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6年12月28日訊】新華社北京2016年12月13日電，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在《北京市氣象災害防治條例(草案修改二稿)》中將霾列為氣象災害。這項立法草案尚未通過，即已體現出足夠的「創意」，體現了典型的「中國特色」，這個「創意」似乎要在關於「天災人禍」的傳統文化中，為「霾」這一新生事物尋找新的定位。
無論「天災」還是「人禍」，對於人類來說都是危害與傷害，都會給人類造成財產損失與生命傷害。前者如地震、颱風、洪水，後者如戰爭、「決策」、犯罪。二者的區別何在呢？天災來自自然界，是天降的災害，是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禍來自人類自己，是人為的禍患，是主觀的，是人類自身行為的結果。那麼，「霾」是天災還是人禍呢？
前些年，曾有一場高校學生關於「天災人禍」的辯論，辯題是「天災人禍哪個更可怕？」此次辯論，誰是正方誰是反方，最終結果誰輸誰贏，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思考。有一種看法認為，天災是不可控的，人禍是可控的；天災是無指向的，人禍是有指向的。由此得出結論，天災比人禍更可怕。然而，本可控而不控，指向甚至很明確，恰恰是人禍比天災更可怕的基本原因。比如，印尼海嘯、日本地震，即使這些最為慘烈的天災，其死亡人數，也遠遠不及某次戰爭製造的白骨、某場飢荒產生的餓殍。
從人類的角度看問題，天災由老天所招致，而老天是無靈魂，無意識的，因而是沒有道德判斷與施政責任的，天災可以接受「人譴」，至多罵一聲「不開眼的老天爺」而已。人禍則不同，人禍是人類自己製造的，而人是有靈魂，有意識的，當然少不了道德審判與責任追究。從這個意義上講，人禍當然比天災更可怕，這也是古語所說的「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孟子．公孫醜上》）雖然人們有「天譴」之說，本質上還是對人禍的譴責。
樹有皮，人要臉，人類要顧及道德、政治的臉皮與責任，免不了將原本的人禍妄稱天災，也就是把責任推給無嘴分辯的老天爺。動輒將「責任事故」歪曲為「自然災害」，正是將「人禍」篡改為「天災」的現實版。前些年，某地一家煤礦發生潰水事故，170多名礦工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官方發言人最先想到的卻是將之定性為「自然災害引發的潰水事故」，從而將當地官方對於事故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如何看待「天災人禍」，影響最大的是「三年自然災害」。在1959至1961這三年內，我國發生了慘絕人寰的飢荒事件。官方公布的死亡數字是，「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頁369）新華社原高級記者楊繼繩的研究成果是，「在大飢荒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600萬人，……」（《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8年，頁465）
1962年1月27日，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作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定性《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頁421），從而打下了毛劉分歧的楔子（《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頁277）。40多年後，田紀雲指出：「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是什麼原因？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炎黃春秋》2004年第6期）
對於中央領導的意見，一些專家也從技術層面提供了佐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網」2015年6月30日刊出了《從災害經濟學角度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1959-1961)的考察》，文章引用了學者金輝的看法：「不論與其他任何災年或是常年比較，1959—1961年三年災難時期全國的氣候都可以說是天公作美，甚或‘歷史上的最好時期’。」「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神話該結束了。」儘管如此，一些媒體，習非成是，至今仍然沿襲舊稱。
至少在建政以來的歷史上，從來不曾出現過「霾」這種「氣象災害」。其成因正是近年來經濟結構扭曲、經濟粗放發展的必然結果。毒霧塵霾的瀰漫，是典型的人禍，而非天災。儘管北京市有關負責人巧為之辯，將「霾」稱為「天氣現象和污染現象交叉的複合現象」，仍然改變不了試圖將「人禍」淡化為「天災」的基本思路。這項草案甫見報端，就引起了有關專家的質疑。有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霾的本質是人為污染，將霾歸入氣象災害，地方法規就把它定義成了一種不可抗力，難以預見、無法抗拒和無法避免，從而忽視了霾的人為成因，也忽視了霾是可以徹底治理的客觀事實。將霾列為屬於自然災害範疇的氣象災害，偏離了氣象災害範疇，還將產生污染者可以「依法脫責」等問題。
自然災害（天災）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為災害（人禍）卻因人的意志所導致。無論有心或無意，至少應有一分底線，人禍就是人禍，不能歪曲為天災。官場上的人們，為美化其政績，掩蓋其失誤，甚至為了得到提拔，動輒將官員的失德、失誤，官方的失策、失政這些大大小小的人禍篡改為天災，將所有責任推給無從置辯的老天爺，從歷史經驗的角度看問題，這樣的官員與官府體現了無法掩飾的權力私有、執政為私的意識。在這點上，當代一些官員其實不如古人。
中國古代，不乏帝王為其治下發生「人禍」而下「罪己詔」的例子。中國古人崇尚「天人合一」，始終敬畏上天。古代君王遭遇天災，往往視為上天的警示。春秋時期，宋國發生水災，魯國派人慰問。宋國國君卻說：水災的形成，是因我的不仁慈，我對上天不敬，未能愛惜民力，導致上天降災，又使貴國擔憂，真是慚愧啊！」（「寡人不仁，齋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災後，宋國君主早起晚睡，勤政愛民。三年後，五穀豐登，政治安定（「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韓詩外傳集釋》，中華書局，1980年，頁99）。
相比古人，時光延續了兩千多年，人們的從政道德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