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網路圖片）
中共語文課本上的《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曾經感染、激勵數代中國人。但是他們中大多數人並不知曉1960年發生在山西省平陸縣的中毒事件的內幕、傳播過程以及當事人的命運。
1960年2月3日深夜，一箱來自北京新特藥商店的二硫基丙醇，被及時空投到山西省平陸縣，當地六十一個中毒民工因此脫離了生命危險。《中國青年報》記者據此採寫的新聞特寫《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入選多個版本的語文教材，成為近半個世紀幾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然而，在這「千里急救」的背後，還隱藏著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
飯鍋裡的砒霜
「2月2日，在山西省平陸縣一座新落成的紅色大樓裡，燈火輝煌。中共平陸縣委擴大會議，照常進行著。與會者心神振奮，討論的是1960年躍進規劃。
七點鐘時，縣人民委員會燕局長匆匆奔進會議室，找到縣人民醫院王院長說：一小時前，風南公路張溝段有六十一名民工，發生食物中毒，請立刻組織醫務人員搶救！……」
在《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中，這次「千里救急」的起點正是從這次被打斷的縣委擴大會議開始的。這段描寫透露出中毒事件的兩個背景：一個是大躍進，一個是修路。
1957年，不顧黃萬里等專家的反對，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開工。黃河兩岸，近30萬居民告別故土。為了方便移民的生產生活，1959年10月，西起芮城風陵渡、東至平陸縣南溝的風南公路開建，三百多個農民被臨時抽調，組成張店公路營，負責修筑風南公路張溝段。在大躍進的口號聲中，該營和其它工程隊一樣，在1960年的春節沒有休息，要「打個開門紅的大勝仗」。
就在此時，發生了中毒事件。但在《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這篇特寫中，並沒有提及民工們為什麼會突然中毒。
據時任張店公路營三連三排排長的李中年回憶，1960年2月2日（農曆正月初六）下午6時左右，同往常一樣，收工後，他和幾個幹部先去檢驗當天挖掘的土方。回到三連駐地時，其他人大都吃完飯了，鍋裡的高粱麵湯所剩無幾，李中年順著鍋底盛了一碗。「喝著喝著，咦，碗裡有一小塊石頭，小手指頭大，紅色的。」李中年感覺很奇怪，但也沒有太在意。喝完麵湯，他又走進灶房，看見灶台上也放著一塊紅石頭，只是塊頭更大一點。炊事員說，是從鍋裡撈起來的。
而就在此時，先吃完飯的民工，一個個捂著肚子，紛紛嚷嚷胃裡難受，有人開始嘔吐。突然，李中年的頭開始發暈，一股麵湯從嘴裡湧出來。「大夥不要吐了，現在糧食這麼緊，吐了大夥要受飢啊，挺一挺，難受就過去了。」50多歲的民工劉振江勸道。
是不是吃的東西不乾淨呢？混亂中，有民工拿起秤砣，把灶台上的紅石頭砸開，舔了一下，跑出來喊：「紅信！咱們連中毒了！」紅信又叫砒霜，是一種由砷礦燒煉而成的毒藥。當晚9時左右，縣醫院的醫護人員趕到現場。診斷結果顯示，的確是砷中毒。然而，沒有一個醫生有治療砷中毒的經驗。
《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這樣描寫當地醫生搶救中毒者的場景：
