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活活痛死在紅色十字架上。(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1月09日訊】艾蓓女士曾著作《叫父親太沈重》描寫周恩來活活痛死在紅色十字架上的場景。以下內容主要來自孔捷生先生的文章《解咒年代：本世紀最後的黑匣》。
七十四歲的周恩來有二十五年住在中南海，他終於要離開它了。在移駕至手術室和特設的病房暨辦公室之前，他對鄧穎超有很多囑咐，其中特別的一項是請她將一個牛皮紙信袋交安然保管，等「小蕾」長大後，再交給她。鄧說，她自己也有一個信袋要交給她，好不好放在一起？鄧穎超的信袋有一疊錢和總理祖父、父親及周自己小時候的舊照片。鄧將丈夫的信袋放進去，卻沒打開，周告訴鄧，裡面是一千多元錢。
一九七五年一月，周做了第一次大手術，看來很成功；兩個月後，病灶轉移，又做了第二次大手術。在這期間，他不曾稍息，與政敵明爭暗鬥，不分日夜地找人談話。在王洪文動身到長沙告御狀時，王海容、唐聞生也接踵而至，她倆是受周委託而來向毛匯報的。連極少出面的朱德也親自給毛寫信，寥寥數語，點出了《紅都女皇》事件。這一回合，「左營」的凶焰受到了彈壓，毛訓斥了王洪文，在朱德的信上批示，罵了江青。
毛表示，人大的籌備和人事安排還是由周負責，毛同意了周的舉薦，由鄧小平主持黨政工作。病得只剩半條人命的周當即南下向毛謝恩。此時，十七歲的「愛蕾」成了中原某醫學院的「工農兵學員」，從縣、地區到省裡，各級招生委員會莫名其妙地一路給她開綠燈，卻不知此人是個什麼來頭。而她果然嚴守親人的囑咐，斷然舍棄了進京上學的諸多機會。
一九七五年四月，周靠近肝臟的大腸壁又多出一個惡性腫瘤，他請示毛，批准作第三次大手術。挨刀前夕，他招見了老部下及其妻子安然，後者和他談女兒近況。他說：「我知道了，學醫好，學醫可以解除人的苦難，不過我是看不到她穿上白大褂了。」
周上手術床前，還細緻審查了毛的白內障治療方案，親自試服為毛準備的鎮靜藥，命令每日消毒手術器械，毛隨時可能同意這起拖延已久的手術。但幾近失明的毛還是堅拒，說：「醫生的話不能全聽，只能聽一半。」最後竟是貼身護士小孟說服了毛。手術極順利。病入膏肓的周提前兩小時來到中南海「游泳池」，一直守候至手術完結。
但周的第四次手術失敗，第五次大手術前，政壇再度風雲變幻，毛開始「批宋江」，全黨都得讀《水滸》一百二十回本，讀得津津有味而又不知所云。此時周瘦得不足八十斤，身高萎縮了一寸多。推進手術室前，他突然嘶啞地喊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手術再次失敗，癌細胞全身擴散。但是他的生命並不屬於他自己，以葉劍英為首的那個陣營將他奉為「定海神針」，做了第六次大手術，周的膀胱及下體已爛掉，僅靠八根管子輸液、輸氧、排尿，吊著一口氣。止痛藥用到極限，周只能強忍劇痛。貼身警衛勸他：「您哼出聲來吧，會好受些。」鄧穎超卻握著他的手：「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要堅強！」周某次從深度昏迷中醒轉，第一句話是問主席身體怎樣，繼而問劉（伯承）帥病情怎樣。眾人感動得淚灑當場。
然而，周終於打熬不住了，他呻吟，哭泣，哀求醫生：快打止痛針。鄧穎超與醫療組商量，太痛苦了，讓他這樣下去，不如……。但是，葉劍英一言九鼎：要想盡辦法，能延長一天，哪怕一小時、一分鐘，只要可能，就要盡一切努力。周生命的意義已超越了這具氣若游絲的肉身，成了一種象徵。為了政治，為了黨的至高利益，他必須活活痛死在這副紅色十字架上！
在大小共十三次手術後，已是一九七六年元旦，周距生命的終點還有八天。葉劍英天天來看他，直到周已語不成聲，還把耳朵貼到周的嘴邊。一次，葉揮退所有警衛和醫護人員，下令連送水送藥也要按門鈴。兩人密談了一個鐘頭。葉臨走對警衛說：「你們準備好筆紙，二十四小時守在週身邊。周原則性強，很多事悶在心裏不講，最後有什麼話，你們一定要記下來！」
然而，警衛最後交給葉的只是白紙一張。按指示安放在床邊的錄音機也只錄下一個字。周含混不清地吐出這個字時，鄧穎超在他身邊，聽罷就離去了。
