找到工作了，而且給我的待遇不低，而且是在如此牛的集團裡，我應該是認為人生找到了起點。
但是我很快發現，我伺候不了這個主子。牟其中是一個脾氣很大的人，他的成功也有他的這種決斷能力，脾氣很壞，他一生崇拜毛澤東，就連行為做派都願意模仿毛澤東，他雖然是坐反革命牢的人，但是毛澤東是他的精神領袖。我理解那一代人，無不是受毛的成功故事的鼓勵。他是否把毛當成一個宗教領袖我不敢這樣去想，但是至少很多人是把毛澤東當作成功學的範本。
老牟打天下的故事，也是非常精彩的。兩次坐牢之後來到北京，終於創下了這麼大的產業，那已經是兩次大刑之後，現在正在服他的第三次大刑。
再一個我覺得我不願意伺候一個脾氣很大的人，是因為我天生的那種不能被羞辱的性格，決定了不要說他訓斥我，讓我去為他開車門，要這樣去照顧他進出座位，我都覺得自己難堪，我覺得我一個上過兩次大學的人，無論我的教養，我的家世，我要去給他拎包，還去看他臉色，我內心在受傷。雖然他給了錢也應該提供這個服務，人家給了工資嘛，就是來買你這種服務的，我並不認為其他人做秘書有何不妥，我只是覺得我一個搞文學的人，我有點吃不消這個。
於是就在這個時候，武大校友會的一些當年就知道我，我的學弟們，他們知道我來到北京了，他們來看我，然後告訴我一個消息，說海南出版社在北京成立了一個編輯部，正在招編輯，而其中就有武大的校友，說我帶你去。
於是我就到了紫竹院那個海南出版社的編輯部，結果我這個兄弟帶著我去找到在海南出版社編輯部的另一個武大兄弟，這個人也有很多人知道，現在也是一個怪人，叫蘭峰，武大哲學系的。蘭峰見到我很高興，因為他和我同時都在武大讀過書，我不知道他，但他是知道我的，因為當時我在學校還比較小有名氣，見到我他很高興。
蘭峰說，我們正缺像你這樣的好編輯，一會兒老總回來請你吃飯，一定會把你留下，於是我就跟他很高興地等著他的老總，我不知道他的老總是誰，結果吃飯的時候他的老總回來了。我一看我認識，他的老總在我的廣州的一個兄弟手下打過工，我在那個兄弟家裡住的時候，他曾經來一起陪著打過牌。我說你是在這兒當老總了，我有一種他鄉遇故知的高興，結果他一看到我，說怎麼會是你來求職了，因為他當年的老闆在我面前都是要奉我為大哥的，我說這個很正常啊，我坐牢出來人落魄了嘛，現在就是來求職的，求你賞碗飯。然後他很客氣的把我帶到餐館請我吃飯，請我喝酒，我認為這個工作我就搞定了。但是吃飽喝足了，這位兄弟跟我說了這樣一番話，說野哥，你在我們心中是很牛的人，我們現在這個編輯部，是剛剛到北京來創業的，要用你這樣的用不起，廟小了，等我們發展兩年，大了再請你來，你看怎麼樣，我這樣的江湖人一聽就明白了，這哥們兒不想讓我在這兒干，容不下我。有時候想起林沖夜奔，投奔梁山之後的那種落魄，我是深深的知道那種人世間的寒涼的。
那人家客客氣氣的請你吃飯喝酒，你還能夠翻臉罵人一通不行，你只能笑呵呵地說沒關係，沒關係，而且我當時還甚至說了這麼幾句話，我說你不要這樣說，我現在只是一個走投無路的人，我只需要找一個能吃飯、能睡覺的地方就可以了，我說你不要像從前那樣高看我。他說那不行，不能委屈你。這樣江湖上的客套、虛與委蛇，足以讓你無話可說。於是我就走了。
但是中間那個武大的兄弟蘭峰不幹了，難受了。因為他認為，第一、他是奉命來招聘人才的；第二、他認為我是天然應該成為一個好編輯，這兒是天然缺我的，他先入為主地已經判斷了，他的老總一定會留下我，他給我了百倍的信心，他自己搭盡了面子，結果意外的發現，他的老總竟然不要我。他回去後就很生氣地直接越過這個老總，給真正的這個編輯部的頭叫蘇斌打了個電話。蘇斌人在海口，在出版界很有名的，蘭峰說，蘇斌你到處要求高人、求編輯，我找來了非常牛的一個編輯，但是這邊的老總竟然不要他。蘇斌是在武大拿過碩士文憑的，一聽蘭峰介紹的這個情況，就說你告訴他，第一，這個人必須留下；第二，你必須把這個人給我請回來。於是蘭峰就跑到南拐棒胡同，一次請我，我不去，二次請我，我不去，真是三顧茅廬。非常誠肯地說，這個真正的老闆是誰，人家一定要我請你過去的。這樣我才接受這個邀請，回到了那個紫竹院。