「他們使用了各種辦法：給患者喝下了綠豆甘草水解毒，無效!給患者又注射了嗎啡，仍然無效！……無效！無效！緊張，無比的緊張！空氣窒人，醫生、護士揮汗如雨。縣人民醫院負責醫生解克勤等同志，經過緊張詳細的會診後，斷定：「非用特效藥‘二巰基丙醇'不可!必須在四日黎明前給病人注射這種藥，否則無救！趕快派人去找！」
正是在本地醫生救治無效，不得不去尋找特效藥的情況下，才引發了平陸縣委書記向北京求救的行動：「郝書記斬釘截鐵地說：‘為了六十一位同志的生命，現在我們只好麻煩中央，向首都求援。向中央衛生部挂特急電話！向特藥商店挂特急電話！’
於是，這場緊張的搶救戰，在二千里外的首都，接續著開始了……」
而《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就此將描寫的重點轉向了北京方面如何找藥，送藥。實際上，就在各方力量「千里救急」之時，在平陸，一場針對投毒的偵破工作也同時展開。
通過平陸縣檔案館所存的相關材料，可以復原出這次案件的偵破過程：
2月2日晚上，在醫生搶救民工的同時，平陸縣公安局局長燕英傑帶領十多個公安人員趕到現場。據炊事員反映，當天下午做飯時，民工張德才以舀熱水洗臉為由，端著盆子接近過灶房。經過走訪調查發現，張德才確實表現反常。以往每次盛飯，他都搶著從鍋底撈稠的，可那天只在鍋沿盛了一碗稀湯，並推說自己有口瘡，讓給別人吃。飯後，張德才雖然也趴在地上嘔吐，卻沒有吐出任何東西。
燕英傑親任主審，就地突審嫌疑人張德才。張德才很快交待了作案經過：當天下午3點多，他藉口進伙房打開水，將兩塊紅信偷偷丟進飯鍋。二十分鐘後，他被拘留。偵破非常迅速。平陸縣委呈交上級的報告裡稱，從開始勘察到最終破案，僅用了8個小時。
在檔案材料中，張德才被一致定性為「暗藏在革命隊伍裡的反革命分子」，他的「罪惡歷史」包括：曾供職於日偽保安隊，閻錫山愛鄉團、反共復仇隊和保警隊情報組，淹死過農會主席，1953年強姦婦女未遂，被判刑6個月。
檔案裡至今還保留有許多張德才的照片，這都是他被捕後拍攝的。在照片中，張德才儘管個頭很高，但體型消瘦。
投毒者
張德才，平陸縣張店公社前灘村村民，1929年出生。按照檔案中記載的經歷推算，張德才應該在16歲之前就參加了「日偽保安隊」，在20歲之前就參加了「閻錫山愛鄉團」、「反共復仇隊」、「保警隊情報組」等組織，並且一貫對社會主義社會充滿仇恨。而這也正是他要破壞大躍進，對「階級弟兄們」下毒手的思想根源。
但與張德才同村的小時候玩伴劉克武卻否認這樣「貼標籤」的說法。他說，張德才不到10歲就沒了雙親，缺乏家庭教育，有點調皮。「是參加過警備隊什麼的，但當時他就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孩，什麼都不懂，人家讓他送個信跑個腿啊，叫他幹啥他就幹啥。其他孩子吧，家裡有老人管著，不敢跟警備隊混，他家裡沒人管啊。」
同村人張明亮也回憶說，「說他為日偽服務，多麼多麼壞，我說不清。他當時年齡很小啊。日本投降以後，我們這里拉鋸。這邊是國民黨二戰區，那邊是八路軍游擊隊。國民黨來了，需要找人維持，共產黨來了，也需要找人維持。」
既然並不是一貫懷有「階級仇恨」，那麼張德才為什麼要投毒呢？
在平陸縣紀委工作的李敬齋曾長期關注過此次中毒事件，並寫有紀實文學《穿越時空的真情》。據他介紹，張德才在1949年後的經歷比較波折。1958年他被太原鋼鐵廠招聘為工人。可惜好景不長，在隨後的肅反運動中，他因「歷史問題」被清退，押回原籍管制改造，1959年10月來到風南公路工地。剛到工地的張德才，工作勤懇，深受大家喜歡和尊敬，很快被營裡安排為三排排長，可是，一場風雨終結了他短暫的輝煌。
