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給罪惡披上一件華麗的外衣（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4月29日訊】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是全方位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無不充滿原則性、根本性的錯誤。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物質本位、經濟本位、集體本位和惡本位。以物質為第一性，物質本位也；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本位也；社會主義公有制，集體本位也；視惡為歷史發展的動力，惡本位也。
四本一脈相承，發展到惡本位，賦予罪惡以正面意義和價值，給罪惡披上一件華麗的外衣，最為可怕。
馬克思高度讚美罪惡，強調罪惡是生產力發展和歷史發展的動力之一。在《剩餘價值理論(11)關於一切職業都具有生產性的辯護論見解》中，他為「罪犯」作了「精彩」的辯護和肯定。馬克思把「罪犯」視為「一個生產部門」，強調「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一下這個生產部門同整個社會的聯繫，那就可以擺脫許多偏見。」他認為，罪犯除了生產罪行，還生產刑法，生產講授刑法的教授，生產刑法講授提綱，生產刑法典，生產這方面的立法者，還生產藝術、文藝——小說甚至悲劇等等。最反常理和常識的是這兩段話：
「其次，罪犯生產全體警察和全部刑事司法、偵探、法官、劊子手、陪審官等等，而在所有這些不同職業中，每一種職業都是社會分工中的一定部門，這些不同職業發展著不同的人類精神能力，創造新的需要和滿足新需要的新方式。單是刑訊一項就推動了最巧妙的機械的發明，並保證使大量從事刑具生產的可敬的手工業者有工可做。」
「罪犯打破了資產階級生活的單調和日常的太平景況。這樣，他就防止了資產階級生活的停滯，造成了令人不安的緊張和動盪，而沒有這些東西，連競爭的刺激都會減弱。因此，他就推動了生產力。一方面，犯罪使勞動市場去掉了一部分過剩人口，從而減少了工人之間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工資降到某種最低額以下；另一方面，反對犯罪的鬥爭又會吸收另一部分過剩人口。這樣一來，罪犯成了一種自然「平衡器」，它可以建立適當的水平並為一系列「有用」職業開闢場所。」（《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1）
這裡，馬克思把罪惡和犯罪當做人類精神能力發展、生產力發展和歷史發展的動力，並且加以正面的肯定。恰恰相反，罪惡只有破壞性，對精神力、生產力發展和歷史發展所起的作用是負面的，是負動力反動力。當然反動力也是一種力，但不能因此予以正面肯定和讚美。
「惡是歷史發展的推動力」說完全顛倒。罪惡是反常和反動，是生產力發展和歷史發展的反動力。大半個地球大半個世紀的政治實踐已經為這一定律提供了充分的事實證明：所有馬邦無不民智低下，生產力發展遲緩甚至倒退。
在善與惡的對立和鬥爭中，善才是生產力和歷史發展的動力。良知是大善和至善，德智的統一，良知才是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性力量。在善與惡、正與邪、文明與野蠻、光明與黑暗的歷史拉鋸戰中，前者佔上風，社會歷史就向前發展；後者佔上風，社會歷史就向後倒退。當然，發展是硬道理，從歷史的高度看，倒退往往意味著一次更大的進步。
英國經濟學家貝•曼德維爾是個讚惡專家。馬克思在《關於一切職業都具有生產性的辯護論見解》中，讚揚「孟德維爾在他的《蜜蜂的寓言》(1705年版)中，已經證明任何一種職業都具有生產性等等」進而了曼德維爾一段話：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稱之為惡的東西，不論道德上的惡，還是身體上的惡，都是使我們成為社會生物的偉大原則，是毫無例外的一切職業和事業的牢固基礎、生命力和支柱；我們應當在這裡尋找一切藝術和科學的真正源泉；一旦不再有惡，社會即使不完全毀滅，也一定要衰落。」
這樣顛倒善惡，高度肯定、讚美惡，賦予惡以正面、積極的意義和必要性，何其荒唐乃爾。馬克思卻對這段話予以高度評價，說：「只有孟德維爾才比充滿庸人精神的資產階級社會的辯護論者勇敢得多、誠實得多。」
馬克思認為「類」的發展要靠犧牲個體甚至犧牲整個階級來實現。他在《剩餘價值理論：對所謂李嘉圖地租規律的發現史的評論》中說：
「人‘類’的才能的這種發展，雖然在開始時要靠犧牲多數的個人，甚至靠犧牲整個階級，但最終會克服這種對抗，而同每個個人的發展相一致；因此，個性的比較高度的發展，只有以犧牲個人的歷史過程為代價。至於這種感化議論的徒勞，那就不用說了，因為在人類，也像在動植物界一樣，種族的利益總是要靠犧牲個體的利益來為自己開闢道路的，其所以會如此，是因為種族的利益同特殊個體的利益相一致，這些特殊個體的力量，他們的優越性，也就在這裡。」（《馬恩全集》第26卷2）
