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6年09月07日訊】近期，引起澳洲華人憤怒的、紀念前中共黨魁毛澤東的紅歌會，在一片反對聲中，週四證實在悉尼、墨爾本兩地演出已被取消。
澳洲價值守護聯盟的通告稱，9月1日早上得到悉尼市府回覆，決定取消紀念前中共黨魁毛澤東紅歌會的場地租約。同日下午，大紀元記者致電墨爾本市府，市府人員證實該地原本在9月9日的活動也被主辦方取消了。
澳洲價值守護聯盟認為，這僅僅是開始，應該抵制毛思想對澳洲的入侵和對澳洲自由民主人權生活方式的損害。該聯盟發言人JohnHugh表示，現在的中國人也沒有幾個相信共產主義，「我相信即使在中國，舉辦頌毛的音樂會也相當難了。」
華人組織澳洲價值守護聯盟在Change.org發起聯署抵制征簽，兩週多的時間裏收到超過2,800人的支持簽名，並且向悉尼市長、市議員遞交了公開聯署信要求取消紅歌會。
SBS中文頻道的民調顯示75%（239票）的民眾反對舉辦該音樂會。另一微信平臺「僑居澳洲」在三天收到的2萬2,000人民調結果顯示，有63%（1萬4,085票）的民眾投了反對票。
毛澤東所指引的中國道路在大飢荒年代已經製造了人間地獄。為這條道路掃清障礙的文革，必然再次製造人間地獄。用傳統觀念看來，文革中道德墮落到極點。
中國的80後、90後可能不太瞭解「文革」，我們簡單回顧一下這段慘痛的歷史。
1966年由毛澤東發起、延續十年、以清除中共黨內異己為目的的政治運動，被中共稱為「文革十年浩劫」。
文革批判一切、否定一切，鼓動反潮流，破壞舊秩序。整個文革過程，從中央到基層都充滿了權力鬥爭。而且權力鬥爭的尖銳性、殘酷性、野蠻性表現得淋離盡致。
文革中，中共的意識形態迷惑了全體民眾，毒化了整個社會心理，否定了傳統道德。意識形態鼓動起狂熱的群眾運動、全民的瘋狂。文革對政治賤民和不同觀點的人空前凶殘。
文革這場運動下掃政治賤民，上打官僚集團。每一個階層、單位、地區、家庭都捲入其中。夫妻因觀點不同而吵架，父子因看法不一而翻臉，至親好友為路線不同而分道揚鑣。不按照這個意識形態指引的方向狂奔的任何人，都會被浩浩蕩蕩的狂奔群體踏成肉泥。
在中共這個意識形態下，文革中，背後告密和當面揭發是光榮的；兒子出賣父親、妻子出賣丈夫是「大義滅親」；學生打死老師是因為「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這種意識形態把人性中兇惡的一面全都煽動起來，還穿上了崇高正義的外衣。文革對政治賤民的屠殺當然不會有負罪感。
經濟上，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國國民經濟的巨大損失
1977年12月，據李先念在全國計畫會議上估計，文革十年在經濟上僅國民收入就損失人民幣5,000億元。這個數字相當於建政30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80%，超過了建政30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文革期間，有5年經濟增長不超過4%，其中3年負增長：1967年增長-5.7%，1968年增長-4.1%，1976年增長-1.6%(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編：《中國經濟發展五十年大事記》)。1978年2月，華國鋒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由於文革的破壞，僅1974年到1976年，全國就損失工業總產值1,000億元，鋼產量2,800萬噸，財政收入400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文化上，這場由文化領域肇始的大革命，對教科文的摧殘尤其嚴重
無數的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遭受浩劫，一大批學有專長的知識份子受到殘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僅在北京的171位高級研究人員中，就有131位先後被列為打倒和審查對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達229名。上海科技界的一個特務案，株連了14個研究單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殘酷迫害的科技人員和幹部達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殺(《科技日報》2008年3月17日)。從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沒有組織過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學。1982年人口普查統計表明，當年全國文盲半文盲多達2億3千多萬人。文化大革命還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亂，社會風氣受到嚴重破壞。
文革結束時，中國城市居民的生活
