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是中華民國政治家及軍事家。（網路圖片）
民國61年（1972年）7月22日，蔣中正於臺北中興賓館深度昏迷。侍從醫官察覺蔣氏口中唸唸有詞，聲音十分微弱，醫官立刻請值班的侍從副官翁元，耳朵貼近蔣氏嘴巴，仔細聆聽他在說些什麼。翁元仔細聽了一兩分鐘後告訴醫官，總統說的是：「反攻大陸……解救同胞……反攻大陸……救中國……反攻大陸……救中國……」
蔣中正，字介石（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是中華民國政治家及軍事家，字介石，幼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後人尊稱先總統蔣公。祖籍中國江蘇宜興，生於清代浙江省奉化（現屬寧波市），逝世於臺灣臺北市士林官邸。他歷任黃埔軍校校長、國軍總司令、國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特級上將、國民黨總裁、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二戰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中華民國總統等職務，是中國建立共和政體以來第一個成功統一全中國，是同時統治過全中國的最高領導人。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認為：「蔣中正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難得一遇之曠世豪傑、民族英雄。五千年來，率全民，御強寇，生死無悔，百折不撓，終將頑敵驅除，國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無第二人也。」
辛亥革命首義時，杭州之仗11月5日打響，打前陣的是住在新華路上的奉化會館中的敢死隊，該會館由蔣中正舅父出資。其敢死隊隊長正是剛從日本軍校回國的蔣中正。敢死隊員則是其同鄉，奉化漁民。時年蔣公24歲，時名蔣志清。蔣中正在回國前照了一張絕命照寄給母親，身殉革命的決心來杭州參加起義。母親特遣專人回信，勖勉獨子：「死生一視於義，毋以家事為念」。青年率領敢死隊身先士卒猛攻浙江巡撫衙門，活捉巡撫曾韞，革命成功。此時蔣介石也認為：怎樣才能算個人？只有按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原則做人的人才算個人！就是說，對社會、朋友、下屬一定要忠實，對父母畢須要仁愛，對朋友及所有人要有信義，對任何人都要公平合理和平共同！而聚眾成匪，慘無人道殺良善勤勞之人、奪其財，辱其父母妻兒，以盼不勞而獲，這還能算是人嗎！
1923年9月至11月間，孫中山派蔣中正為代表率團赴蘇俄考察學習蘇維埃體制的政治及軍事系統。蔣發現蘇俄對中國社會，強分階級、講求鬥爭，他對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對付革命敵人的策略為更多，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
1924年6月16日，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校慶日。蔣中正任校長，校訓「親愛精誠」經由蔣親自擬選。孫中山於黃埔軍校之訓詞後成中華民國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1928年，國民黨軍重新北伐，卻於濟南橫遭日本帝國的阻擾乃至侮辱。5月12日，蔣中正有日記云：「是日本軍閥之禍國殃民，乃更甚於中國之軍閥矣！毒蛇猛獸豢養不除，必至反噬其主人，惜乎日本民眾猶未能醒悟耳！大為中日兩國民眾之前途長太息也。」其時蔣氏亦由仇英轉而仇日，兩國從此孽根深種，劍拔弩張。9.18事變四天之後，蔣中正「此刻暫且含忍，絕非屈服。如至國際信義條約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該忍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的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領導全國人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和國家人格」。
1932年2月，蔣介石提到「與倭持久作戰，非如此不足以殺其自大之野心」，決定「準備長期抵抗，以求最後之勝利。」1938年3月5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我之對倭，在以廣大之空間土地，求得時間持久之勝利；積各路之小勝，而成全局之大勝。」同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完成了《論持久戰》初稿。
西安事變中，蔣中正告全體國民書：「……我死之後，中華正氣乃得不死，則中華民族終有繼起復興之一日。……惟望全國同胞對於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條：一、明禮義；二、知廉恥；三、負責任；四、守紀律，人人嚴守而實行之，則中正雖死猶生中國雖危必安，勿望以中正個人之生死而有顧慮也……」
