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的書法。(網路圖片)
1956年，朱鎔基與勞安在長沙的結婚照。(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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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1956年，朱鎔基與勞安在長沙的結婚照。此時，朱鎔基年方28歲，在國家計委任職。從東北工業部到國家計委，20多歲的朱鎔基以淵博的學識、出色的表現，成為當時最有前景、領導期望很高的年輕幹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很多同事的肯定。然而，1957年「反右」開始，脾氣倔強、性格率直的朱鎔基「因言獲罪」，被打成「右派」，從此陷入了長達20年「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蹉跎歲月。
從清華到東北開完歡送會、宣誓會，懷著特別的憧憬，承載著「建設國家」的使命，1951年，以學生自治會主席的身份，朱鎔基帶領幾百名清華畢業生赴東北。
「朱鎔基是學生會主席，在學生中威信比較高，所以組織上叫他帶隊。」朱鎔基清華時的同班同學郭道暉回憶說。「當時東北要建成重工業基地，所以，這些理工背景的學生都去那裡了。」朱鎔基被安排到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新華社公布的朱鎔基簡歷說，朱鎔基1951年到1952年，在東北工業部計畫處，當生產計畫室副主任。這一職位按照中國幹部職級排列應當是副科級。據當時的同事介紹，朱鎔基那時23歲，年輕氣盛，工作起來不要命，「熱情很高」。當時的領導對這些清華高才生也很重視，所以「朱鎔基沒來多久就擔任了計畫室副主任。」「這個時候，湖南人的個性和清華畢業生的‘脾氣’已經有所體現。」朱鎔基由於淵博的學識、出色的工作表現，贏得了當時工業部領導的極大賞識。東北工業部對朱鎔基來說，除了取得初步經濟工作經驗外，還在於：這個年輕人的工作表現引起了相當多的人注意。這些人都很欣賞朱鎔基的人品和才氣，而且很多人後來都身居要職。多年後，每遇危難，都會有人施以援手，使他度過了次次危機，並能有嶄露頭角的機會。這些人中包括後來成為朱鎔基直接領導的呂東、袁寶華等，而對朱鎔基最重要的，當屬後來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的馬洪。可以說，這次「邂逅」對朱鎔基仕途和人生經歷影響巨大。到底有多大，很難加以評估。
馬洪比朱鎔基大8歲，時任中共東北局委員、副秘書長。馬洪的職務要比朱鎔基高許多。在工作上，馬洪是他的上級，馬洪對他十分賞識。3月2日，馬洪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當時朱鎔基工作很努力，人很聰明，很正直，很有發展前途。」1952年12月，東北工業部撤消，而此時，中國高層正在醞釀成立國家計委。由於懂經濟的人才十分缺乏，而東北政府已積累了幾年的經濟建設管理經驗，從東北調一批既懂經濟又有一定工作經歷的專業幹部進京，是當時中央領導人的願望。於是，「地方幹部支援中央」的政策出臺。據馬洪回憶，1952年，東北局大概有100餘人奉命進京，作為地方支援中央的幹部，「我和朱鎔基是其中的兩個。」
按照官方公布的簡歷，朱鎔基1952年至1958年在國家計委燃動局、綜合局任組長、國家計委主任辦公室副處長秘書、國家計委機械局綜合處副處長。據朱鎔基的同事說，朱鎔基是時任計委領導人之一張璽的秘書。張璽政工出身，曾任河南省省委書記。而海外有傳記說朱鎔基是當時計委主席李富春的秘書，此說被朱鎔基的同事給予否定。馬洪說，「在計委工作的時候，朱鎔基的表現也很出色，是當時工作最出色的幹部之一。」朱鎔基的另一位同事回憶說，朱鎔基是計委當時最出色、最有前途、領導期望值很高的年輕幹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當時很多同事的肯定。「朱鎔基講話邏輯性極強，看到什麼不對的地方，他就會指出來，從不馬虎。有時開會，由於職務關係，他只能坐在後面，但他只要看到或聽到他認為不合理之處就會立即指出，使有的領導很不滿意。」
