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6年02月23日訊】（看中國記者夏妍採訪報導）目前，網路熱傳一篇題為《天安門的一線記者》的文章，文中講述了在中共開始迫害、殘酷打壓法輪功學員的最初幾年中，人們時常能看到一群群法輪功學員在天安門廣場上高舉橫幅，高喊著「法輪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輪功」的情景。他們面對警察無懼生死的那些實況，被「一線記者」拍攝下來，成為珍貴的歷史記錄。
這一切的背後發生了怎樣的故事？《看中國》記者聯繫到拍攝這些照片的「一線記者」——田秀露女士。那些被國際媒體廣泛報導的法輪功真相鏡頭，就是她當年冒死拍攝的。
田秀露，長春人。1995年初，22歲的田秀露因體弱多病，走進了法輪功。原本患有心悸等等諸多病症的她，隨著煉功開始慢慢好轉起來。
接通電話後，甜美的聲音傳過來，接下來，今年已經43歲的田秀露，講述了當年她冒死拍攝的故事。
天安門冒死拍攝緣由
1999年7月20日，在中國，一場對普通信仰民眾的大規模迫害和鎮壓，從那時開始了。中國上下被恐怖氣氛籠罩著。中共動用全部宣傳喉舌，一言堂地栽贓陷害，造謠污蔑，廣播、電視、報紙等整個宣傳媒體，輪番進行24小時鋪天蓋地的抹黑宣傳……彷彿一夜之間天塌下來一樣，讓人們感到空氣中都瀰漫著巨大的壓力和前所未有的緊張……
當年，很多法輪功學員頂著巨大的壓力，走向北京，想向中共政府反映心中的訴求。我也一樣，辭去了長春的工作，踏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那時我26歲，還是個涉世不深的女孩子。
由於有89年「六四」政府血腥鎮壓學生的前車之鑒，我們不知道來到北京會發生什麼，也許會像「六四」一樣天安門屠城，也許政府會開槍，也許，也許……太多的也許，我相信這個共產黨集權的政府什麼都會做得出來……但我始終堅定地相信著法輪大法，不願放棄。
在北京的那段日子，我們的生活是非常艱苦的。由於旅店不讓法輪功學員住宿，大家身上帶的錢也不多，所以很多人都露宿街頭。我曾經2次進京並被遣送回長春。2000年初，我再次來到北京。那時正是大法弟子到北京上訪人數最多的時期，那時，正常去信訪辦上訪的渠道完全被堵死，等在那裡的就是警車和抓捕。於是，大家就選擇去天安門，用打橫幅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心聲。
來到天安門，看到了更多的法輪功學員，他們張開手中的橫幅，高高舉過頭頂，開始呼喊著法輪大法好，而這樣的舉動隨即引來警察們的一陣陣毆打與逮捕，這種事情天天都在天安門廣場上發生著……在公開場合警察這樣肆無忌憚的抓捕、毆打，可想而知，那在背地裏的迫害就更加慘烈。
當時，國內所有的媒體都充斥著造假誹謗的宣傳，根本沒有任何真實的報導。老百姓的真實心聲，這段歷史所發生的真實情況完全被掩蓋。我腦海裡就出現一念，錄下這一切，讓這一切曝光！要讓真實的情況傳遞出去，要讓世界瞭解在中國發生的一切，這就是證據……於是，我決定開始準備拍攝。
有驚無險的拍攝過程
