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6年08月26日訊】（接上文）
「批判上帝」和「打倒上帝」無論如何也不能讓我認同。批判會越加頻繁，讓我發現慷慨激昂者並不多，多數人都顯得無可奈何的神情和態度。批判朱教授的大會也一樣，只有三、五個「壯懷激烈」的黨員或「積極份子」帶頭喊口號，帶頭髮言批判，帶頭蹦躂，胡亂的上綱上線，使用一些頂極的話語以表示有「高度的無產階級覺悟」。
一個左的出奇的同學衝上臺發言，說朱教授「肯定是帝國主義分子」。「你為什麼還保留有美國大學穿著博士服戴著博士帽的照片？！為什麼在課堂上你一口一個杜威，一口一個詹姆斯？！」他大聲疾呼：「難道我們中國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心裏學家嗎？！」
我當時一肚子氣並不敢出！會後跟鐵哥們說：朱老師講的是西方心理學史，不講杜威，詹姆斯，講誰呢？難道講美國歷史時不講南北戰爭，不講華盛頓、林肯而講秦始皇，朱元璋嗎？既荒謬又無知！
是呀，我國的確也有心理學家，我們身邊就有一位中國知名的心理學家（我讀大一時就選了他的課），我們最熱愛的導師。懂得英、法、德、日、俄五國語言；西南聯大唯一獲得美國舊金山文法學科獎學金的優秀學生（理工科由著名的化學家唐璈慶教授獲得，當時是西南聯大的學生）。可此時這位教授被打成師大和省最大的「右派份子」。中國心理研究所所長曹日昌教授是留美的心理學博士，是中共建政後向美國要回來的心理學專家，不也被批判的下不了臺嗎？對待朱教授，那幾個胸無點墨，只知道辱罵和耍大棒打人的「黨員大學生」，怒髮衝冠，除了出口成髒外，就是既無事實又無邏輯的吧朱教授臭罵一頓。
我已不記得我是否當時已經產生和形成了一種看法，抑或是若干年長期觀察，體驗才形成：在中共的整人政治運動中，注定有兩撥人十分突出的積極參與並充分的表演，一種是「組織最信任的積極份子」，如黨員或要求入黨的人；另一種是平時愛出風頭，思想意識低下，風吹兩邊倒的「河邊蘆草」和「牆頭草」。
這第二種人，在「運動」中常常成為打手，打人的凶手。他們以此姿態和過激烈行為贏得「組織」的信任，甚至進而「成長」為「中堅力量」。就如同在農村鬥爭地主時，最積極，最激烈的正是那些「二流子」、「流氓無產者」、「地痞無賴」一樣。批判朱教授時就有這類角色上去施暴，推撞或用腳去踢老人家！
批判朱教授大會，是我生平第一次親臨的批判大會（與初中參加的殺人大會有別），而且是在大學，由大學生去批判自己的導師。那時我只不過是一個大二學生，談不上有多麼理性或正確的認識。但我本能的反感，反對在批判過程中的情緒化和暴虐化。那種方式和情境，荒唐成了常態，對人尊嚴的凌辱和踐踏成了常態，對待自己的師長、長者、婦女或親人也不例外。
真的，從此我開始懷疑我們的大學教育。每當我環顧四周，總不免看到一些使我為之震怒的應該予以藐視的東西，一些叫人心酸的痛苦的事，刺痛我的心，撕裂我的心的東西。我看到了多數大學生對這種非人的批判熟視無睹，對被批判者遭受的虐待毫無同情心；而那些不學無術只會張著嘴舉著手喊口號的學生，對被批判者動手動腳施暴的學生，一躍成為不可一世的「紅人」，出出進進與學生黨支部負責人勾肩搭背。
再不久，他們「火線入黨」，輕易的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成員。真是「天不變，道亦不變」。可形勢變了，「組織」又變臉了，號召大學生「向科學進軍」，大學生要制定「學習科學規劃」。這些人不要臉皮了，裝模作樣，假惺惺的去向朱教授和其它被批的教授請教，主動去接近凌辱過的人！？
幾十年的歷史證實了我的判斷和看法是符合事實的、正確的。中國大陸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不僅是上述兩類人「蹦跳」的舞臺，也是培養這兩類人的「戰場」和溫床。且看今日中國，竟是誰家之天下，不久一目瞭然嗎？
那些坐在「主席臺」上大大小小的官員們恰似一個個「被告」，滿身負著對中國人名的「罪惡」，裝模作樣的坐在「主席臺」上，除了他們的特權和私利，民族的前途、國家的命運、人民的福祉根本不進他們的心界！六十餘年的專制統治，社會運動的軌跡，時至今日如故！
批判朱教授的大會，當然沒有讓我產生更多的創造力和想像力。從此，我更加遠離「組織」，一些觀點，觀念不斷產生或更新，我再也不會隨意發表什麼看法了，讓它們悶在心中。這當然不是我的本性，可是我不能不這樣做。我採取了「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避世哲學，已是不得已而為之。
參加對朱教授批判的大會，可以說是我成年後最深刻的一次經歷。我開始發現「組織」是違背事實的製造者和組織者，他們需要人們的撒謊，需要人們的捏造，只要符合他們的利益，欺騙、撒謊、栽贓、迫害等惡劣的違背倫理道德的事，他們都允許。從而幾十年的生涯，等著我的是什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