朱鎔基在國家計委工作時間長達6年，6年中，中國經歷了初步工業化，而計委作為計畫經濟管理核心部門，無疑處在中國工業化的風口浪尖上。由於計畫經濟所固有的特點，計委幾乎要執掌這個國家的經濟生命線。有經濟學家評論說，「不能說這段時間對朱鎔基熟悉中國經濟沒有用處。」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朱鎔基還在國家經委擔任過一段時間領導職務。「計委工作相對宏觀，而經委工作相對微觀，但對朱鎔基的歷練是一樣的。」前不久，朱鎔基在香港發表演講時說，這麼多年，他對中國經濟脈搏的跳動，還是熟悉的。有人就此認為，這種熟悉和他在計委的工作經歷不能說沒有關係。朱鎔基的同事回憶說，當時經常看見朱鎔基翻看各種資料，還要經常起草文件，偶爾還寫經濟理論文章。他也十分注意學習，外語也沒有丟。
平靜的生活由於政治的干擾而結束。1957年春，中共中央提出開門整風，讓黨外人士對黨提意見，於是各民主人士紛紛以諍友身份對執政黨提出各種意見，有些甚至是非常尖銳的意見。1957年6月8日，在毛澤東親自指導下，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內部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此後，全國陸續開展了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
本來，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要求民主人士幫助黨整風，鼓勵「鳴放」，於是很多人響應執政黨的號召，紛紛對黨提出批評和建議。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人不但沒有得到領導人的感謝，反而被稱作「蛇」，要引出洞來打。自從被稱作「蛇」後，55萬人便開始了痛苦而漫長的右派生涯。
知名人士李銳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回憶，「打成右派就意味著被打入另冊，全黨共誅之。很多右派被打，被拘禁，被押送到北大荒勞動改造，被殘害致死。」1998年3月，在朱鎔基作為總理的首場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問起他的「右派」經歷，他表示，不願意回憶那段歷史。對朱鎔基來說，之所以不願意回憶那段經歷，大概是因為那段經歷的艱難和辛苦，不堪回首。但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說，1958年，「反右」拉開了朱鎔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之前的艱難序幕。這段艱難序幕的開始便是黨內反右上演。據一位瞭解這段歷史的人介紹，黨內反右是在黨外反右之後。當時《人民日報》曾經發表社論說，「黨內右派和黨外右派沒有本質上的不同，黨內有了右派份子，對我們黨和革命事業的危害就更加嚴重。」「如果在我們黨內容許右派份子存在，他們就會同黨外右派份子串通起來，從內部來打擊我們，從內部來反對我們。」「在當時，不僅黨外鳴放，黨內也要鳴放。」李銳說，「朱鎔基是在黨內鳴放後被打成右派的。」他為什麼被打成右派，他鳴放了什麼？記者接觸到的人大都不願意提及，甚至諱莫如深，幾經周折也只能找到一些零星信息。
1957年，「一五」計畫取得了一定成就，領導層的頭腦開始發熱，在領導經濟工作上，中國正在醞釀「大躍進」。時年30歲的朱鎔基，雖然在國家機關歷練了7年，卻沒有學會官場那套自保的手段和方式，依然保持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特立獨行，我行我素。性格率直的朱鎔基對不切實際的高指標提出意見。在反右的大背景下，黨內的正常生活已經不存在了，而朱鎔基卻顯然沒有意識到時機的險惡，更不知道此時要慎言。而且在平時，就有人認為他「清高」，「目無領導」，運動一來，他就被劃成右派。
朱鎔基的同事，現任中國某協會領導的一位老人回憶說，「他是被錯劃的，本來是不應該有他的。但那時劃右派有任務，定指標，找不到那麼多人，就把他拉上了。」「對他被打成右派，我一點也不奇怪。他是湖南人，有湖南人的那種倔強脾氣，不低頭，而他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人獨立思考、不搞陰謀詭計。」朱鎔基的一位同學說，「我們從不認為領導人講的話都是金口玉言，我們這些人在中學都出類拔萃，大學裡都是佼佼者，都有獨立的見解，這是清華給我們的，這種教育提倡張揚個性，而不懂得為人處事之道，更不懂得黨內鬥爭的殘酷性。」據瞭解，朱鎔基那一班清華學生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1958年春，朱鎔基被他信賴的黨組織打成右派。20多歲的他便追隨這個黨，就嚮往著革命，怎麼一下子就成反黨分子了呢？記者沒有找到能夠描述當時的朱鎔基的記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是誰遇到這樣的遭際恐怕都會想不通，因為「想通」是很「高難度」的。可是不管你想通還是想不通，從成為右派的這一天開始，朱鎔基20年的金色年華恰似一江東流的春水，永遠不會再回來！
