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紅兵59歲，北京博聖律師事務所律師。原名張鐵夫，1966年自己改名張紅兵。
張紅兵準備還要申訴。這幾年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希望母親的墓地能被認定為文物。他同時向社會公開了一段「血淋淋」的歷史，1970年，張紅兵的母親在家發表了一番言論,讓「根正苗紅」的張紅兵舉報為「反革命」。兩個月後母親被槍決。
張紅兵說許多年來一直內心痛苦。從2011年9月起他向安徽固鎮縣相關部門申請，希望認定母親的墓地為文物。不過沒成功。他說公開那段經歷，是希望人們討論、批評，也記住那段歷史的殘酷。
這名昔日的紅衛兵引起公眾關注，是他打了一系列官司。與此同時，他也向公眾撕開了自己「歷史的傷疤」。44年前，16歲的張紅兵寫了封檢舉信，與紅衛兵胸章一起，塞進了軍代表的門縫。他檢舉的是自己的母親方忠謀。
根據當年的歷史材料、後來的法院文件以及當地縣誌記載，1970年2月，方忠謀在家中發表了支持劉少奇、批評毛澤東的言論，她被自己的丈夫張月升和長子張紅兵舉報。
張紅兵的舅舅，今年66歲的方梅開8月5日回憶，父子倆與自己的姐姐起爭執的那個晚上，他和張紅兵的弟弟也在場。他說當時聽到父子倆要去檢舉，很著急，還曾跑出去找人希望勸說。
方梅開說，以為姐姐也就是判刑「蹲大牢」。但兩個月後，方忠謀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並被槍決。十年後，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縣地區中院作出了再審判決，認定原判決完全錯誤，「實屬冤殺，應予昭雪」。
母親的案子平反了，不過張紅兵「永遠不會饒恕自己」。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贖罪」。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鎮縣有關部門提出，希望將母親方忠謀的墓地（遇難地）認定為文物。未成功。他又將有關部門告上法庭。今年3月底，他迎來二審終審判決，敗訴。
去年8月，固鎮縣文廣局曾對方忠謀墓地（遇難地）是否為不可移動文物舉行聽證會。在聽證會上，張紅兵以特殊的方式向母親公開懺悔。他說自己應該成為反面教材，希望歷史的悲劇不被遺忘。
怕父親包庇，自己去檢舉
新京報：事情過去幾十年後，為什麼會有公開那段經歷的想法？
張紅兵：大約是2009年，我看到網上有人寫鼓吹「文革」的文章。當時意識到，這是歷史潮流的倒退。我個人希望通過我的反思，讓現在的人們瞭解當時的真實狀況。
新京報：當年你父親和你會一起檢舉你的母親，和家庭環境有關係嗎？
張紅兵：我家其實和萬千的普通家庭一樣，是充滿溫情的。我記得父親挨批鬥時（編者註：其父張月升曾在固鎮縣任衛生科科長，「文革」之初便被「打倒」），母親站到父親身邊，高喊「要文鬥不要武鬥」，替父親遮擋拳頭，保護父親。批鬥會結束後，母親手挽著父親走在公共場合。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那麼親密。
新京報：但後來因為她說的話，你父親和你就去舉報？
張紅兵：放在現在看，會覺得不可思議，但那是個不一樣的年代。我的父親被劃為「革命造反派」後，挨批鬥，有人對他拳打腳踢。而我，為了表示自己與走資派父親劃清界限，貼了批鬥他的大字報。當時，父親和母親並沒有責怪我。貼大字報後，父親反而把我當作大人來看待了。當時的輿論導向和社會思潮就是那樣的。
新京報：對於母親的事，你一直說自己犯下「弒母」大罪。
張紅兵：事情發生在1970年2月13日，我們家人在一起辯論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親說，領導人不該搞個人崇拜，「我就是要為劉少奇翻案」。我當時非常震驚，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變了，不是一個母親了，而是階級敵人。我立即投入對母親的批判鬥爭。這時候父親就表態說，從現在起我們堅決和你劃清界限，你把你剛才放的毒全部都給我寫出來。母親寫完一張紙，我父親就拿著出了家門，說要去檢舉。
新京報：父親已經去了，為什麼你又去？
張紅兵：我擔心父親可能考慮其他因素，比如和母親的感情，比如整個家庭要照顧。為表現自己的革命立場，我寫了封檢舉信，和我的紅衛兵胸章一起，塞進軍代表宿舍的門縫。
新京報：後來發生了什麼？
張紅兵：後來我回家，看見軍代表和排長進來，對著我母親就踹了一腳，她一下跪地上。然後大家像捆粽子一樣，把她捆了起來。我現在都記得，母親被捆時，肩關節發出喀喀作響的聲音。
「無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報：舉報母親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後果？
張紅兵：想到了。父親舉報回來後，就問母親：槍斃你不虧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鎮了。在我親筆寫的檢舉揭發材料的最後，我寫著：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我知道我和父親這麼做，意味著母親會死亡。
新京報：目睹母親被抓走，有沒有過後悔？
張紅兵：當時心裏很亂。不過想得最多的，不是後悔，而是覺得家裡出現了一場階級鬥爭，我和父親站穩了立場，我們的政治表現經得起考驗。那時候大家都被裹挾在一種氛圍裡，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徹底地、無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報：你檢舉了自己的母親，當時周圍人怎麼看？