張學良在回憶錄中多次提及：「我的事情就只到36歲，以後就沒有了。回首一生，自問做了最錯的事，就是在西安事變中，姑息了共產黨。往後數十年，隔岸目睹中華民族盡歷空前的苦難，最是羞悔！」1958年11月23日，蔣中正與張學良在臺灣桃園大溪會面，蔣中正臨走前說：「西安事變對國家的損失太大了！」張學良在日記中留下：「我聞之，甚為難過，低頭不能仰視。」晚年張學良為此痛心疾首，自稱民族罪人。
1937年7月7日，7.7事變。蔣中正於廬山發宣言，曰：「戰事驟發，亦有策，必守之。吾國雖尚太平，然不求苟安，且延之，勿疾克。當知戰事既開，勢若覆水，請棄城下之約，同心守義，利可斷金。是役也，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必死而後生。」1937年7月31日蔣中正「告抗戰全體將士書」指出：「這幾年來的忍耐，罵不還口，打不還手，我們為的是什麼？為的要安定內部，完成統一，充實國力，到最後關頭來抗戰雪恥！現在既然和平絕望，只有抗戰到底，那就必須舉國一致，不惜犧牲來和倭寇死拼。」
淞滬會戰是1937年8月13日起中國軍隊抗擊日軍進攻上海的戰役，這場戰役是中國抗日戰爭中第一場重要戰役，規模大、戰鬥慘，歷時3個月，日軍投入30萬餘人，宣布死傷4萬；中國軍隊投入75萬，自己統計死傷30萬；中國軍民浴血苦戰，粉碎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野心。為堅持抗戰，爭取了寶貴時間。
蔣中正在1937年11月11日「九國公約」電中明確聲明：「中國軍人從上海撤退，乃戰略關係，且為長期抗戰之計……此乃戰略上必要之舉，吾國政府與國民務當抗戰到底，咸已具有決心，暴敵實無以動搖之。」蔣中正：「日本無持久作戰的戰略資源。只要能與日軍週旋到某一程度，它若不是北侵西伯利亞，就是南下南洋群島（印尼），引起蘇俄或歐美對抗。……」1938年2月7日，蔣中正演講：「我們這次抗戰，是以廣大的土地，來和敵人決勝負；是以眾多的人口，來和敵人決生死。本來戰爭的勝負，就是決定於空間與時間。我們有了敵人一時無法全部佔領的廣大土地，就此空間的條件，已足以制勝侵略的敵人。」1938年7月18日，武漢會戰正打得異常激烈之時，蔣中正曾對英《每日先驅論壇報》記者斯諾稱：「縱令將來武漢有不能守之日，殊亦無損於抗戰於毫末；中國之今日，固在長期作戰以消耗敵人力量，而獲得最後勝利。相信保衛武漢之戰，必使敵遭受重大之損失也！」
七七事變後，正面戰場上連續爆發淞滬、太原、徐州、武漢等重大戰役，日本「三月亡華」的計畫就此破產。
傅斯年任參政員時曾兩次上書彈劾行政院長孔祥熙，蔣中正親自宴請傅為孔說情。二人有過一段著名對話——蔣：你信任我嗎？傅：我絕對信任。蔣：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蔣只好讓孔下臺。
1942年，聖雄甘地提出了英國「退出印度」的口號，準備發動第四次不合作運動，被英印政府逮捕。蔣介石多次呼籲和平和解。1944年，由於甘地絕食，生命垂危，蔣介石致電在美國的宋美齡，要她「面商羅斯福總統，從速設法切勸英國政府立即釋放甘地先生，以確保聯合國為民主、為人類作戰之信念。」
1943年常德會戰，張靈甫親率突擊隊救援常德，迫使日軍退出，被蔣中正譽為「模範軍人」。張靈甫呈蔣介石的最後一電：職師與數倍之勁敵血戰三晝夜，官兵傷亡殆盡，援軍不至，無力再戰，為不辱黨國使命，抱定不成功即成仁之決心，發電後，職等集體自殺，以報校長知遇之恩。
由於受偏激的教育，現代中國大陸人認為是毛澤東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其實，歷史的真相並不會永遠被抹殺：1943年中華民國政府廢除了自清政府以來簽定的一切外國不平等條約——史稱「43年條約」。蔣介石為此在1943年1月12日發表《告全國軍民書》。
日寇侵佔東北後，蔣中正立即寫了遺囑，決心獻身為國，收復失土，並希望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共紓國難。
抗戰期間，朱家驊等人決定向蔣介石獻九鼎，銘文由劉起吁起草，顧頡剛定稿：「於維總裁，允文允武，親仁善鄰，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載欣載舞，獻茲九鼎，寶於萬古。」蔣介石知道後，大罵朱家驊：「這是無恥!」「太糊塗，是侮辱我!」「這種作法，不僅給我侮辱，也給黨侮辱，怎麼對得起總理在天之靈？」蔣緯國說，蔣中正在抗戰最艱難的那段時期，實在支撐不住了，就關上浴室門，怕家人聽見，然後在浴盤裡發出淒厲無助的哀號，蔣緯國說家裡人還是能聽見，心都快碎了。
抗戰中的教育投入僅次於軍費。蔣中正說：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丟卻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面是為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於此時期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