20年的「右派」生涯，官方公布的朱鎔基簡歷並沒有提及他作為右派的經歷，只是說，「958年至1969年任國家計委幹部業餘學校教員、國民經濟綜合局工程師。1970年至1975年下放國家計委‘五七’干校勞動。」對比當時大多數右派的悲慘命運，客觀地說，朱鎔基應該算是幸運的。李銳分析說，當時的計委有領導欣賞朱鎔基，可能暗中保護了他。事實確實如此，朱鎔基在下面勞動沒有多長時間就被撤回來，被委任為國家計委幹部業餘學校的教員。這是一所中專學校，他的任務是教老幹部們學習數理化，到基層去培訓徒工。郭道暉回憶說，被打成右派下放勞動以後，朱鎔基還當過英語教師。「他是一個有心人，在教學中進一步熟諳了英語。」有熟悉這段歷史的人說，在當教員期間，朱鎔基在中學時期打下的文史哲功底和大學期間打下的數理化功底得到充分體現，他的課學員都很喜歡，故被學校裡的其他教員和學員稱為「多面手」和「全能教員」。這一經歷得到朱鎔基同事的證實。
60年代初，朱鎔基結束了教員工作，重新回到國家計委機關。在那個年代，曾經是右派就意味著不是黨的人，所以朱鎔基並沒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職務，只領一個工程師的頭銜。從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國社會開始三天一小運動，五天一大運動。「文化大革命」的主攻方向是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此時的朱鎔基肯定算不上是「當權派」，但由於有「右派」的經歷，也少不了陪著挨整。
1968年以後，「文革」已經進入了另一個階段——「清理階級隊伍」。所謂清理階級隊伍就是既要清理那些混進好的階級隊伍裡的「階級異己分子」，更要進一步整那些原本就是異己階級的人，而重點是在後者。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整人也整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作為「清理階級隊伍」的重要手段，一個中國人熟悉的詞彙產生：「五七干校」。「五七干校」來自毛澤東1966年5月7日對一個報告的批示，指出軍隊既要學軍，還要學工、學農；工人也要學農，學軍，學文化；農民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資產階級，等等。1968年5月7日，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為了紀念毛澤東「五七指示」發表兩週年，在慶安縣柳河辦了一個把機關幹部和走資派送去勞動改造的農場，命名為「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毛澤東再次批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個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要分批下放勞動。」此後，全國各地都相繼開辦了「五七干校」，數十萬知識份子被送往農村的偏遠窮困地區勞動鍛練、接受改造，「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有回憶說，在當時群眾之間派性鬥爭嚴重的情況下，所謂革命化的「五七干校」其實已成為迫害異己、懲治知識份子的一種手段，是「變相勞改」的一個地方。
