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閉的住宅小區（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2月25日訊】2月21日，新華社發布消息，題曰《中國將不再建封閉住宅小區推廣街區制》。這條消息猶如水珠掉進油鍋裡，引發了炸鍋現象。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違反了物權法。有推友問我對這事怎麼看？我回答說：人們只注重了前一句「不再建封閉住宅小區」，忽視了後一句「推廣街區制」。何謂「街區制」？1978年改革開放前已達18歲的中國人，只要不是北京的「大院子弟」，應該不會忘記街道辦事處與居民委員會那種挾人民專政以自重的熏天氣焰。
文件裡那根用蜜糖包裹的「硬骨頭」
新華社文章後面附有《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這個文件共分九章三十條，長達7900字，媒體著重介紹的文件內容主要是完善城市公共服務；營造城市宜居環境；合理利用小區內的道路、擴充路網、增加交通資源等。
還有學者從縮小貧富差距方面來分析，比如中山大學教授袁奇峰認為，封閉社區是城市化進程中社會分化加劇、貧富分化嚴重的產物。這種「門禁社區」在空間上將窮人排斥在外，實際上加劇了社會衝突。
如果結合教育部辦公廳近日下發的《關於做好2016年城市義務教育招生入學工作的通知》來看，確實可能會有少數城市底層或者安居房小區居民獲得便利，享受一下鄰近中高檔小區居民付費購買與維修的公共設施，搭上多校劃片「將熱點小學、初中分散至每個片區，確保各片區之間大致均衡」這趟改革便車，在「劫富濟貧」的「隨機派位」中，讓子女進入較好的學校就讀。教育部還欽點了24個城市的名，要求這些城市所有縣市區100%的公辦小學、90%的公辦初中要實現劃片入學。
有了分享優質教育資源與小區公共設施這兩塊蛋糕的機會，這24個城市的底層居民會因此欣喜，並對中產們關於新法規侵犯物權的批評嗤之以鼻。中國政府從2010年以來就想恢復的街道居委會的基層改革也將落實。中產們目前考慮的也是自己花錢購買來的居住環境與優質學區行將不保，而沒注意到《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中那塊「硬骨頭」，即第八章「創新城市治理方式」的內容。如果讀者沒有耐心，至少請讀一下第二十六條：
「完善城市治理機制。落實市、區、街道、社區的管理服務責任，健全城市基層治理機制。進一步強化街道、社區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以社區服務型黨組織建設帶動社區居民自治組織、社區社會組織建設。增強社區服務功能，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加強信息公開，推進城市治理陽光運行……」，整段話的要害在於「強化街道社區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加強信息公開」。
何謂「社區黨組織」？即城市街道辦事處領導下的居民委員會；「信息公開」，指的當然不是黨與政府的信息，而是指城市居民的個人信息。因為黨不想公開的信息全屬於「國家機密」，誰想擅自「加強黨的信息公開」，那是泄露國家機密罪，夠你受的。「朝陽區群眾」近年來的努力方向就是讓居民的個人信息公開，並將「犯罪者」繩之於法。
關於中國城市居委會的政治功能
早在2010年12月，我曾為VOA寫過一篇《千年不變的社會單位：從什伍裡甲制到居委會》，其中提到習近平對居委會的倚重，始於他在2008年出任京奧領導小組組長時創立「奧運安保模式」之時。在由高技術及社會機構構成的奧運安保「六張網」──街面防控網、社區防控網、單位內部防控網、視頻監控網、區域警務協作網和「虛擬社會」防控網之外，還動員「志願者」如街道治保積極份子、單位「門前三包」人員等「社會力量」，用「人民戰爭」的方式消滅一切可能的反對力量。這種「人民戰爭」方式，就是師法毛澤東時代發動群眾的對敵鬥爭的故智。居委會工作人員文化水平不高，但按政府要求管治人的野蠻與對權力的盲從，正符合中共暴力治國的需要。