決定拍攝後，(大概是2000年中旬決定的，下旬正式拍攝)我就一步步地開始策劃和準備。那麼，怎麼才能順利地拍攝下這些當權者不想讓外界看到的真實畫面呢？在天安門廣場的便衣警察太多太多了，他們隨時都在監視和觀察每個遊客的舉動。在發生突發事件時，很多中外遊客都會很震驚，也會拿手中的照相機或錄像機去拍攝，但是這些舉動大多都逃不過便衣警察們的監視，他們會很霸道蠻橫地衝過來，不管你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會搶下照相機，抽掉照片的底片，或責令把錄像機裡錄製的內容當面刪掉，然後還要檢查隨身物品、進行盤查……所以，正常進行拍攝基本是不可能實現的。於是，我想到採用「針孔錄像」的方式，進行秘密拍攝。那個年代，「針孔錄像」的技術並不是很先進和成熟。我先購買了一臺sony小型攝像機、針孔攝像頭及相關的設備。找專業人員幫助，組裝了一套秘拍設備。就是把微型攝像機放在包包中，隱藏機身，在包包上摳出針眼大小的洞洞，進行秘密拍攝。
機器安裝好後，我經過了很多很多次的調試和練習。例如，我要掌握好攝像頭背在身上後的位置，在包包裡它的拍攝視角在什麼樣的範圍，能拍攝到離我多遠多近的距離，我要站在什麼樣的最佳位置去拍攝，我要怎麼去對準鏡頭……
儘管經過反覆練習，但是真正到了現場，那情況是變化多樣、難以預料。尤其是拍攝初期，由於天安門廣場的便衣警察太多，為了避免他們對我產生任何懷疑，我不能在現場去調動機器或者更換磁帶，都是在廣場的外圍事先就把機器打開，走入廣場時機器就一直處於錄製開機狀態。所以，有的時候，我明明打開了機器，還在辛辛苦苦、緊緊張張地奔來跑去地忙活一通，可是回家一看，機器不知什麼時候已經關機了，關鍵時刻的內容都沒錄上，也許是我什麼時候不小心碰到了關機按鍵？我一般使用60分鐘或90分鐘的磁帶，有的時候，我忽略忘記了時間，磁帶已經到時間錄完了，機器自動就停機了，等到了關鍵時刻，我還是沒有錄上。有的時候，只錄到了聲音，而沒有圖像；也有只錄到圖像，卻沒有聲音的時候；也有攝像頭對不准，沒錄到畫面的時候……這些都是我錄製初期碰到的問題。由於這些問題的出現，我也錯過了很多很多激烈而又震撼人心的畫面。經過反覆的失敗，我也在不斷地查找自己的不足和積累經驗。
在天安門廣場抓拍是非常不易的，因為都是錄製突發性事件，說不定在哪裡有學員把橫幅突然拉開。廣場那麼大，事發時就會離我的距離很遠……所以事發時，我要馬上、飛快地奔跑過去，衝過人群，衝到最前面，這樣才能保障流動的人群不擋住我的鏡頭，這樣才能捕捉到瞬間。
由於每次拍攝都要衝到人群的最前面，並要對準鏡頭、選擇最佳位置，所以，危險時時會有。記得有一次，警察把學員打倒在地，用腳使勁踹他們，他們在地上掙紮著，並高喊：「法輪大法好！」。那時，圍上來的遊客很多，就把我擁到很近很近的地方，由於攝像機的包包是背在肩上，攝像頭在腰部的位置，現在要拍攝在地上掙扎的學員，那麼就會對不准鏡頭，我就要雙手把包包往下按，努力讓攝像頭壓低。就是這個舉動，引來一個警察對我的主意。他本來在扭打著學員，忽然看到我時，他的目光停住了，他的注視足足有幾秒鐘，似乎馬上就會向我衝來。這時，我的心也本能地緊張跳動著，我頭腦中在反覆告訴著自己，一定要鎮定，鎮定……那個警察注視我一段時間後，警車開來了，他就忙著把抓捕的學員扭送上警車，不再理會我了。
廣場上到處佈滿了便衣警察，有時他們比遊客人還多，他們有的戴著白手套，在廣場上晃悠，隨時準備抓捕打出橫幅的法輪功學員。廣場上每一粒空氣中都似乎凝聚著緊張。冬天廣場上遊客比較少，有時廣場會變得死一樣的寂靜，但是表面的寂靜並不能掩飾暗地裡的殺氣騰騰，如果有一絲大聲喧嘩的出現都會引來四周警察凶狠警惕的目光。
「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好！」，隨著一聲聲震撼寰宇的呼聲劃破長空，一群群警察就像惡狼一樣從四周蜂擁而上，一起扑向法輪功學員，緊接著，等待在旁的幾輛警車也會發瘋似地從四周飛來……廣場上一會兒這邊打出橫幅，一會兒那邊打出橫幅，一會這邊傳出「法輪大法好！」，一會那邊高呼「還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警察就這邊跑、那邊扑，機械盲目地對學員拳打腳踢，撕扯著頭髮，捂著嘴，踩在地上，然後把學員扭送上警車……