1970年元旦，朱鎔基被下放到國家計委設在襄樊的「五七干校」，一幹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最初，干校沒有傢俱，連基本的生活用品、床、板凳都沒有，於是干校便從外面運來一些生活用品。由於擔心丟失，一個寒冷的冬日，朱鎔基和他的一個同事被要求押送這些物品，兩個人一起蹲在一輛悶罐車裡，忍飢挨餓，「天氣冷極了，也沒有暖氣，沒有水。」和朱鎔基一起勞動的同事向記者介紹，國家計委襄樊「五七干校」位於湖北北部，和河南接壤。干校原先是一個勞改農場，由於有這些人到來，原來的勞改犯被遣散。干校實行軍事化管理。這段時間，朱鎔基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勞動，偶爾也看看書。這5年的人生經歷對朱鎔基十分重要，可以說是20年「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重要階段。朱鎔基在談到這段時間時感慨很多，但並不顯得十分懊喪。他說，在那段時間裏，他接觸了許多人，懂得了一些原先不懂得的事。由於朱鎔基過著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接觸到了各種各樣的人，對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有了深刻的瞭解，也使他染上了深厚的「平民情結」。
1975年，鄧小平第二次復出，復出後便開始大刀闊斧地治理整頓。雖然此時「文革」還在進行，政治壓力依然很高，已經癱瘓的國家機關、工廠學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朱鎔基等在襄樊勞動的幹部們也藉此機會回到了北京。回京後，朱鎔基已經很難在計委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怎麼辦？一個機會擺在面前，中央決定把原先並入燃料化學工業部的石油工業部重新分出。石油工業部急需技術幹部，於是朱鎔基被安排到石油工業部管道局下屬的電力通訊工程公司。
管道局設在河北廊坊，朱鎔基先後任電力通訊工程公司辦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師。電力通訊工程公司按級別應屬處級單位，那麼辦公室副主任，按級別應當是副科級。此時距朱鎔基剛參加工作已經20多年，20多年前，朱鎔基被分在東北工業部計畫處，被委任為生產計畫室副主任，副科級，而20多年過去了，40多歲的朱鎔基仍然是副科級。也許這個時候，上天依然要「苦其心志」。朱鎔基在廊坊工作的那段時光離現在已經23年了，但今天關於朱鎔基的故事仍在廊坊流傳。
記者初到廊坊，便聽到有人講朱鎔基的故事：朱鎔基在任的時候，不正之風已開始出現，但朱堅決抵住這些不正之風。一次他讓手下工作人員買東西，而工作人員買1元錢的東西卻開出了3元錢的發票，朱鎔基一怒之下不批准報銷。工作人員也大怒，但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最後只得悻悻而回。「不行就是不行」，轉述者甚至能夠模仿朱鎔基的湖南普通話。在民間，甚至還流傳著朱鎔基和當時的領導鬥智鬥法的傳說。剛正不阿的朱鎔基成為很多人的眼中釘，肉中刺，很多人都恨他，怕他。據說，朱鎔基離開廊坊調到北京的時候，幾百口子人只有一個看門房的老人送他，場面極其淒涼。老人把他幾件簡單的行李裝上車，送他到火車站。老人拉著朱鎔基的手說，「就你一個好人。」說著兩個人都哭了。這個故事被記者接觸到的幾位管道局的退休職工否定。和朱鎔基一起工作的管道局一退休工人說，當時確實有一個人和朱的關係很好，這個人叫周來福，但不是門房老大爺，他也是管道局的職工，和朱鎔基都住在單身宿舍。由於朱鎔基當時家在北京，所以每個禮拜都要回家，於是周來福星期六騎自行車送他到車站，星期一騎自行車到車站接他回來，兩個人關係確實很好。
那麼，當時的朱鎔基到底是什麼樣的？記者接觸幾個原管道局和工程公司的職工，大體勾勒出一個輪廓。通訊工程公司是一個工程單位，工作特點之一就是經常在野外施工。朱鎔基曾在調度室工作，是隊上負責技術的人。管道局一個退休職工說，「在我們眼裡，朱鎔基當然是很有水平的，不愛多說話，他和大家的關係還可以。這個人也確實是比較正直，他的英語很好，能說能寫，能翻譯。」當時，朱鎔基經常要跑野外，和大家一起睡，一起吃住，翻山過河，哪裡有石油工地，就到哪裡架電線，安裝變電裝置。他不僅能設計圖紙，還和大家一起從事些體力活。「施工很艱苦，宿舍就是帳篷，在野外的時間要比在機關裡的時間長。當然不是朱鎔基一個人在一線，大家都在一線。」管道局辦公室一位工作人員介紹，朱鎔基當上國家領導人後，有一年，管道局搞週年慶祝，曾告訴朱鎔基。朱鎔基批示說，贊成管道局週年慶祝不搞慶典等做法。廊坊的這幾年可以說是朱鎔基多舛命運的最後階段，不久以後，朱鎔基回到北京開始了他新的人生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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