馬克思認為，在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上，整個人類的發展要靠犧牲一部分個體甚至整個的階級或民族為代價。只有人類的一部分而且是優秀的一部分首先發展起來，才符合整個人類的發展的利益，才能帶動整個人類的發展。這就是歷史進步要付出的代價和惡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
邪惡的手段只能製造災難，無法追求幸福；黑暗的道路必然悖離光明，只能通往地獄。手段不良、道路不正的人和勢力，無論將其「理想」描述得多麼美好，都不值得肯定，必須提高警惕。真正的理想，必基於理性，源於德性，對於追求的手段和道路有基本的道德制約。
儒家強調，「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馬克思則認為，罪惡是生產力和歷史發展的必要。「雖然在開始時要靠犧牲多數的個人，甚至靠犧牲整個階級，但最終會克服這種對抗，而同每個個人的發展相一致。」為了整個人類的發展，不僅個人和多數的個人，整個的階級都可以犧牲。憑這一句話，馬主義就是標準的邪說。
馬黨剝奪人權自由、犧牲整個階級或民族皆理所當然，卻與「整個人類的發展」南轅北轍。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一切民粹主義暴行和極權主義暴政，就取得了理論的合法性和歷史的合理性，個人、一部分人乃至整個階級或民族的犧牲，一切人道主義災難，都可以被視為歷史進步所要付出的代價。夫復何言？夫復何言！
恩格斯與馬克思一樣，視惡為歷史發展的動力。恩格斯在概述黑格爾的思想時寫道：
「人們以為，當他們說人本性是善的這句話時，他們就說出了一種很偉大的思想，但是他們忘記了，當人們說人本性是惡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更偉大得多的思想」；「在黑格爾那裡，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藉以表現出來的形式。這裡有雙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聖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慾--貪慾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槓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233頁)。
恩格斯這段話有兩大錯。其一，「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不是惡而是善，屬於良知的作用；其二，慾望發而中節則善，發不中節則惡，慾望本身非善非惡，超越善惡，也可以稱為至善或超善，無論如何不能納入惡的範疇。
馬主義歷史哲學中所說的惡，包括私利、私慾、權欲、貪慾、犯罪、剝削、壓迫、競爭、階級鬥爭、殖民統治、侵略戰爭等等。其中，犯罪、階級鬥爭、侵略戰爭等固然是罪惡，所謂的剝削壓迫則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各種慾望和競爭意識則非善非惡，可善可惡，不能籠統地視為惡。
黑格爾認為，個人是一個特殊存在，其從事活動的力量源於其意志，而其意志是與私慾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利己的慾望會激發起人的熱情。他在《歷史哲學》中說：「我現在所表示的熱情這個名詞，意思是指從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或者簡直可以說是利己的企圖而產生的人類活動——是人類全神貫注，以求這類目的的實現，人類為了這個目的，居然肯犧牲其他本身也可以成為目的的東西，或者簡直可以說其他一切的東西。」
這沒有錯。利己的慾望會激發起人的熱情，人欲是推動生產力發展和歷史發展的動力，確實，因為正常的人欲就是天理良知。然而，真理多走了一步就會變成錯誤。把人欲等同於罪惡，肯定惡和罪行在歷史發展中有正面、積極的作用，進而以之為歷史發展的動力，這就荒謬而邪惡了。
注意，人的慾望和競爭意識是與生俱來的，完全不需要依賴惡和罪行的刺激。文明，包括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和科技文明，歸根結底就是良知的光明，而正常的慾望和競爭意識都是良知的作用。被罪惡刺激起來的慾望和競爭，是邪欲和惡性競爭，有百弊而無一利。
馬主義和馬家辯證法最大的功能，是可以賦予任何罪惡以正面、積極的意義和必要性，這就為顛倒善惡和功罪開啟了方便之門，為各種政治暴行及社會惡行提供了美好的通行證，殺人放火造反作亂可以粉飾為革命，暴徒強盜殺人凶手可以裝扮成英雄，任何反人性、反人道、反人類的罪惡都可以從中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