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大躍進」運動中，不僅產量造假，而且草菅人命。（網路圖片）
現在的年輕人也許會問，怎麼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不會吧！我要鄭重告訴他們，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荒唐事，在中國確確實實發生過。而且還不是一個地方發生過。
1961年秋，我大學畢業，填的三個志願都是當教師。可是公安部到學校挑學生，偏偏把我挑去。報到後才知道，中央已經把公安部副部長王昭調到青海省擔任省委第二書記兼省長，糾正左傾路線錯誤。王昭去了以後，發現那裡的公、檢、法機關在「大躍進」運動中，違法亂紀十分嚴重，需要徹底整頓，需要充實力量，於是他向公安部要人。我到了青海省公安廳，接待上訪群眾、處理申訴案件，配合省委複查案件辦公室，調查處理重大冤假錯案，使我有機會瞭解到，公安機關為了配合「大躍進」運動，自己也搞起「大躍進」，運用專政工具，壓制廣大人民群眾，造成了巨大的人間悲劇。
那麼，公安工作「大躍進」運動是怎麼搞起來的呢？
1958年1月1日，經過毛澤東親自審閱、修改的《人民日報》元旦社論《乘風破浪》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的口號，要求「在15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它主要工業品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爭取1958年農業生產大躍進或大豐收。」
公安部聞風而動，於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廳局長參加匯報會，討論公安工作如何開展「大躍進」的問題，會上制訂了《1958年公安工作計畫要點》，作為公安工作「大躍進」的方向和目標。「要點」明確要求全國公安機關「努力實現無15元以上的盜竊案，無10元以上損失的火災，無較大群眾性迷信活動，無賭博的‘四無’農業合作社和無破壞事故，無百元以上盜竊案、無10元以上火災的機關、企業、學校」。
這個計畫要點是經毛澤東親自審閱、認可下發的。下面用青海省幾個縣的典型例子，看看公安工作「大躍進」是怎麼操作的。
1958年7月1日，中共互助縣委給省委寫了一個報告，叫做《打擊敵人防止叛亂的報告》，向省委邀功。互助縣根本就沒有發生過叛亂。報告稱：「1958年6月，互助縣公安局抽調52名幹部，組成12個工作組，分別到各鄉，於24日一個晚上逮捕1152名。其中社會上1075名，機關77名。」
一個不到10萬人口的小縣，一個晚上逮捕這麼多人，會是什麼情景？簡直無法想像。1959年、1960年人口大量死亡，這個縣還在捕人；不僅逮捕普通老百姓，還把那些同情老百姓的基層幹部也逮捕起來。1960年4月，該縣紅崖子溝公社石郎大隊窩子生產隊農民馬賢珍當生產隊長，可全隊150多人已經有40多人餓死。他的70多歲的老媽媽對他說：你當生產隊長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救人，不然全隊的人都餓死了，你給誰當隊長？在母親的啟發下，他冒著瞞產私分就要坐牢甚至殺頭的風險，將生產隊僅有的4420斤糧食偷偷分給社員，還將生產隊4隻羊換了800斤蔬菜分給社員。他知道就這點糧食、蔬菜仍然不能解決問題，主動帶領社員到山上挖野菜，渡過難關，使生產隊餓死人狀況暫時停止。可他的行為很快被生產大隊幹部發現，報告公社，於是公安局以「壞分子」罪名將他逮捕，被法院判刑5年。丹麻公社丹麻大隊紅山生產隊隊長戚元法，眼見全隊117名社員餓死51人，他感到如不採取措施，全隊的人都得餓死。可是生產隊已經沒有糧食。一天晚上，他帶領身體尚能動彈的7個社員，偷了大隊幾百斤青稞，沒有磨成粉，連夜偷著煮熟，挨家挨戶送到社員家裡，天還沒亮，被大隊幹部發現，報告公安局，公安干警來抓他，沒有餓死還能動彈的社員為他送行，其中一位69歲的農民對執行民警說：我們生產隊100多人，現在只剩下50來人，要不是戚隊長給我們分點糧食，恐怕都餓死了。公安同志，我們只要求一件事，你們不能虐待他，不能把他整死，我們還等他回來救我們呢。公安局以「壞分子」罪將戚元法帶到縣城集訓隊集訓3個月。一個月後，戚元法死在集訓隊。而這個生產隊最後只有18個人沒有餓死，倖存下來。
民和縣是青海省的東大門，自然條件較好，適合種植小麥、青稞、土豆和多種水果，湟水流經該縣，經蘭州入黃河，兩岸景色秀麗，是青海省的糧倉和水果大縣。王昭到青海主政後，派省委工作組（我有幸參加）深入調查發現，由於人禍而非天災，該縣1958年至1960年餓死20984人，外出逃荒而死在外面的5721人，外流下落不明的（實際死在外面）7925人，全縣淨減少人口25%。死亡最嚴重的古鄯公社李家山生產大隊，原有1318人，餓死601人，佔總人口46%。全縣死絕的有492戶、1623人，被收容的孤兒867名。就是這個縣，發生人吃人案件33起，被吃46人。其中煮吃屍體38具；殺死自己或別人小孩而煮食者8人，被害小孩5人。就在人民生活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該縣領導不顧人民死活，搞「大躍進」，反右傾機會主義，反瞞產私分，用專政手段殘酷對待稍有微詞的人民群眾。三年間逮捕2680人，管制1091人，勞教、集訓1915人，被判刑罰的2966人。
