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美國人的價值觀，只要你腳踏在這塊土地上，你就擁有一切平等的權利。（網路圖片）
三年前，我們舉家遷至美國，工作簽證，不是移民，屬於地地道道的中國人。
到美國的時候，我兒子Andy剛剛過完三歲生日，他之前在北京時，就因為語言和社交滯後見過醫生，因為年齡小，不好判斷，再加上他程度很輕，所以最後一個資歷很深的醫生明確告訴我們：你兒子沒有自閉症，放心吧。
但到美國半年多後，Preschool的老師向我們反映了一些Andy的情況，讓我們有些擔心，學校負責人建議我們去找學區做個評估，以尋求幫助。
我打電話給學區，他們告訴我，寫一個情況說明，交給他們就可以了。於是我寫了半頁紙說明瞭一下情況，然後去了學區的辦公樓，考慮到國內機關辦事之難，去之前我做好了充分準備，如果門衛攔我怎麼辦？辦事人員刁難怎麼辦？讓我補充其他材料怎麼辦？需要看相關證件怎麼辦？等等。
然而事情簡單順利得出奇，唯一的耽擱源於我努力尋找一個不存在的門衛，最後我直接進了學區大樓的門，隨便找了個人問我兒子這樣的情況應該找哪個部門，那人把我帶到那間辦公室門口，跟一位女士介紹了幾句，那位女士很客氣地說：你就把這張紙留在這兒吧，我們會給你電話。然後我就出來了。
大約一週之後，老師說，學區給他們電話了，會有一位相關方面的專家來學校觀察Andy的情況，過了兩天，老師又說，那人已經來過了，並在課堂上觀察了Andy並作了記錄。
幾天之後，學區來電話，約我過去談話，我見到了那位專家Frank，後來才知道他擁有兒童教育方面的博士學位，是學區特殊教育的Case Manager，相當於團隊的頭兒吧，他和另外兩位女士，一個social worker，一位兒童心理學方面的專家，一起來瞭解情況，我向他們表達了我的擔心，於是他們安排Andy來接受評估。
評估的日子到了，但因為我們一直在家跟Andy說中文，Andy對英文測試不太配合，他們試了幾下，說：這樣對Andy不公平，我們會找幾個說中文的專家來給他再次測試。
大概在美國要找幾個這方面說中文的專家確實不容易，十多天後，他們才安排好了幾個說中文的專家來測試Andy，每個人都擁有博士學位，從各個專業角度來進行測試。
最終報告出爐，Andy在語言和社交方面滯後，需要接受特殊教育，學區將專門為他制訂一個學習計畫，他們稱之為IEP，在IEP的會議上，除了我們夫妻倆，另外還有7個人，都是兒童教育及特殊教育方面的專家，至少擁有碩士學位，他們和我們交談如何設定Andy的學習目標以及相關事項，其專業程度讓我頭暈目眩。
之前在Preschool的時候，我們每月要交1200美元的學費，因為6歲以前的教育還沒有納入公立系統，不能免費，而且我們還必須自己開車接送孩子，但一旦被納入IEP，學費全免，而且立即校車接送，無論離學校遠近（通常2英里以內是沒有校車接送的）。老師和學生的比例也很高，平均每三個孩子有兩個老師。
我心裏有些發虛，特別在IEP會議上，那麼多人開會就為了討論我兒子的教育問題，態度那樣認真誠懇，根本不問我是哪國人，戶口在哪兒，住滿幾年了，等等。我非常謙恭，認真聆聽，充滿感激，但這仍然不能讓我踏實下來，因為我沒法從以前的生活經驗中找到一個合適的理由來解釋這種善意。
後來，我的朋友瀋博士，一個在美國呆了近20年華人，聽了我的疑惑後，解釋說：這事情的邏輯是這樣的，按他們的價值觀，只要你腳踏在這塊土地上，你就擁有一切平等的權利，這些權利不是任何人施舍的，而是你生而具有的，你只管踏踏實實地享受並爭取你應有權利好了。
我非常喜歡這個邏輯，而且我也決心捍衛這個邏輯，它讓我不再心懷忐忑，不再有被施舍的感覺，一種從此「站起來了」的牛逼感油然而生。
Andy入學以後，在學校和家長的努力之下，取得了很大進步，英語也突飛猛進，發音字正腔圓，我們十分欣慰。然而，入學半年後，Andy的情況有所反覆，出現了一種罕見的症狀：Selective Mutism（選擇性緘默），我們和老師都發現了這種情況。這時候，我的一位鄰居Kelly, 一位漂亮的美國媽媽，她也有一個輕度自閉症的孩子，瞭解情況後，鼓動我們不要被動等待，而應該積極尋找新的方案，她還無私地分享了很多重要信息。我們瞭解到，在公立系統之外，還有一些收費極貴的特殊學校，學費每年達到十萬美元以上，只要向法庭證明學區的特殊教育方案不適用於你的孩子，那麼你就可以轉到這些學校去，而學區必須支付昂貴的學費。
於是我們找到了Kelly推薦的律師，律師聽了我們的敘述，說有98%的把握。她推薦了兩位獨立的評估師，去學校觀察Andy，瞭解學校的教學情況。
我很奇怪學校居然那樣配合這兩位來找茬的評估師，使他們非常順利地得出了報告。接下來我們專門要求召開了一次有雙方律師參加的會議。學區主管，大概相當於中國教育局長的職位，也參加了，我們說已經約了一家最好的專門機構來幫助Andy解決他的Selective Mutism，評估費用是3500美元，後期費用不詳，希望學區幫助我們支付。
學區主管簡單說了一句：我們會支付這個費用。雙方律師同時記錄下這句話，我意識到，我不用擔心不會履行，因為這句話已經是呈堂證據。
然後大家開始討論如何幫助Andy，我必須承認，即使我以最挑剔的眼光去看他們，我也找不到一絲一毫的推諉，他們極其專注地討論解決方案，毫不介意我們是帶著律師來的，也毫不介意我們隨時準備把他們告上法庭。這種誠實與專注讓我震驚，我意識到，我必須以同等的誠實去對待他們。
會議結束，律師出來對我們說：「That’s a great team.」
最後的評估結果以及律師的建議，認為學校的教學非常好，轉換環境意義不大，而學校也與那家專門機構密切配合，專門對Andy設定了教學方案，幾個月後，Andy便走出了困境，並開始再次飛躍。
這次經歷，讓我零距離地體驗了真正的法治國家的辦事方式，在完備的法律框架下，每個人都有路可走，誰也別想仗勢欺人，想到兒子能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作為深愛他的父母，我們倍感欣慰。法律如此真實地體現出維護個人權益的力量，看清楚這一點之後，我真正地感覺自己「硬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