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年來，我們如何為人民。如果說有哪句話可以承受大起大落的時代考驗，歷經幾十年風雨而不衰，恐怕就是為人民服務了，無論是改革開放前還是改革開放後，不管是計畫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這句話都那麼深得民心，即使政見根本不同，但對為人民服務都沒什麼意見。
其實，為人民服務這句話恰恰最經不起細想，只要一細想，就會讓人頓時喪失了自尊心和自信力。因為只要作為口號、書法、標語、影壁、像章、標題、歌曲和詩朗誦，為人民服務似乎都是國產的，而一進入為人民服務的細節，好像什麼都是進口的。
一、處處可見為人民服務，但只是口號和文藝
早在文革前，為人民服務就已經是個大口號了，到了文革，對「老三篇」的學習近乎癲狂，人人都能背誦，據說還有人可以倒背如流，而所有機關門口也都以為人民服務作為權力標誌，周恩來胸前那枚為人民服務的長方型像章，更是牢牢銘刻在了全國人民的心裏。
但是，那個時代，只有掀起什麼熱潮和單位搞什麼活動時，我們才能體驗到一點被服務的感覺，比如無償修理自行車，比如免費借你個打氣筒，比如義務為老人理個頭髮，比如醫療隊下鄉等等。一些為人民服務的典型人物，儘管在輿論宣傳中天天可以看見聽見，但實際生活中卻看不到，也接觸不著。
而且，所有這些，還都必須以階級鬥爭為基本前提，為階級敵人服務，在那時叫做「喪失階級立場」、「對反動派施仁政」，連人道主義都要加上革命兩字才被允許放行。
所謂的階級敵人和反動派又都在不斷擴大，每次運動就會有一大批人被打入「敵人」的行列，也就是說，時刻都有人一覺醒來，就被踢出了人民的隊伍，不再屬於被服務的對象。
沒有各種熱潮和活動的平時呢？回想一下，不用說服務，其實連平等對話的資格都不存在。
權力機關，人民根本進不去，所以也無所謂服務；本該稱做服務部門的那些地方，1980年代以前都屬於計畫經濟，文革則是計畫經濟最嚴酷的歲月，任何一丁點自由貿易和經營的機會都被堅決扼殺，因為這是「資本主義尾巴」，是「產生資產階級的土壤」。在計畫經濟統治下生活，商品的特點是「皇帝女兒不愁嫁」，既然不愁賣不出去，服務不服務也就無所謂了。
二、嘴上說為人民服務，服務和被服務的關係卻是顛倒的
計畫經濟的時代，是個什麼都短缺、什麼都緊張的時代，尤其是人民生活，處處需要票證，買什麼都要憑本，購貨本、購糧本、購氣本，普及到全國各地。在短缺經濟的社會裏，住宿難、乘車難、吃飯難、購物難、理髮難、洗澡難，連上廁所都難，於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係被徹底顛倒了。
服務人員不是愛答不理，就是氣勢洶洶，公共汽車售票員的職責是抓逃票的，商店營業員除了不眨眼睛地看住商品不被偷走外，就是收錢。那時在很多地方，窗口行業是名副其實的窗口行業，因為只留著巴掌大小的窗口面對顧客，四面都被遮擋得嚴嚴實實，壓根看不見裡面的人長得什麼樣，如果想與裡面對話，就要俯下身，將耳朵和嘴巴湊近窗口，拚命大喊。
櫃臺在1980年代以前一直都是隔在顧客與服務員之間的一道屏障，顧客不能不探出半個身子去看商品，伸探的部位多了，時間長了，肯定會受到訓斥，「看什麼看啊！」「都快夠著啦！」
計畫經濟的時代，下飯館吃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你要先站在桌子旁邊，盯住一位有可能將要吃完的顧客的碗裡和屁股下，他剛一起身，你就必須立即坐上去，稍不留神，位子就被別人搶先了；你尚未吃完，身後又已經立著另外一位了，被生人近距離看著吃飯，是當時中國大陸飯館的一大風景。
而飯館的服務員，只能說是在記菜單、傳菜、收錢，從他們的眼神和舉動中覺察不出是在服務。那時的服務人員在社會最受寵，服務行當的「八大員」是最搶手的職業，巴結服務員、對服務員低三下四、與服務員說話基本是在挨訓，是社會常態。
在為人民服務喊得最響的年代，沒有什麼是從人民實際生活考慮的。原子彈可以爆炸、人造衛星可以上天，但人民生活最基本的用品卻是最粗糙、最單一、最低質，也是最不想為人民服務的，花色品種多少年如一日，很少見到有什麼創造和改進。
計畫經濟時代，北京百貨大樓的所有物品加在一起，還不如當今一個普通小超市的花樣多。勞動模範張秉貴的技術再精，熱情之火再旺，顧客在這裡也只能買到一成不變的那幾件糖果。
牙膏管的管口，必須要用菜刀才可以切掉，從沒想過還可以在蓋子上加個尖嘴，反過來一插即可；挖耳朵永遠都是用耳杓，大概做夢也不會想到用棉簽，其實，棉簽在醫院早就普及，只是單一地用來塗抹紅藥水和酒精；多數老百姓如廁沒有紙，剩下的少數人也沒有像樣的紙。
地鐵是城市建設中與人民的利益密切相關的公共服務設施，可北京1969年通車的第一條地鐵線卻是世界上最差的地鐵，從頭到尾，老弱病殘都不知如何上下地鐵站，而且，地鐵北京站居然不與北京火車站聯為一體，必須先費勁地從地下爬上來，才能再走進火車站。
太多太多了，只要細想你就會發覺，那個時代除了口頭高喊為人民服務外，恐怕從來就沒思考過在實際操作中，在細節上，如何為人民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