被關押的人，受到刑訊逼供和飢餓的威脅，造成大量死亡，而當政者卻無動於衷。3年中死在這個縣看守所、拘留所的就有729人。1960年8月，接替羅瑞卿擔任公安部長已經一年的謝富治，到該縣公安局視察，親眼目睹干警從看守所將死人往外抬，經詢問，知道看守所天天都有死人，他對公安局長說：「看守所天天死人，你也不採取措施制止，不怕夜裡鬼來找你麻煩嗎？！」在公安工作上竭力執行左傾路線的謝富治忽然良心發現，說明問題有多嚴重！他對陪同視察的公安廳長楊樹芳說：今年青海省計畫捕人指標要和去年（1959年）大體持平，不得超過。然後他到新疆視察，回北京路過蘭州，又把楊樹芳叫去，對他說，今年青海省捕人指標一定要控制在中央下達的5000人之內，要超過，必須報中央批准。楊樹芳立即向省委書記高峰匯報謝富治的意見，高峰主持省委常委會，討論捕人指標，並在會上說：「今年是誓死保衛大躍進，堅決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關鍵年，捕人不能少。」於是省委向中央報告，全年捕人指標15000人。報告上去後，中央和謝富治都沒有表態，實際是同意省委意見，結果全年逮捕了18000多人。
青海省人口最多、最大的農業縣——湟中縣，是青海省的糧倉，也是餓死人最多的縣。可是群眾不敢反抗。因為這個縣的副縣長兼公安局長安有芳，是推行左傾路線的急先鋒。他在全縣搞捕人比賽，哪個派出所捕人多，他就獎勵、插紅旗；哪個派出所捕人少，就批評，領導人受處分，給派出所插白旗。僅1958年6月，他根據省裡提出的「將反革命捕光，槍支收光，案件破光」的「三光」指示和下達的捕人指標，提出「苦戰六晝夜，捕人六百名」的口號。結果6天捕了841人，其中有通姦行為而被捕的270人，佔總數32%。1960年7月23日，安有芳到上新莊公社檢查工作，決定逮捕幾十人。當派出所長念「犯罪嫌疑人」材料時，他睡著了，所長又不敢叫醒他，繼續念，等他醒了，所長問：以上的人怎麼處理？他迷迷糊糊，連聲說「捕、捕、捕」，就這樣，一晚他就決定逮捕37人。
1958年6月22日，中共樂都縣委向各鄉、鎮下達了一個詳細的捕人計畫指標，通過這個計畫指標，讓大家看看有多荒唐：「全縣各類敵人的打擊指標（捕人）總捕人數是400至450名。其中宗教人員7至9名，地富分子80至85名，反壞分子95至100名，敵偽軍政官吏70至80名，五方面敵人（惡霸、土匪、特務、反動黨團骨幹、敵偽軍政警憲人員——筆者注）30至35名，管制分子15至20名，勞改釋放犯、反革命家屬40至45名，撤消管制分子26至30名，一貫道徒、巫婆神漢30至36名，開除機關、學校交社（會）管制監督生產的反壞分子7至10名。按鄉鎮分：碾伯鎮捕28至30名，老鴉鎮捕15至17名……宗教寺廟捕7至10名。時間要求：六月二十五日開始至七月十五日結束，六月二十五日先逮捕一批，七月三日至五日再捕一批，最後於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把所掌握的對象全部捕捉起來。」
這麼詳盡周密的捕人計畫，堪稱「一絕」。今天的年輕人會問，怎麼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不會吧！我要鄭重告訴他們，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荒唐事，在我們的共和國確確實實發生過。而且還不是一個地方發生過。
當時政法工作提出一句口號：「一長代三長（公安局長、檢察長、法院院長），一員頂三員（偵查員、檢察員、審判員）；下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在這個口號指導下，公、檢、法三機關等於一個機關，沒有任何制約和監督。黨、政領導，三家干警，帶上空白逮捕證，走到哪裡捕到那裡；想逮捕誰，就逮捕誰；所謂回來再分家，也根本不分家。
由於公、檢、法三家變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會判刑。有的地方捕人太多，法院審判員少，於是事先將判決書印好，判人的時候不開庭，不和被告人見面，不審問，只在印好的判決書上填上姓名和刑期即可。玉樹州法院有一張判決書竟判了183人。判決書這樣寫道：「被告×××，解放前一貫不務正業，品質極端惡劣，曾先後姦污有夫之婦607人，強姦婦女51人，雞姦305人，互相雞姦30人」。大家可能看不懂這莫須有的罪名，更看不懂這判決書是怎麼回事。原來這183人中有11個婦女，172個男人，把他們通姦（包括男女）、強姦、雞姦、互相雞姦（男人）累計統計起來，得出那個總數，而不分每個人有多少這樣的行為，可是從文字上看，似乎這183人每人都強姦了607個人，包括11個婦女，也犯了強姦、雞姦罪。這張判決書，是省委工作組到捕人比例最高的玉樹州檢查時發現的。以後我隨領導到玉樹，親眼目睹了這張判決書。
這張判決書可以作為「文物」珍藏起來，以教育後人，告訴他們，什麼叫草菅人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