周過世前的最後兩日，鄧穎超沒來過。他死得極其孤苦，嚥氣時身側沒有一個親人。後經反覆測聽錄音帶，周吐出的最後一個字，應該是：「信」。沒人能破譯這個字的含義。周死了。
噩耗第一時間傳到中南海「游泳池」，報訊者把寫成字條放在外間客廳的桌上。護士小孟聞聲出來，讀畢獨自垂淚。毛此時在床上翻看《魯迅全集》，小孟回憶說，她將字條放進兜裡，不敢即刻告訴主席。字條耽擱了六個鐘頭，直至下午政治局送來了訃告的清樣，毛實際上還不知情。直到他午休起床，精神看來不錯，小孟才在讀報讀文件時把訃告插在中間讀給他聽。
直到追悼會開始那一刻，仍苦等著這尊超神宣示一兩句什麼，或在某個儀式上露一面。中央警衛局已勘察好行車路線，輪椅和氧氣袋也備齊，隨時等待著毛參加遺體告別、弔唁或者追悼會。然而，毛什麼也沒說，什麼也沒做。護士小孟曾給汪東興打電話：「總理的追悼會，是否問問主席參不參加？」汪答：「政治局沒發通知請主席參加追悼會，你就不用問了。」
安然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在花叢之中，她看到了自己獻上的白馬蹄蓮，及靜臥在黨旗下的周。守靈的鄧大姐向她伸出了手，而安然的身後並沒有女兒的身影。女兒風塵僕仆地趕到北京時，靈車已遠去。
幾經翻覆，神州巨變。「愛蕾」畢業成了醫生。八十年代，她被調入北京某部隊，拿的是筆桿子而非槍桿子。過問她的人事調動之人，其地位之高，排在屈指可數的那三幾人之列。但，她竟然還是背叛了自己本應身屬的那個階級。
最後一段插曲──繼父通知，鄧穎超要見她。「愛蕾」去了，鄧陪她仔細看了一遍周的故居，說了很多話，最重要的那幾節是：「現在中央文獻研究室正編寫總理的傳記。我想讓你參加這個寫作組。不過你不是黨員，進寫作組名不正言不順。你把總理過去給你們的信件字條收集一下，再寫點回憶文章，一起給我，我看看能不能把你推薦進去。」聽者卻十分警覺，斷然拒絕。
鄧穎超開始發怒，展示了與她的固定形象大相逕庭的另一面：「我知道你們盼著我早死！你們可以任意篡改歷史，給死人臉上抹黑，無視黨和國家的尊嚴，無視他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她又一字一頓地強調：「歷史是不容篡改的！」兩代人談得極不愉快。
臨別，鄧穎超忽又冒出一句：「你醫生當得好好的，為什麼要寫作呢？」不知是否從這一刻起，「愛蕾」萌生了寫一部大書的念頭。
現在，應該把稱呼改一改了。《叫父親太沈重》的作者艾蓓，於一九八九年初應美國新聞署的邀請短期訪美，未幾爆發八九民運，接著是「六四」事件她被擱淺在新大陸美國。一九九三年底，她完成了這部書稿：「我用最粗淺的線條將它勾勒出來──你以為這是個編織的故事？是個愛恨交錯的淒婉童話？」「不！這是歷史。你和我都在其中。」
艾蓓這四十萬字的巨製，給歷史故宮中的徜徉者們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考查角度。關於鄧穎超，艾蓓的刻劃異常生動和犀利。摒去她個人與鄧間微妙的心理對立和磨擦，就細節而言，相信與歷史真實並無大的出入。此處將絕大多數與鄧有關的細節抹去。願知其詳，請讀艾蓓的原著。
關於「安然」，這是另一個活著的人。書中的描寫則較為遜色。艾蓓告我，她太愛她媽媽了──所以無法寫得好。她母親自始至終都在阻止她寫這本書，但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她母親在捧讀它時之老淚縱橫。
至於知道此事的人，當然還有不少尚在人世，有的仍在出將入相，身居至尊的高位。如果他們擲下話來，謂：「這絕對是子虛烏有！」我們將由此對這些大人物的黨性與德性，以及他們背後的那個機制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不過，想他們都會三緘其口，良心與黨性各自相安無事。若是少壯官員出來指斥及證偽，倒覺得不足為怪。誠然，他們背地裏自會再三細閱這部書，他們自己不免也覺出了往昔「黨內生活」的陰暗可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