這裡的老總也不好意思直接在那裡跟我談條件，就派了手下一個人跟我談，試用期三個月，每個月800塊錢幹不幹；我問管不管住，說住可以管。因為他們是包的院子，有集體食堂，食堂有一個吃飯的場所，員工在那裡吃飯和晚上看電視，那就是一個客廳，他說你可以在客廳裡面支一張折疊床，我一想可以。只要能夠有住的地方，而且就在上班的地方，無非是早起把床收起來，不影響大家的公共生活，公共空間，800塊錢，住宿不要錢，吃飯有食堂，每個人每個月交兩百還是兩百五就可以一日兩餐在那吃，不做早餐，對我來說，我還能夠剩下五百塊錢左右，綽綽有餘，立馬就答應了，就這樣進入了編輯行業。
這時候真正是我彈盡糧絕的時候，身上2000塊錢花得只剩幾十塊錢的時候，我終於搬到了不需要打車，不需要坐車，又有飯吃的地方。
剛剛上班第7天還沒拿到工資，突然我一個多年的隱疾爆發了，疼得在紫竹院的草地上打滾。這個時候只有武大的兄弟蘭峰是我唯一熟人，其他人都是才認識的員工同事，我求蘭峰把我送到了海軍醫院。送去後，說必須馬上動手術，但那天是星期六，主刀大夫都回家了，其他的人就說，要等到第二天再動手術。我當時就在醫院說，如果今天不給我動手術，我馬上跳樓，因為那種疼痛是無法忍受的。最後他們把主刀醫生給我請回來了，當天就動的手術。
住院7天後出院，結賬要800多塊錢。我沒有這個錢，唯一的校友蘭峰幫我墊付了這個錢。出院回到編輯部繼續做工。這個總經理好歹也是曾經的熟人，現在我是他的部下，他也知道前一次不要我，對我有所得罪，他想找回這個面子，走過來跟我說，野夫你病了也沒去看你，但是你的醫藥費由公司全部給你報賬。我問他，其他員工也是這樣的嗎？他說不是，我說那對不起，我不要你報賬，我用我的工資逐月扣還，我借蘭峰的錢我還，不要你報賬，因為其他的員工並不是這樣的，我不想破這個例，我也不想欠這個人情。
一個月之後，就因為我的編輯水平提前轉正，兩個月以後我就是編輯部副主任了，三個月以後我就成了編輯部主任，六個月我成了這裡的副總經理，就跟這個總經理成了搭檔關係。一年半以後，因為我編的大量的好書、暢銷書，已經不斷有投資者拎著錢到紫竹院來找我，來挖角兒了。於是一年半之後我提出辭職，然後重新開始創業，就是跟人合夥。因為在這兒工資已經漲到頂了，除了工資以外你沒有別的，漲到頂的工資也只夠在北京租房子，當月基本花完；每個月存一點過年回家的錢，這對我來說沒有前途，跟人合夥的話，我幹得好我有30%的紅利可分，同時還有基本工資，於是我就出來跟人合夥成立了第一個圖書公司，第一次當上了總經理。
剛剛創業當圖書公司的總經理，那中間有萬千故事可講，這個只能容待以後再講了，這不是一時半會兒能講完的，我會在未來我的「北京十年北漂的故事」裡，我會以回憶錄的方式，以完全紀實的方式把它寫下來，我認為它除開是我的文學以外，就像高爾基的《我的大學》以外，在人間體會這種人世間的冷暖，還真有點勵志的作用，就是像我這樣一無所有的人在這裡，我真可以給萬千的普通大學生來北漂的人，我像一個勵志的人一樣，可以給他提供一些參考。
下面要說說我為什麼要來北漂，對我來說原因非常簡單，家破人亡，走投無路，恰好有同學在這兒發出了召喚，他給你最底線的保障，作為一個門房的保障，於是我來了。並不是因為我愛北京，那會兒當然也包含似乎存在著的女朋友的邀請來的。這些都是偶然因素。