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資生活。然而，從1957年到1976年，全國職工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裏幾乎沒漲過工資。1957年全國職工平均貨幣工資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進反退，還少了49元(曾培炎主編：《新中國經濟50年》，第897-898頁)。很多生活消費品供給不足，需憑票購買。糧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稱作第二貨幣。三轉一響一卡嚓(自行車，手錶，縫紉機，收音機，照相機)，五大件置備整齊不到600元，但對很多家庭來說，雖個個心嚮往之卻只能敬而遠之。服裝從顏色到樣式，單調劃一，藍、黑、綠、灰，是佔絕對統治地位的主色調。住房相當困難。改革開放初期，上海180萬住戶中，按國家標準，有89.98萬戶為住房困難戶，佔了總戶數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戶；父母與12週歲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戶；12週歲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戶；兩戶同居一室的44,332戶；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戶。住房大多沒有客廳進門就是臥室廚房，衛生間很多是幾家合用。
文革結束時，中國農民的生活
1977年6月，中共中央任命萬里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到任以後，萬里先後來到蕪湖、徽州、肥東、定遠、鳳陽等地調研，所見所聞，使他大為震驚。他後來回憶說：「原來農民的生活水平這麼低啊，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的樣子。淮北、皖東有些窮村，門、窗都是泥土坯的，連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傢俱，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麼窮！」(田紀云：《萬里：改革開放的大功臣》《炎黃春秋》2006年第5期)。20多戶人家68口人的生產隊，4戶沒有門，3戶沒水缸，5戶沒有桌子。隊長史成德是個復員軍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個飯碗，筷子全是樹條或秸稈做的。安徽農村的情況並非個別現象。據原農業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統計的數字：1978年，全國農民每人年均從集體分配到的收入僅有74.67元，其中兩億農民的年均收入低於50元。有1.12億人每天能掙到一角一分錢，1.9億人每天能掙一角三分錢，有2.7億人每天能掙一角四分錢。相當多的農民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
文革期間死亡人數
葉劍英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數：
（1）規模性武鬥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
（2）250萬幹部被批鬥，302,700多名幹部被非法關押，115,500多名幹部非正常死亡；
（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
（4）農村有520多萬地主、富農（包括部分上中農）家屬被迫害，有120萬地主、富農及家屬非正常死亡；
（5）有1億1,300多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擊，557,000多人失蹤。
文革死亡人數有不同的版本，文革中受害的準確人數恐怕永遠無法搞清，但可以確切地說，文革對中國來說，是一場大劫難。
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五十年了，但是留在大陸億萬同胞心靈中的創傷是難以醫治的。歷史向人們提出一個問題：文化大革命的教訓究竟是什麼？為什麼數億的人民能受少數野心家、陰謀家的欺騙和耍弄，竟然不惜自相殘殺?
歷史的結論只有一個：必須徹底否定產生文革的溫床——極權專制制度。美國有人講：「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此話固然不錯。但反過來說：「有怎樣的社會制度也就造就了怎樣的人民。」共產極權制度剝奪了人民最起碼的言論自由，人民天天處於被批鬥、下放、勞改甚至死亡的威脅之中，而暴君和官僚們卻在毫無監督的情況下肆意妄為。常常因為統治者的喜怒哀樂和爭權奪勢，而叫千百萬人頭落地，共產極權制度對人民施以愚民政策，從小就訓練他們要成為馴服工具和螺絲釘，使他們淪為專制制度的順民百姓，甘心忍受奴隸生活而不加反抗，共產極權制度摧殘了中國乃至人類的道德和文化，扼殺了人的天性和良知，使他們互相爾虞我詐，弱肉強食，勾心鬥角，彼此殘殺。儘管文革這歷史的悲劇已經過去了，但共產極權制度一天不改變，中國大陸一天不實現民主、法制、自由和人權，又有誰能保證在新的獨裁者手中不會造成新的悲劇和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