其實，我拍攝下的這些鏡頭只是冰山一角，很多更加慘烈的鏡頭，由於各種干擾沒能記錄下來。記得，有幾位學員，他們同時打出橫幅，數十名警察把他們打翻在地，抽打他們，撕扯他們，狠命地用腳踹他們，踢他們，他們被打得在地上翻滾，但口中還是大聲高喊「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好！」，他們的呼聲，震撼著每個在場人的心靈。那一幕，也永遠留在了我的記憶深處。
說來也巧，在天安門拍攝現場，我竟看到了認識人。那是我們長春的老爺爺。在99年前，就聽說他90多歲了。那時他經常來女兒家住，我就會看到他。他修煉法輪大法後，身體非常好，雖然牙齒都沒有了，但是臉上的皮膚光光亮亮的，紅光滿面，一點皺紋都沒有……
沒想到，當我正在天安門緊張地拍攝中，遠遠地看到，有些警察正在架著幾個人往這邊走，要把他們送上警車。其中2個警察快速地拖著一位老人走來，那老人咧咧嗆嗆跟不上警察的步伐，啊，那不是老爺爺嗎！我心振顫著，老爺爺，他這麼大歲數警察也把他送上警車，後來，我一直也沒機會見到他……時到今日，我還時常想起他，不知他怎麼樣了，多想聽聽他的講訴啊。
在天安門現場拍攝，給我很深的印象就是，2000年下旬那段時間，北京的天氣似乎沒有晴朗過，天空一直是瀰漫著陰沉的霧氣一樣的東西。每當我踏上廣場，望著陰暗昏黃的天空，感受到四面刮來的陣陣陰涼的冷風，在身邊密密麻麻的便衣警察中穿行，我會覺得自己就像是踏上了一個戰場。
除了拍攝天安門現場外，也拍攝了學員被迫害，被打傷、打死的鏡頭。有被打得渾身是瘀傷的，有用煙頭燙傷的，有絕食出來被迫害得瘦骨如柴的，有被毆打得奄奄一息的……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對法輪功學員都這樣大肆抓捕、毆打，那在背地裏對我們的迫害更是慘無人寰……
記得有個20多歲的男學員，為了讓他報出真實姓名，警察把他的腳凍傷，迫害到了喪失活動能力，需要立即截肢，否則有生命危險的程度，後來警察怕擔責任，就把他仍到了路邊……我見到他時，他拄著枴杖行走，他的十個腳趾都是漆黑漆黑的結滿黑疤。我忍著心痛拍攝下這些畫面，並傾聽著他感人的講述。他承受那麼大的折磨，可是他還是非常樂觀，言語中沒有一絲懼怕，相反卻充滿對信仰的堅定。他樂觀的精神一直留在我的印象中。記得，我被邀來到一個賓館，進門看到床上躺著的一位女士，我嚇了一跳，她瘦骨嶙峋，骨瘦如柴……我驚呆了，我只有在反應二戰時期納粹集中營的資料片和圖片中看到過這種場景。她在共產黨的監獄中絕食了3個多月，她在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信心在與這個政權抗爭……
我拍攝了另外一個男學員，他躺在地上鋪好的被子上不斷地咳嗽著，身上胸口處佈滿很多瘀傷，臉也浮腫著……聽旁邊知情的學員介紹，他肺部被打壞了，他也是生命垂危被警察扔出來的，學員發現他後就把他抬回來了……當時，我感覺他好像是60多歲的樣子。他沒能挺得過去，幾天後默默地離世了。大家都不勝唏噓。後來我才驚訝地得知他才30多歲。如此年輕的生命，就這樣無情地被這個殘酷的暴政摧毀了，原因只是因為他要上訪，他要為大法鳴冤……
那是一段刻骨銘心的經歷，隨著拍攝的鏡頭陸續傳出，終於，在國際媒體有了不同的聲音，不同的畫面。法輪功學員在天安門上訪的場面留了下來，這些珍貴的錄像被國際媒體廣泛採用。它成為中共打壓法輪功的鐵證之一。