張紅兵：當時，在與父母關係較好的同事中，有個別叔叔曾私下裡說過我：「你母親在家裡說的話，又沒有在外面說，你和你父親不應該這麼做」。周圍人異樣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對這件事公開發表看法。
後來，固鎮縣教育革命展覽中，還有一塊展板是《大義滅親的中學生張紅兵和反革命母親堅決鬥爭的英勇事跡》。
新京報：急於和母親劃清界限，會有自保的原因嗎？
張紅兵：從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並非私利，志向純粹高遠，而實質上自保的成分佔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種政治表現。政治表現可能給自己帶來不一樣的境遇。不過後來我和弟弟依然沒有升高中的機會，不能當兵，不能進工廠，都下放到了農村。
「夢裡母親從不和我說話」
新京報：母親這件事情，你覺得對你後來的生活有怎麼樣的影響？
張紅兵：有些影響最初就發生了，可我並沒意識到是這件事情的緣故。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我曾陷入極度的恐懼和不著邊際的胡思亂想之中。很長一段時間內，我越來越表現出嚴重的抑鬱症狀。比如我與父親、弟弟通過語言交流思想已經困難。我在心裏揣摩著要說的每句話，考慮說出來是否正確。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閉起來，不與他人接觸，避免可能發生的恐懼。
新京報：什麼樣的恐懼？
張紅兵：我聯想到在土改、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槍決的外祖父，聯想到母親受其父案件影響。我害怕自己在與人交往時，也會像母親那樣控制不住說出自己的政治觀點……而我何嘗不也是因母親的遭遇受到影響。更可怕的是，這種傷痛還可能因為我，傳遞到女兒甚至孫輩。
新京報：會夢到你母親嗎？
張紅兵：有很多次，在夢裡我見過她，還像臨刑前那樣年輕。我跪在地上，緊緊拉著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說：媽媽，不孝兒我給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許多夢境裡，她從來不和我說話，我相信，這是她對我的一種懲罰。
新京報：流過眼淚？
張紅兵：許多年來，都有情不自禁流淚哽咽、失聲痛哭甚至號啕大哭。我已記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時是在白天，有時是在夜晚。更多的是我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動下，懷著沈重的負罪感，為母親寫平反的申訴材料而一人獨處的時候。
「我應該成為反面教材」
新京報：別人談到那段歷史，你會不會敏感？
張紅兵：2001年，我曾經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師，在法庭上，我們代理雙方，激烈辯論。休庭後，他在樓梯口攔住我，高聲跟人說我檢舉母親的事情，說固鎮縣誌裡都提了，大家都去看。我非常憤怒。和他吵了起來，問他為什麼揭發我的隱私。
新京報：也就是，你以前並不願別人知道？
張紅兵：從自我保護的角度，我是不願意的。背後指指戳戳的人太多了，不過這也是正常的現象。
新京報：你反思自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張紅兵：其實母親去世後，我就陷入痛苦。這幾十年我從來沒停止過反思。不過第一次形式上的反思應該是1979年。我看到官媒上公開報導張志新的事情。當時我和父親就意識到，我們做錯了。經過這幾十年的社會底層生活，我也經歷了磨難。整理家庭的各種遺物、檔案，寫材料。我在心裏罵：張紅兵啊張紅兵，連畜生都不如。我想逃，卻無處可逃。
新京報：後來你和父親會談論母親的事情嗎？
張紅兵：我們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迴避，迫不得已的時候才會提起。在母親去世後的很多年裡，父親表面很平靜。直到他離休後，有一次我們回老家，他和我第一次談起這件事。他說當時我們家出了這個事，他應該負主要責任，因為他是成年人。
新京報：你公開這段經歷後，周圍人什麼反應？
張紅兵：我的家人和親戚朋友都不理解，問我你這樣做有什麼用呢。也有人給我發郵件，說我該死了。好多網友罵我，說你還有臉活到現在，還不到母親墓前尋死。
新京報：你為了讓母親的墓地（遇難地）被認定為文物，打了幾年的官司，是以這樣的一種方式，拒絕遺忘？
張紅兵：巴金在上世紀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設想。他說，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他說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來說明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希望為將來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館，提供一份資料。
家母方忠謀冤案的歷史資料，符合巴老所說條件。也應該把我對母親的行為，作為展覽內容之一。我是凶手之一，讓人們看不起我、痛罵我吧。每個人都應該看到它。我應該成為他們的一個反面教材。
網友罵得對，我是沒臉活到現在的。然而，我想我還不能死，我要作為一個反面教材來警示那些沒有經歷過文革又迷戀文革的年輕人。然後，我多麼希望在我死之前能給自己鑄造一坨跪著的銅像放在母親墓前，讓千夫所指，萬人所唾。也許，只有這樣，我在九泉之下才能有一絲的安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