「艱難革命成孤憤 揮劍長空淚縱橫」，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含淚揮毫寫下這句詩後，搭機離開成都，飛往臺灣，永遠離開了他為之奮鬥幾十年的大陸中國。這是他一生中最悲哀的時刻。
蔣經國曾這樣回憶他隨父親告別溪口的情境：「極目四望，溪山無語」，當時「天氣陰沉，益增傷痛。大好河山，幾至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日一旦拋別，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
1948年12月初蔣中正命教育部長陳雪屏急飛北平，召集胡適等秘商「搶救學人」計畫。蔣親自指派飛機冒共軍炮火飛北平南苑機場等候兩天，僅胡適、毛子水、錢思亮、英千里、張佛泉、梅貽琦、李書華、袁同禮、楊武之等二三十人登機。據資料統計，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十幾位隨蔣赴臺，其餘六十餘位羈留大陸，結果眾知。
1949年5月27日，上海淪陷。著名物理學家吳有訓在上海聽到中央電臺的一則尋找吳有訓，讓他去廈門的廣播尋人啟事。此前，吳有訓拒絕了蔣中正邀他去臺之請，在中共地下黨的幫助下，由南京秘密轉移到上海。1949年10月17日，廈門失守，這則廣播尋人啟事才停播，共播送了143天。尋找他的人叫蔣中正。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那一天，蔣介石仍在中國大陸。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保管並向公眾開放的《蔣介石日記》，記述了蔣介石在中國大陸堅守的最後日子。194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全國一片歡騰，蔣介石卻高興不起來。負責整理和研究《蔣介石日記》的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華裔研究員郭岱君說：「8月13日他寫道：‘未來艱鉅，十倍於抗戰。’為什麼他有這個想法？因為這個時候他知道，林彪、彭德懷的部隊已經開始行動了，內戰即將開始，而且他覺得內戰的複雜與艱困可能比抗日更甚。」郭岱君表示：整個國共內戰，共產黨對國軍的作戰部署瞭如指掌，國軍幾乎沒打過勝仗，到1949年，全國敗局已定。「1949年，蔣介石倉惶轉戰各地。我們在他的《日記》裡看到，例如他說：‘愧悔無地自容，幾無面目見世人。’‘只能戴罪補過，以求自贖。’」
1949年上海被解放軍攻克前夕，蔣介石5月6日乘軍艦離開上海。郭岱君說：「這艘船走得非常慢，在黃浦江出來後在沿海走來走去，不知去哪裡。最後船停在舟山島，也沒有登岸。前後在海上漂泊十來天，真是乾坤萬里，滄海茫茫，不知何處為家。你可以想他這種心情：他不願意離開中國，也不願意去臺灣，更不願意去外國。」
蔣介石1949年7月1日在臺北設立了總裁辦公室，12月8日才下令中央政府正式遷臺。但從6月21日到12月10日，蔣介石留在大陸，指揮據守西南的國軍作戰。11月30日晚上10點，他離開重慶前往成都。郭岱君說：「這個時候解放軍已經要進城了，他才匆匆忙忙從他的住所到飛機場去。兵荒馬亂，他在路上三次下來要走路，因為汽車已經沒有辦法走了。他們在午夜才抵達機場，沒有地方睡，就睡在飛機裡面，一直等到第二天凌晨，解放軍已經進城了，飛機才起飛。到哪裡去呢？到成都。」
蔣介石是1949年12月10日從成都離開中國大陸的。郭岱君說：「起飛的時候，在成都上空繞了兩圈，他眼淚流下來。這一次離開，他再也沒能夠回到中國大陸。」
朝鮮戰爭時，美國曾考慮以原子彈對付中共，但蔣介石反對，因為不願屠殺人民。1954年大陸嚴重水患，有人主張反攻大陸，但蔣認為黎民受苦之際，應以救災為重，若趁機打仗則非仁義之師。1969年中俄發生珍寶島衝突，蘇聯遣人與蔣聯繫，但蔣不願做吳三桂，置之不理。
當大陸在進行文革的時候，蔣中正先生在臺灣成立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並親自挂帥，他說「中華文化是無人可以毀滅的」，「我們國父一生致力於國民革命，原就是要把中華文化從根救起，再造一莊嚴華麗之新中國。」
中印邊境戰爭中，美國和蘇聯都支持印度。當時中華民國政府是國際承認的合法政府，很多國家敦促蔣介石承認麥克馬洪線，以便配合國際上的反共，誰知蔣發表聲明說：「麥克馬洪線是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絕不承認麥克馬洪線」，並在聯合國一天一個抗議，宣示中國捍衛主權的決心。
研究蔣介石的學者楊天石說，「根據現有資料，蔣介石的日記約始於1915年，止於1972年，距離去世只有3年。」信奉儒學，尤其是宋明道學的蔣，用「存天理去人欲」的要求來約束自己。中正語錄：政治比之於軍事還要困難。因為干政治的要鑽進污穢齷齪的社會裡面去。
民國四十五年（1956年），蔣中正70華誕。《 中央日報》 徵文為其祝壽，報社負責人胡健中給胡適打電報約稿，胡適寫完寄來，並附信說——「我量你不敢登。這文章是希望總統無為而治，不要管太多事情」。胡健中請示蔣，蔣說「可以照登，讓他去講好了」！此文就一字不改的照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