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團挑選演員為首長陪舞。（網路圖片）
在「文化大革命」中，許多無辜的人蒙冤受難，一些人因刑訊逼供致死致殘。更加駭人聽聞的是竟有忠誠的中共黨員，被胡亂加上罪名，被處以極刑。
女演員李香芝，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
李香芝，生於1930年，山東陽信人，1947年17歲時參軍入伍，1950年加入中共，1952年作為23軍文工團成員，隨軍入朝，參加抗美援朝戰爭。1955年歸國後轉業到地方工作，先後任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文藝科科員，杭州話劇團演員、副團長，南京歌舞團副團長，江蘇省歌舞團合唱隊副隊長。
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李香芝在經過一陣迷茫之後，也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起來造反了，並被推選為省歌舞團造反組織「紅色造反隊」的勤務組成員。
要造反，就要寫大字報揭發修正主義路線在省歌舞團的表現。李香芝想來想去沒有別的可以揭發，只是覺得歌舞團挑選演員為首長陪舞，是一種很不好的現象，就與一些人商量，聯合寫出了一份大字報，內容是：
「我們江蘇歌舞團長期以來不務正業，大搞交際舞。為跳交際舞，光做衣服就花了人民幣6萬元，買西洋樂器花了10萬元。還在江蘇飯店舉辦訓練班，每人都要經過考試才能畢業。舞會上的音樂也是靡靡之音，一跳就是大半夜，第二天的煉功也搞不成，業務提不高，簡直把我們歌舞團的女同志當成了舞女。」
她還寫了一份意見書準備寄到北京，要求毛澤東帶頭不要找演員去陪舞；後來考慮到這樣弄不好會被打成「右派」，1957年自己不就是因為說話走火，被劃為「中右」的嗎？經過思考，她就把這份已經寫成的意見書在家裡燒掉了。
她萬萬沒有想到，就是這份公開的大字報和沒有公開的意見書，竟遭致了日後的殺身之禍。
當年的工宣隊負責人說：「當時我們的動機是：一要李承認是『五･一六』，二要李承認整了黑材料。這兩個問題承認了，就是反革命。我們不搞，就是右傾。」而所謂的「整了黑材料」，就是李香芝反對省歌舞團大跳交誼舞，特別是反對挑選漂亮的女演員去給中央首長陪舞，並且曾經起草了一份準備寄給毛澤東的意見書。他們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在這兩點上取得突破，以便把李香芝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
這些人的心血果然沒有白費，在反對省歌舞團大跳交誼舞的問題上，小分隊死死抓住不放，逼迫李香芝反反覆覆地寫了十多份交代材料。
1971年4月18日，在神經失常的情況下，李香芝果然寫出了一些瘋話。除寫了一位女演員在陪舞以後發生的一些虛幻故事以外，還說：「到鐵醫以後，操縱我的人汙辱我……過了一天，他要我原諒他。到鐵醫樓下時，又來汙辱我，說這是毛主席。我真的感到是毛主席的樣子。我也支配不了自己。我聽毛主席對我講：小香，咱們是為黨工作，受汙辱也沒有關係的。並說這確實是工作需要。」
在寫出這些胡話的同時，李香芝還寫了懷疑這個人是毛主席的話，說「我又想他可能是個壞分子。我就罵他是壞蛋，是德國鬼子，美國鬼子。」
並且說：「同志們，你們真的是不知道有人操縱我的神經嗎？真的認為我這樣反毛主席嗎？我相信你們是會幫助我找到這個操縱我的人的。」
然而，就是這樣的一些瘋話，成了李香芝被處以極刑的鐵證。
1971年8月2日，時任江蘇省委書記、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從來沒有做過地方工作的一名軍隊幹部作出批示：「將李犯立即被（應為「逮」）捕，關起來，不准任何人提審。」
同年8月23日，這位負責人又根據省委的討論作出批示：「同意政法組的意見（註：即處以極刑），望力級（應為「立即」）執行。」
這位負責人身居高位，又是江蘇深挖「五･一六」的前台總指揮。想不到他參加革命多年，不好好學習政治、文化，以至到位高權重時，還如此頭腦簡單，別字連篇。在極左路線統治時期，讓這樣的人去掌握生殺予奪之權，怎麼能不出成千上萬的冤假錯案？
1971年9月2日，即被奉為「副統帥」、「接班人」的林彪叛逃前的11天，李香芝未經任何審判程序，便倉促被拉到省京劇團禮堂參加了一個公判大會，即被綁赴刑場，執行槍決。連臨時被通知去參加這個公判大會的人，也為之愕然。
李香芝蒙冤被錯殺以後，她的丈夫、資深的人民空軍飛行員，時任南京空軍作戰處作戰參謀的姚秀琪，因受牽連被下放到南京微分電機廠當工人。她的兩個女兒也備受歧視，長女姚紅經多次申請也不能入團。姚秀琪不服，先後為愛妻蒙受不白之冤，多次向中央、向江蘇省委寫信申訴，但在人妖顛倒的極左年代，誰也不敢翻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