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那些為弱者頂住的好人（圖片來源：Pixabay）
【看中國2017年1月2日訊】老父膝關節炎犯了，週一我帶他去醫院檢查，老人家行走困難，而我們早上七點出門，快八點都沒打到出租。
無奈之下，我們只好一步一挪地蹭到公交車站準備乘公交。
早高峰人多，老父腿腳又不靈便，我們擠了三次才終於艱難地上了車。悶罐一樣的車裡，我倆被牢牢擠在門口動彈不得。老父不能長時間站立，才過了一站地，就已大汗淋漓。我很急，想著再停了就下車，無論如何先找地方讓他坐會兒。
不想，快到第二站時，我身邊的一個中年男人忽然驚慌地喊起來，說他錢包不見了。售票員確認了半天，得知確實是在車上丟的，而且大家腳底下都沒有，便讓他報警，又招呼司機停車。
車停了。男人掏出手機報警。然後我們就被告知，都不能下車，等警察來處理。
這下炸了鍋，全車人都急了，七嘴八舌地說，上班要遲到了，趕不上火車了，好多急事等著辦呢……我更急，眼看老父滿頭大汗要撐不住了。
我們紛紛要求先下車，但售票員態度堅決，說她既無權搜身，也無權開車門，只能請大家等。然後一邊安撫大家，一邊號召附近的年輕人給老父讓個座。旁邊一個小夥子站了起來，老父費勁力氣擠過去，總算坐下。
我長舒一口氣，道謝後不再說話——就算說也不會有人聽見，因為幾十個人都在說，指責中年男人不照看好自己的東西，耽誤了大家時間，他一個人連累了一車人。
那男人是個老實巴交的外鄉人，穿一件破舊褪色的黃背心，皮膚粗糲黢黑，一看就是做體力活的。他被困在風暴中心，面紅耳赤結結巴巴地用不太好懂的西北話跟大家解釋，說昨天剛發的工資，三千多塊錢不是小數，都怪自己不小心，對不起大家了。
但急火攻心的乘客們根本聽不進他的解釋，指責抱怨聲不絕於耳。
02
等了快十分鐘還不見警察來，有人開始踹車門，有人說要跳窗戶出去，有人威脅說耽誤了事要讓丟錢包的賠損失。
這時售票員大姐說話了，她說大家體諒一下，設身處地想想，要是你辛辛苦苦幹一個月活，工資全丟了會是什麼心情，人都不容易，誰都有倒楣為難的時候。
一個姑娘大嗓門地說，他倒楣是他的事，憑什麼連累我們也跟著倒楣啊。
售票員大姐說，今兒咱趕一車上了，咱就該幫他分擔，人得有這點德行，不能光考慮自己，今兒你替別人想，明兒就有人替你想，說句難聽的，要是你下了車就摔那起不來了，誰都不願意耽誤自己時間拉你一把，幫你喊個救護車，你什麼心情？
被這麼一說，乘客們安靜了許多，大聲指責漸漸變成了小聲抱怨。
很快，警察到了，趴在窗口跟丟錢包的男人交流，商量怎麼處理。說了好一會兒都沒結果，人們又開始躁動，要求下車。
售票員不愧經驗豐富，一邊安撫，一邊號召大家再看看自己周圍，再找找那個錢包。結果話音剛落，一個小姑娘就在車座底下發現了那錢包。
小姑娘單純，舉著錢包驚訝地說，是這個嗎？哎呀剛才我明明看了那裡，根本沒有啊。
中年男人一看，激動得話都說不清了，一個勁地點頭說，是我的就是我的。打開一看，錢一分沒少，都在。
事情圓滿解決，中年男人完全沒心思揪出小偷，警察走了，車繼續開。
我和老父在醫院門口下了車。他問我，剛才的事你怎麼看？我說早上都忙著趕時間，大家急躁可以理解，但大多數人都只想著自己，也確實讓人心寒，要不是售票員堅持原則，又幫那個丟錢包的說話，這錢包恐怕就找不回來了。
老父說，所以關鍵時候，就需要有人站在公義這邊，尤其是有決策權的人，他心裏要有公道，別人再非議，也要堅持頂住，不讓那些無辜弱勢的人受傷害。
03
我忽然想起，王蒙以前說過，民意有時候未必公正，比如要是整個樓的人投票，把某家的電視拿走充公給大家看，那麼可能除了那家人，全樓的人都同意，但這顯然不公平。
所以這種時候，就得有說得算的人站出來主持公道。
這個人太重要了。
在這個個體越來越獨立的社會，人心正越來越趨向自我，除了王小波講過的「沉默的大多數」，我們還常常不期然遇到自私的大多數，暴戾的大多數，無知的大多數，麻木的大多數……
我們常常是那大多數中的一員。但肯定會有某個時候，我們是那個丟錢包的、扶老太太被訛的、遭遇突如其來困境的，我們身處風暴中心，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被千夫所指，冤枉，委屈，艱難，無助。
也一定會有某個時候，我們是那個售票員大姐、老太太摔倒的目擊者、疑似冤案的處理者，我們有機會為那個百口莫辯的人說話，也有能力拉他一把。
如果我們希望自己身處弱勢時有人站出來主持公道，那麼當我們有決策權時，就必須為弱者堅持原則。
聶樹斌案，呼格案，如果沒有那幾個關鍵的警察和記者堅持正義，就沒有最後翻案的可能。
沉默很容易，順水推舟也容易，無論青紅皂白去迎合自己的利益也容易，只是世界會因此壞下去。
站出來為不相干的人說話需要良知，頂著壓力、犧牲著個人利益去幫弱者討公道，需要勇氣。而擁有這良知和勇氣的人越多，世界就越好。
好起來的世界，人人都得利。壞下去的世界，無人能自保。
謝謝那些為弱者頂住的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