當年12月的一個雨雪天，北風肆虐，民工們又冷又餓，但連長堅持「突擊」。吃過午飯後，張德才倒下就睡，沒聽見下午開工的哨子，一直睡到天黑。這一次酣睡成了張德才命運的轉折點。
當天晚上，他被揪到公路營的辯論會，站在會場中間，所有的幹部輪番上陣批判。有人說他幹活偷懶，有人說他吃的饅頭總是比別人多。此時，副連長仝仁明站了出來，揭發他曾扣壓過某個民工兩塊錢。
張德才的排長職務被當場免掉。隨後，張德才捂著肚子，聲稱自己生病，沒打招呼就回到了前灘村。1960年1月19日，村幹部通知，如果不馬上回到工地，食堂將停供伙食。次日，張德才忐忑不安地回到張溝，晚飯後，他被指定站在空地中央，又一場批判會開始了。
批判會上，張德才的所作所為，已經不是簡簡單單怠工偷懶，多拿多佔，而是「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滿，企圖破壞，蓄謀已久，參加修路一貫消極怠工。利用春節時間，說什麼：過年在外吃不習慣，吃白面少，肉少，煽動民工要求放假，製造混亂，瓦解軍心，企圖破壞公路的修筑。」
民工趙鐵成至今還記得，這一次的辯論會持續了很長時間，「從晚飯後開始，一直辯論到雞叫」。而後來平陸縣交給上級的調查材料中則稱，當時「有高度覺悟的群眾，絕不受騙，對他的言行進行了嚴厲地批判。」
中毒事件發生之後，各地湧現了無數宣傳畫。其中一幅漫畫反映的正是辯論會的場景：民工們圍坐，一個領導模樣的人站在桌子前，嚴肅地舉起右手，坐在場地中央的張德才縮著脖子，臉色發綠。遠處的山峰上，太陽射出耀眼的光芒。
我們已經無法知曉，辯論結束後張德才的心理。而據檔案材料記載，張德才事後交代，正是這次辯論使他產生了報復的想法，報復對象是批他最凶的三連副連長仝仁明。
張德才承認，他設想過三種報復方法。其一，是悄悄把毒藥丟進仝的碗裡，效果雖好卻很難實施；其二，把毒藥拌到玉米麵裡蒸成饃，但「副連長從來瞧不起自己」，不會吃他的東西；其三是用利器暗算，可「一下子解決不了，就會暴露自己」。
李敬齋說，十多年前，他認真查閱過當地公安局保存的投毒案卷宗，在張德才的供詞裡，錄下這樣一個細節：張德才產生報復想法後，也猶豫過，但有一天上午，他突然想起了女兒。他決定為女兒買一雙小花鞋，可口袋裡沒有錢。他只好向民工們借錢，但此時的他，已經是被批臭了的人，沒有一個人肯借給他。「這一切，都是該死的仝仁明造成的，我一定要碎了你！」後來他決定，「乾脆把紅信放進大鍋裡」。
劉克武還提供了另外一個說法。劉克武的父親劉振江，當年與張德才同在三連，住在一個窯裡。「事情過去之後，聽我父親說，張德才其實也沒想要毒死這麼多人。春節嘛，他想偷懶，不想幹活，其實大家都不想幹活。他就想著丟一點紅信，致使全連的人都拉肚子，這樣就不用上工了。」一個佐證是，中毒當天張德才還拿著碗說，「振江哥，把我的也喝了。」劉克武相信，如果張德才知道紅信會把人毒死，他絕對不會勸平素跟自己關係很好的鄰居多喝。
張德才的紅信來自一個叫回申娃的人。「有一次，張德才發現雪地上有狐狸的腳印，他跟民工回申娃和議，毒死個把狐狸弄張皮子，回申娃回家拿了半斤紅信交給他。」劉克武說。紅信有殺蟲效果的，被當地農民用來拌種子，並不難找到。
事發後，回申娃被張德才供出，也被公安機關逮捕。有關檔案這樣給回申娃定性：地主成份，土改中被批鬥，家產被分，從此對黨和新社會產生不滿與牴觸，時時圖謀對黨和人民進行報復。
但在劉克武的印象中，這個回申娃憨厚老實，是地主家的養子，耳朵有點背，他被判刑是因為「倒霉」。
新聞熱潮
中毒事件在平陸縣引發了軒然大波。時任平陸縣縣長，今年82歲的郭逢恆對當時的緊張氣氛記憶猶新，「有人投毒，你那個地方到底有什麼問題？領導要追問啊！」正因為如此，縣委立即打招呼：嚴格保密。