來了沒有走是因為北京作為政治、文化、經濟的中心，第一，得承認，它容納了太多太多的外鄉人；第二是，它確實，像當年說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那樣，實際上這十幾年、二十年，北京成了中國冒險家的樂園。
1997年，我成了不法書商。書商就在一個灰色地帶生存著，我就是在這樣一個灰色地帶開始了我的創業。
十年書商，我為了這個國家出了太多的好書，很多出版社是社長、總編親自來求我跟他們合作，求我買他的書號，我買他們的書號，第一他放心，我的稿子質量好，要麼是正宗引進的國外版權，要麼是國內優秀的原創，他不擔心你的質量問題。而且我出的書能給出版社帶來榮譽，我出的一些書為很多出版社獲得了獎項，獲得了新聞出版總署的優秀圖書獎，各個省新聞局的優秀圖書獎、出版獎，一堆獎。
像我最早推出的《西方視野裡的中國形象》，那是中國人原來從未注意到的。最早來中國的傳教士中，很多人都寫了觀察中國的書，這些書以英文、法文、德文的方式，在這些傳教士的祖國100年前就出版過，而且多數都帶著圖片，但是這些書並沒有被翻譯到中國來。沒有人注意到還有這樣一個寶庫的存在，而這些書是真正地瞭解中國近代史最好的東西，因為它是以外來者的視角觀察的中國，它和我們中國近代史中的這些筆記、實錄又有區別。它是從一個客觀的立場，來觀察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這個制度、這個文明。而且那會兒只有他們有照相機，整個中國都沒有照相機，他們真實地記錄了大量的生活場景，我們想要看到清朝時候的北京是什麼樣子，人們的服裝什麼樣子，人們的表情什麼樣子，只有在這些鏡頭中才能找到，我把這一系列的書找出來翻譯出來，然後推出來，而且都是帶著圖片的，得到很多文史愛好者和讀書人的喜歡。
2006年，我決定結束在北京的婚姻生活，而且決定結束在北京的書商生活，決定離開這個城市。於是就把房子給了前妻，作為一種換取自由的條件，然後把自己的公司送給朋友，把應收的帳款100多萬全部撕掉不要了，把應付的帳款全部一一了結。
我的手機號，從1997年擁有第一部手機，到今天我依舊使用這個手機號，我不欠這個世界任何人一分錢。
我對自己一些做法有時都很有些佩服，在我已經處理完全部的固定資產，房子退了，執照公章這些都送朋友了，這個公司已經不存在了的時候，有一家印名片的小老闆打我的手機，告訴我，你們公司長期在我們這兒印名片，每個員工都要印名片，以前都是月結的方式。說現在你們還差我500多塊錢。
我這兒財務人員都已經遣散了，所有的賬都不存在了，我認為都已經乾淨了，處理完了。突然有人冒出來說，我們公司還差他500多塊錢，而且這個印名片的地方，不是我這個老闆所知道的，都是由辦公人員去做這些事情。我說沒關係，你告訴我你在什麼地方，我把錢給你送過去。我就是這樣干乾淨淨的去對待每一個人，就是我不要欠別人的。
這500多塊錢我完全可以不認賬，但是我想，在北京做名片是多麼小的生意，他可能做1萬張，幾萬張名片，才有500多塊錢的利潤，哪怕他拿不出什麼憑證，他只要有此一說，我都不應該讓這樣的北漂人沒有這份收入。
在北京我曾經的家望京，望京最早的那個小區叫望京新城，居住了大量像我一樣的北漂人，在這兒有高官、有巨賈，有各種各樣的人才，還有各種各樣的普通人，這些北漂人的故事都很精彩，都是我在人世間讀到的形形色色的美麗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