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an Gutmann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7月01日訊】本文譯自Ethan Gutmann於2016年6月23日在美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的發言，標題為「強摘器官：檢視一個殘酷的行為」。Ethan Gutmann著有《屠殺》（THE SLAUGHTER）。
以下為譯文：
十四年前，美國商會（中國分支）（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的主席就中國違反知識產權向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作證。他作證說中國領導層終於說了正是我們希望他們說的話。然而，對於在中國市場銷售的美國公司，「由於假冒，他們損失了15%至20%的收入。」換句話說，這個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糟糕。
那個人就是Chris Murck，我以前的老闆。他教我說中國的改革需要時間。八年之後，Murck重新回來向CECC作證，說假冒仍然存在，但是在減少。或許那就是為什麼當喬高-麥塔斯的報告（《血腥的活摘器官》）出來七年之後，我在寫我的書（《屠殺》）的時候，我以為我在寫歷史。
（我們是）多麼的天真。經過西方與中國幾十年的司法交流，現在中國的律師們仍然面臨著大規模的抓捕。「解放中國的網際網路」這句話如今聽起來是多麼的理想化，部分原因是我們知道一些美國公司的手並不乾淨。因此，是的，如果錢是主要問題，你或許還可以與中共勉強維持一個對峙的局面。但是如果該黨感到受到威脅，你儘管花時間好了。你很可能會輸。
我們的更新（報告）基本上是對強摘器官的一個檢視表：我們在贏還是輸？
中國的醫療機構通常聲稱中國每年實施1萬例的器官移植。然而，試想一下，在中國一個典型的國家許可的移植中心：有三個或四個移植團隊。有30張或40張病床供器官移植病患所用。20至30天的恢復期。患者的需求：不算外國的器官旅遊者，中國有30萬人在等候器官的名單上。
這樣的機構或許一天做一例移植，這難道不是一個合理的假定嗎？146家由國家批准的移植機構符合這個大致的描述。如此粗略推算，每年的移植不是1萬例，而是5萬到6萬例。
假設那些同樣的醫院和移植中心達到了中共對這些機構配置的移植量、床位、手術人員等最低的實際要求。那麼一年是8萬到9萬例移植。
然而，我們應如何解釋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的出現，它能夠輕易地每年做5000例移植？還有北京的解放軍309醫院？中山醫院？這份名單出人意料的長。詳細的評估得出的結論是，（這些醫院）平均一天做高達兩例移植，這就超過了每年十萬例的數字。
我剛才給出的數字是基於中國的數字。不是來自官方聲明，而是來自類似《護理週刊》（Nurse Weekly)的來源。
要理解為什麼（在中國那些）器官是隨時可以得到的，我們需要研究摘取器官是如何隨著時間演變的。在1980年代，摘取器官是處決罪犯之後機會性利用的行為。到1990年代中期，醫療車到刑場（摘取囚犯器官）成了常規；在新疆的刑場，實施過試驗性的活體摘取器官。1997年，繼伊寧屠殺後，為了幾名年邁的中共幹部，有幾個政治犯、維吾爾活動人士被摘取了器官。
或許那些器官只是在戰爭迷霧中抓到的「戰利品」。或許摘取良心犯的器官可以在那裡結束。但是，1999年中共的國家安全部門推出了消滅法輪功的運動。到2001年，超過一百萬法輪功學員被關押，他們在那裡接受了器官匹配的測試，中國的軍隊醫院和民用醫院大大加快了他們的移植機構（的建設）。到2002年，家庭教會的基督徒（成為器官強摘得對象）。到了2003年，輪到了藏人。
至2005年，機會性的經濟動機已經被兩隻隱形的手所取代——一個五年的「商業」計畫的和中共想要消滅其內部敵人的願望。頑固的囚犯被摘取器官以供移植；移植中心賺6萬（美元）、10萬（美元），或者更多。但中國移植產業的崛起是建立在法輪功學員被監禁的基礎之上。
2006年初，喬高-麥塔斯的報告發表了。北京承認他們使用了囚犯的器官，並且在表面上禁止外國移植旅遊業去中國，並給囚犯提供了自願捐獻器官的表格。2012年，薄熙來的下屬王立軍捅破了這層紙。他負責一個活體摘取器官中心，在那裡實施過數千例的移植。
在這些致命性的信息曝光後，中國的醫療機構承諾會在三到五年內過渡到自願（捐獻）作為器官的來源，但是耍了一個花招：僅接受「停止摘取囚犯器官」，而沒有接受「停止摘取良心犯器官」。於是，他們可以避開不談這個被「圈養」的龐大人群，這個人群（被法外關押）並不「正式存在」。與此同時，接受該說法也讓西方人希望「良心犯」只是「囚犯」中一個子集（從而想當然的認為對其的器官摘取也會被停止）。通過避免明確提到禁忌語，雙方都可以保持各自的幻想。
然而，在整個中國醫療機構的所謂改革當中——不一致的數字、顫顫巍巍地抖出囚犯可以自願捐獻器官，聲稱已經「神奇」地建立了一個自願捐獻制度——我們的更新報告發現沒有任何的「停止」：器官移植的樓繼續在建，營業如常。
利潤驅動醫院的「生產」。然而，是什麼驅動著中共？我不會假裝比別人有特別的洞察力，能洞察這個黑盒子。我只知道的是，這是為了掩蓋其反人類罪的行為，而消滅所有熟知這些罪行的馬克思主義的做法。或許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單單的一天裡有500名法輪功學員受到體檢，或者在他們的家中接受血檢，為什麼維吾爾居民區被強迫消失。
當我來談（我們該如何應對的）政策時，讓我先來談談什麼做法是不能做（沒有用）的。
我們不能假裝良心犯沒有被摘取器官來解決這個問題。一名中國醫生2001年就摘取死刑犯器官這個問題在國會做過證。那時只是引起了一點漣漪，而不是波浪。今天，我們在這裡，肩併肩，因為在這個房間裡的人都在關注著那些良心犯。
我們不能通過被安排參觀幾家中國的移植醫院來證實中國自稱的醫療改革。引用器官移植學會（TTS）倫理委員會、反對強迫摘取器官醫生組織（DAFOH）的Jacob Lavee醫生的話說：「作為一名（猶太）大屠殺倖存者的兒子，我覺得有必要不再重複國際紅十字會1944年參觀特萊西恩施塔納粹集中營時所犯的可怕的錯誤，將該集中營報告為一個愉快的娛樂營地。」
總之，醫學界無法獨自解決這個問題。他們需要國會眾議院的H.Res.343號決議。他們需要我們的研究和新的調查。
據Lavee醫生說，自從以色列於2008年禁止器官移植旅遊以來，沒有一個以色列人前往中國去做器官移植。切斷醫療保險為器官旅遊報銷是不夠的；以色列的外科醫生需要明確不論中國在以色列的軟體裡投資了多少錢，醫生們特別重視的一個說法叫「永不再犯」。對於臺灣，鑒於中國的軍事威脅，拒絕到中國去做器官移植顯得更為勇敢。如果臺灣的醫療機構和政界能夠攜手，我們也可以。
有人告訴我，這是一個法輪功的問題。不，這是那個熟悉的種族滅絕的幽靈，但是披著現代的偽裝。（我們知道）即使團結努力，我們也可能會失祛病人。然而，至少讓我們進入手術室的時候，確保我們的雙手是乾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