實際上，就在中毒事件發生的第二天，已經有記者趕到了出事地點。這就是《平陸小報》頭版編輯常建華。當天，他正在另外一個公社採訪，突然接到報社領導的電話：張溝工地發生了集體食物中毒，快去看看。第二天一早，常建華就趕到現場。
「寫了大概一千多字的稿子，下午就帶回報社了。」常建華回憶，報社領導立即向縣委請示，但得到答覆卻是：目前不宜宣傳報導。
但事情卻在2月6日發生了逆轉。當天晚上，常建華俯在收音機前收聽和記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這是當時各地媒體獲取中央消息的最佳途徑。突然，音箱傳出一則消息：首都軍民搶救六十一個中毒民工。他猛地站起來，扭大音量，大聲喊道：「快來聽！中央臺報導中毒事件了！」編輯部裡正在工作的幾個人全都圍了過來。
「我們一下子醒了。」常建華說，當時大家七嘴八舌：「還是大報有水平，選擇救人的角度，真巧妙！」「這不就壞事變成好事了嘛！」「我們也上報！」
2月8日，《平陸小報》一版頭條刊發了題為「毛主席派飛機送來救命藥」的「好消息」。一版下角，配發了《敵人的任何破壞擋不住我們前進的道路》的評論。
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的消息，來源於《北京晚報》2月6日刊發的「千里救急」，作者是北京衛生系統的一個通訊員。沒想到的是，這篇一千多字的通訊員來稿，引發了一場全國範圍內曠日持久的新聞熱潮。《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山西日報》等報紙也迅速轉載或刊發了這一消息，「崇高的階級友愛精神」和「偉大的共產主義風格」，成為這場新聞熱潮的主調。
2月28日，中國青年報刊發了長篇特寫《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及長篇社論《又一曲共產主義的凱歌》。次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轉載，並配發了社論和編者按語。各省、地、縣各類報刊及各個電臺、廣播站的廣播緊跟其後。這篇特寫引起了巨大轟動。
一個名叫張勝學的讀者，給《中國青年報社》寫信，「深夜十二點了，我們仍圍著文書的辦公桌，聽他讀《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長春師專速成中文一班的全體學生圍坐在火爐旁，一邊討論，一邊由一名同學代筆寫到：「《中國青年報》的長篇特寫把我們的心都揉碎了……當讀到六十一個階級弟兄因缺乏特效藥生民垂危時，我們的心都要急出血，恨不得馬上變成巨鳥，展翅飛到平陸……當降落傘帶著藥物順利落到地面時，我們的一顆心‘騰’地放下。這時，大家不知為什麼一個個變得‘傻呵呵’的樣子，表情那麼的認真和嚴肅。不知誰喊了聲‘社會主義好！’大家都跟著叫起來。」
全國各地報刊，紛紛派出骨幹記者，奔向平陸這個地處偏僻的山區小縣。
「為了滿足採訪要求，縣委決定，分成兩個班子，一個抓生產，另一個主要是搞接待。」郭逢恆回憶，一下子湧來這麼多人，平陸「有點吃不消」。新縣城剛剛建好，縣招待所只有幾間接待室，十幾個床位。面對大批記者、演員和上級領導接踵而至，縣委只好緊急動員，加緊收拾新建的政府大樓，當作臨時招待所。
「我去三門峽，跟他們的市委秘書聯繫」，時任縣委秘書的張明亮邊比劃，邊笑著說，「那天搞了一輛車，把三門峽市百貨大樓裡所有的毛毯和被子全拉過來了。」縣委還專門找了一個烹調技術高的炊事員，增設小灶，張明亮按單點名，不能按時回來地等著，隨回隨熱，保證吃好。