在這篇文章中，我還分析了居委會與村委會制度本質上與明代的裡甲制（或稱保甲制）相同。明朝規定，凡人員遠離所居地百裡之外，都需由當地政府部門發給一種類似介紹信、通行證之類的公文，叫「路引」，若無「路引」或與之不符者，要依律治罪。這種「路引」實際上就是離鄉的證明，與「文革」及「文革」前由單位或者居委會、人民公社的生產隊的「介紹信」性質完全相同。毛時期，如果沒有介紹信，既不可能住旅館，也會被當作可疑分子收治。中共建政初期，曾將民國時期的保甲制度當作「反動制度」加以摧毀，其實中共實施的城市居委會與農村的人民公社與民國時期的保甲制度同出一源，均效仿明朝的裡甲制，在人身控制上較民國保甲制度更為嚴苛。強化居委會功能的目的是「維穩」，這一使「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的制度，實在與市場經濟體制所必需的自由遷徙完全相悖。
當年鄧小平最大的德政之一，就是廢除「以階級鬥爭為綱」，結果讓居委會喪失了盯梢本街區居民政治動向（主要是反動言論）、並向有關部門檢舉揭發階級異己分子這一功能，中國人終於可以在自家飯桌上「妄議」時政，今後如果恢復居委會功能，這點可憐的自由空間也會喪失。
居委會是傳說中「朝陽區群眾」的載體
深圳市率先在全國開創安全文明小區試點，因為那是新建城市，有許多新建小區。深圳市政府派人到海外參觀學習後，認為在小區建立物業管理公司與業主委員會雙頭模式這一社區管理體制值得仿效。也因此，我對物業管理公司與業主委員會這套制度比較熟悉。後來深圳市政府要求在新建小區建立居民委員會時，社區輿論都認為這一制度多餘，因為物業管理公司收取物業管理費之後，已經將一個小區的治安、日常維護、清潔等工作全部負責並一條龍管理，居委會只負責計畫生育併發放准生證，凡有工作單位的人，結婚、離婚、辦出國護照、赴港證等，全部由單位開具證明。我居住的蓮花北小區是全國文明示範小區，當地物業管理公司連文娛活動都承包了，居委會佔用某棟一樓的公用單車棚辦公，我從其門前經過千百回，從未進去過。
物業管理公司並不負責監控本小區居民動向，本人出版《現代化的陷阱》之後，當局的監控工作不能通過小區住地化完成，只能另派專人搬到我家隔壁蹲守。但如果當時就有習總書記創設的「六張網」與「朝陽群眾」，監控工作在小區內可以不動聲色地完成。
「朝陽區群眾」成為微博與網文調侃的對象，成為與中情局、克格勃、摩薩德、軍情六處齊名的「世界第五大王牌情報組織」，看了後總讓人疑真疑幻。騰訊網刊發了一篇《獨家調查傳說中的「朝陽群眾」》（2016年2月4日），其中提到，2015年，北京市登記在冊的「朝陽群眾」已達13萬人，向公安機關提供情報21萬多條，但其中關於吸毒、販毒的線索其實只有851條，不到0.4%。還有一些是與嫖娼有關的信息，比如「2013年，朝陽群眾因為舉報薛蠻子嫖娼而首次登上了娛樂版，而後更有黃海波、王全安的前仆後繼」。其餘99%的信息是什麼類型的信息，就只能由讀者去猜想了。
騰訊調查說，「事實上，真正的朝陽群眾：就是過去的紅袖章」，「現實中的朝陽群眾如果說有組織，那也不過是政府目前正大力發展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治安志願者隊伍。而為這個‘組織’佈置任務並獲得舉報線索的‘上線’，是社區民警，也就是俗稱的‘片兒警’」，但「朝陽群眾」的厲害之處在於敵情觀念特別強：「下樓扔個垃圾都要留個心」。
這篇報導讓我想起了文革時期。那時居委會很厲害，誰家有人收聽敵臺；誰家的女孩穿了件新衣服，多了個什麼稀罕物事；誰家多吃了幾頓肉，都是「階級鬥爭新動向」，都會成為居委會積極份子舉報的內容。可以想像，如今中國的國家安全被放置於最高位置，只要黨與政府將國家安全事項列個清單，基層黨組織的依靠對象「朝陽群眾」自會聞風而動，為維護國家安全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