2001年4月的一天，數十名警察闖入我當時在北京工作的公司，查抄了我的公司，把我也帶走了，從此對我進行了長達四年的迫害。
我被關在北京朝陽區看守所，絕食抗爭迫害被酷刑並野蠻灌食，之後，又被送往北京市團河男子勞教所進行迫害。因為我一直不放棄修煉法輪功，又被送進「北京法制培訓中心」秘密洗腦班，加重迫害。為了讓法輪功學員能夠盡快「轉化」，那裡的警察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在經歷了四個月的完全隔離、高強度洗腦、人身侮辱、毆打和各種體罰後，不久後，又被押往專門關押殺人犯和重大刑事犯的北京「七處」等待審判，最後被判四年勞教，關押在長春黑嘴子女子監獄，迫害更是進一步升級。
在田秀露講述的過程中，記者一直默默的聽著，這是怎樣的一群人，這是什麼樣的動力與毅力？她講述的每一個故事，都讓人感到得落淚。
昔日法輪功學員見證拍攝過程
隨後，記者又採訪了當年和田秀露認識的一個法輪功學員劉女士，她說：「當年田秀露曾經和她交流這件事該怎麼做，針孔攝像機要放在女士的坤包裡面，要透過坤包的洞來拍攝，並扮成遊客的樣子。或者多人結伴這樣，她和我交流過，事實上她自己也是這麼做的。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有意義，當年她還很年輕，有那麼瘦小，卻有這麼大的勇氣，我覺得非常了不起。」
原搜狐公司華南區總經理焦健當年不僅參與田秀露的拍攝工作，同時也是把錄像帶傳出的人，據她描述：「我開始的時候在廣州，她有帶子讓我傳出去，我在北京找朋友從飛機帶到廣州，又送到深圳，從深圳送到香港，又從香港傳遞美國，是這麼一個過程。我知道田秀露在組織這樣的事情。」
另外，焦健也參與的部分拍攝，她說：「那個時候我們都拿那種針孔攝像頭，我也去過兩次，我記得當時我把一個包割了，把針孔插進去，因為廣場上的警察看到攝像機抄嘛，只能背在包裡。」
有一次，焦健看到法輪功學員被打，心裏很難過，但是因為自己有重任在身，也沒有辦法出手去制止，但是焦健並沒有沉默，她說：「我還是忍不住，我是扮著遊客的妝素，我上前說：‘哎呦可別打了，怎麼成這樣了。’然後便衣就盯著我看，因為畢竟經過精心打扮過，盯了半天，也沒說什麼。」
還有一次，焦健和一個外地的男法輪功學員一同去天安門拍攝，結果被他的當地公安發現，這位男士直接被抓走了。
田秀露離開中國來到自由世界
2013年，田秀露離開中國來到自由世界挪威，繼續向各界民眾講述法輪功被無辜殘酷迫害的真相。2015年，全球起訴江澤民浪潮湧起，將江澤民繩之以法的呼聲高漲。看到這個大趨勢，田秀露心潮湧動，這一天她整整等了16年。今年7月17日，田秀露正式對江澤民提出了法律訴訟，並把訴訟文件快件寄到中國最高檢察院。遞上「訴江」，她完成了一件大事，她感覺那是她必須要做的。
她說：「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犯了大罪，罪不可赦。法輪功講的‘真善忍’具有普世價值，被世界人民接納、推崇，他卻以暴政、獨裁來迫害大法。如果一個民族，正的東西都被打壓了，這個民族還有希望嗎？失去道德，失去做人的標準，就是失去未來！江澤民是迫害法輪功的禍首，必須對他繩之於法。」
而據海外明慧網報導，從2015年5月開始至今，已有超過20多萬的法輪功學員和家屬向大陸的最高法、最高檢實名控告迫害法輪功的元凶中共前黨魁江澤民，告其犯下群體滅絕罪和反人類罪等，要求當局清算逮捕江澤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