當時，身為縣長的郭逢恆，一年只能簽批一萬元資金，可中毒事件發生後，短短兩個多月，流水式的接待，耗資巨大。「糧食當時很緊張，但沒辦法，擠一些出來，肉啊蛋啊，還多少要找一點。」郭逢恆不得不冒著挨上級處分的危險，批了近三萬元招待費。
新聞熱潮一直持續到四月上旬。僅僅根據平陸縣檔案館的資料統計，這時期發表在各級各類報刊上的通訊、報導、評論和讀者來信，達六百多篇。與此同時，大量慰問信寄到平陸，僅長春師專，就寫了248封。
這些慰問信至今還保存在平陸縣檔案館。翻開這些慰問信，時代氣息撲面而來，抬頭大多直接寫著「敬愛的毛主席」。的接下來是摘抄幾段《人民日報》的社論，然後是表達自己要「努力工作」、「勤奮學習」的決心。
懲治「反革命分子」
3月12日，平陸縣人民法院在縣禮堂公開審理投毒案。山西新聞電影製片廠現場錄影。禮堂舞台上高懸一條橫幅，上書「平陸縣人民法院公開審理反革命投毒案」17個大字。
公訴詞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徵：「張、回二犯確係一貫反動，仇視人民和社會主義事業，民憤極大，罪惡昭彰。為了保衛人民生命安全，保衛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飛躍發展，特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九條第二款規定精神，建議法庭對反革命投毒犯張德才、回申娃處以極刑，以清民憤。」
次日，合議庭辦公室收到工人、農民、學生、商業職工送來的300多封控訴書。控訴書中，人們對張、回二人設計了22種執行死刑的方式，有槍斃、殺頭、割丸、解剖、放天燈、油鍋炸、活剝皮、碎屍萬段、千刀萬剮、抓舌、挖眼、釘在城牆、挂十字路、亂棍打死、吃五臟六腑、鼻子扎鑽、兩肩吊罐等等。不少人甚至要求政府將張、回二犯交給自己處理。
「我看這個材料的時候也想，大部分死刑方式，他們也都只是聽過而已啊。」李敬齋說。這些殘酷的刑罰，很多出自歷史故事和民間傳奇，關鍵時刻，當地人們的記憶力和想像力著實讓人驚嘆。或許，當時的他們認為，這些控訴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罪犯是想毒害我「階級弟兄」、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敵人」。
僅有三封控訴書建議回申娃判處無期徒刑，但最終的判決結果是，兩個人都執行槍決。
4月2日，平陸縣一萬多個群眾代表參加了行刑大會。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到現場拍攝。中毒民工，一個接一個衝向主席臺，控訴張、回二人的罪行。
群情激憤的受害者家屬也在怒吼聲中衝上臺控訴，「你是一個本質不變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就是挖了你的心，也難解我的恨，要求政府槍斃反革命分子，為六十一個民工報仇。」
槍聲剛落，《人民日報》、《山西日報》等報刊便先後在頭版重要位置刊發了「平陸事件的教訓」、「時刻保持高度的警惕」等長篇社論。《人民日報》的社論開門見山地說：「這個反革命暗害事件說明瞭什麼呢？……平陸民工受暗害的事件清楚地說明，肅清殘餘的反革命分子，以及詐騙、盜竊、流氓等反革命分子，仍然是一個長期的鬥爭。」而《中國青年報》的社論「提高警惕，肅清殘敵」則強調：「認為在肅反、反右鬥爭取得勝利後就沒有什麼階級鬥爭了，社會主義建設可以風平浪靜了，這種想法是幼稚的，也是有害的。」
一時間，作為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典型案例，「平陸事件」被眾多的文章引用，從理論界到黨政部門，從企業單位到人民公社，階級鬥爭的呼聲驟然高漲，各地紛紛召開座談會討論學習。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認為政治鬥爭是國內主要矛盾的理論家和官員的武器，以及階級鬥爭升溫的催化劑。「平陸事件」本身結束了，但引起的「階級鬥爭」熱潮剛剛開始。
各級黨政部門籍此清除了很多「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在山西太原，從4月3日起，不到半個月，就從省直及太原市的所有機關，事業單位，各大廠礦剔除了一千多名「五類分子」和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平陸縣則從炊事員中清除「五類分子」64人，調整富余中農44人，增添貧下中農373人，實現炊事員、管理員中沒有五類分子，貧下中農佔管理員和炊事員總數的80%。
「平陸事件」之後，全國各地到底清除了多少「五類分子」，很難統計。更難計算的是隱性的影響。據劉克武和張明亮回憶，張德才和回申娃二人被槍斃後不久，前灘村又發生一起牲口中毒事件。後來經過證實，是因為一個飼養員誤將六六粉當成水泥，抹牲口槽而致。但當時階級鬥爭情緒異常高漲，儘管這個人是貧農、老黨員，還是被槍斃了。而另外一個叫回運虎的飼養員，出身地主家庭，恐懼不安，聽說有人被槍斃，便跳井自殺了。
波瀾過後
1960年6月26日，風南公路全線貫通。鑼鼓歡騰，民工們的使命就要結束了。過去的4個月中，這些普通農民經歷了一生中最大的波折，先是突然中毒，隨後竟然被新聞媒體炒得火熱，按李敬齋的統計，四分之一的人上過各類報刊，百分之九十的人被攝入各種鏡頭，五分之一的人在各類集會做過報告。
但隨著新聞熱潮的跌落，他們身上的光環也慢慢隱沒。在民工解散大會上，公社領導曾宣布過一個讓他們欣喜若狂的消息：縣裡準備給他們安置工作。可是，當年8月，中央做出了加強農村工作提高糧食生產的決定，平陸縣陸續下放了幾百名幹部到農村。安置工作的事情不了了之。他們依然按照原來的軌跡生活著。六十一個農民裡，只有四個年輕人後來走出大山，其他人終生與土地相伴。
在這批「階級弟兄」裡，有幾名本是地主、富農家屬成份，在中毒期間，他們短暫地享受到了「階級弟兄」的待遇。但「平陸事件」過後，他們依然沒有逃脫厄運。
西牛村的趙鐵成，回村後參加了「突擊隊」，表現積極，但因為是地主成份，一直被冷遇。文革中，他和父親被造反派拉上大街，戴高帽，挂紙牌，游村串巷。他的子女，也因為成份問題影響了升學和婚姻。地主子弟景五福，當年中毒發生的時候，就生怕自己被公安機關懷疑。文革開始後，他負責看管的柴油被偷，於是他被揪出來批鬥。在批鬥會的前夜，他把一雙鞋端端正正地擺在井邊，隨後跳下去了。
與前兩者相比，貧農出身的李中年則要幸運的多，中毒事發後，他作為民工代表，被到處邀請接受慰問。回村後，當過10多年的生產隊長，之後一直在做護林員。已經80歲的他，至今還認為「平陸事件」是自己人生中最「熱鬧」的時刻，「經常與有全國各地的慰問群眾通話。」
截至到2008年年初，如他一樣健在的「階級弟兄」，尚有十個左右。
時任平陸縣長的郭逢恆如今回頭再去回想自己在「平陸事件」中的種種經歷，感慨說，「很多事兒像是鬧笑話，但當時就是那樣一個時代」。
而48年後，劉克武在回憶到「平陸事件」時，會常常提到那個被槍斃的兒時夥伴回申娃，「他很老實的，人不壞，比我小几歲，當年一塊割草放羊，如果不死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