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臥底在國府軍委會的最高階中共間諜劉斐。（網路圖片）
據歷史學家楊天石數年前關於淞滬會戰的考證文章，有下列一段文字：1937年8月20日，蔣介石得報，金山衛有日本水兵登陸偵察，指令「嚴防」。10月18日，軍事委員會第一部作戰組的情報提出，日軍有在杭州灣登陸企圖，但估計登陸部隊最多一個師，不會對上海戰局有什麼影響。11月5日，日軍第10軍司令官柳川平助以三個半師團的兵力，在艦炮掩護下，於杭州灣北岸的金山衛登陸。
當時做出這項「錯誤」情報評估的軍事委員會第一部作戰組組長，即是日後被證實為國府軍委會的最高階中共間諜：劉斐。根據歷史資料分析，應該是這則奇怪的情報，導致淞滬戰場國軍被金山衛十萬登陸日軍背後包抄而潰敗。如果沒有這則錯誤的情報評估，國軍應該不至於如此慘敗。
這是因為：
一、「8月20日，蔣介石得報關於金山衛日軍登陸可能性」，應該可能是軍統的首腦戴笠首先預見到日本會登陸作戰，所以他成立調查勘測組，以4天4夜完成了川沙縣、金山衛至杭州灣的調查勘測任務。在總結報告中，對這一帶海岸線敵軍兵力、諜特動向、敵軍意圖、地質地形、灘塗港灣、水域深淺甚至海匪湖盜的情況都有詳細記錄和分析。戴笠由此還提出5條建議。其中最重要和最有預見的一條是：因金山衛硬灘地帶港灣水深，日本很可能選擇此處登陸，應加派重兵防守。這件報告由戴笠及時轉交蔣介石本人和淞滬前線部隊指揮部門參考。
二、「顧祝同的情報」在金山衛登陸戰發生前，南京統帥機關並非全無所悉。遲至10月22日，顧祝同曾經將所獲的情報報告何應欽，說「聞敵將有3個師團來滬增援，其先頭部隊26日可抵滬。」但此項情報並未引起南京統帥部和第三戰區領率機關的重視。不知顧祝同其當時是否將所得情報直接向蔣介石上傳，或是透過軍事委員會參謀機構傳達。又此10月22日顧祝同所獲之情報與稍早10月18日軍委會第一部作戰組的情報集結論（估計日軍登陸部隊最多一個師，不會對上海戰局有什麼影響）兩者相悖，不知當時最終情報評估的結論為何，竟未能影響整體情報判斷？
從這兩項國府軍情單位對日軍可能登陸可靠情報與劉斐負責的軍委會第一部作戰組輕描淡寫的情報兩者之間的巨大差異來看，我們可以產生合理懷疑：一個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被稱譽為軍事學家的高級參謀劉斐所做的情報估計可能是故意為之。
劉斐的確是一名中共間諜，一個間諜的表面作為與背後動機是並不相符的；但是做為一名間諜，其間諜活動從何時開始的呢？只有在國共戰爭時才發揮作用嗎？恐怕不是那麼簡單。
劉斐雖然先前被認為是桂系，且與李宗仁桂系軍隊淵源甚深，但是其本人思想在北伐時代早已左傾，據國民黨海軍將領楊宣誠之證詞，劉斐在1930年留日階段即實際加入共產黨組織；日後中共內部資料亦顯示其於內戰時期隸屬華東野戰部。
在日本留學六年，1934年春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留學歸國的劉斐一回國即棄桂系而奔南京要求為中央盡職，負責接待的參謀本部軍官事後講述，他當時非常懷疑劉斐，因此質問：為什麼回國不到廣西去看資助你留學的白崇禧將軍，卻跑來參謀本部報到？當時，劉斐義正詞嚴地對那位軍官說：「自己是國家培植的人才，絕不能去作私人的工具，雖則與白氏私交夠厚，但卻不願因私而害公，所以決意在京聽候分派工作。」那軍官看劉斐滿臉是戲，極厭惡，遂拒絕了。劉然後又奔南昌欲供職剿共行營，亦未果。以當時那種各為其主的派系割據局面而言，以及隨後劉的行動，只能考慮其另有所圖。（錢文軍：臥底劉斐）
而從77抗戰之後，隨著白崇禧一起，劉斐討價還價地進入了國府軍事委員，成為軍委會第一組組長，從此國軍統帥部就沒能指揮打一場稍微像樣的仗，包括從一開始的淞滬會戰日軍金山衛登陸情報評估「失誤」，導致淞滬會戰全線潰退，到南京防衛戰失敗，第一次入緬遠征軍失敗，一直到最後淮海戰役葬送國府命運。
相反地，劉斐不能直接插手下令的作戰就沒有屢戰屢敗的晦氣。第二次遠征軍緬北的作戰由盟軍聯合指揮部指揮作戰，滇西戰場歸遠征軍司令長官部直接指揮，都是勝仗。陸軍總司令部所指揮的湘西會戰獲得幾近殲滅性的雪峰山大捷，其所屬部隊在廣西等地追擊作戰也即大反攻，也都節節勝利。（錢文軍：臥底劉斐）
至於劉斐離開國府軍事中央後，中共進犯台海，在金門古寧頭失敗，更是與國共三大戰役形成強烈的對比。
再看淞滬戰役失敗後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的部分。一二八淞滬抗戰後，蔣介石即秘密著手南京之現代化外圍防禦工事，但1937年11月淞滬戰場潰退後，吳福線和錫澄線的水泥堡壘防禦工事之駐守與掌管，難以想像地堡壘鑰匙是由當地鄉、保長保管，而需要開啟時竟找不到這些人。以軍事組織管理角度而言，防禦工事既然修筑完成，應該移交給管理單位，直接管理單位應該就是發包工事單位，當時應為軍委會執行部，擔任執行部主任是後來棄南京城逃跑的唐生智。另外，也是唐氏在1934年春著手制定《京滬保衛戰設想和計畫》，12月主持南京保衛戰大演習的。他在此處的諸多失誤可謂責任重大。
但這些防禦工事的問題日軍方面未必得知，照理來說強攻將令已經經歷淞滬惡戰疲憊不堪的日軍擔憂付出巨大代價，日本高層此時仍有不擴大的主張，日軍大本營即在11月限定了日軍在華東作戰不越過嘉興蘇州一線，陶德曼也還在為中日之間調停，中日仍可能隨時有如1932淞滬之戰那樣隨後停戰，但為何日軍仍會冒進攻向南京？
這些令人不得不懷疑與國軍方面有內奸而軍情外泄有關，最後造成日軍攻勢擴大直攻首都南京；國軍中央軍事會議上是唐生智與劉斐力陳主張防守南京而非作為不抵抗城市，但唐自願守城最後卻倉皇逃跑，不顧軍民後路，鑄成歷史大錯。可笑的是，南京陷落與遭受屠戮的兩個責任人：劉斐與唐生智，後來竟然聯手合寫了《南京保衛戰》一書，在80年代出版。從此，兩人觀點的南京戰役竟成為中國（大陸）認識抗戰史實及南京大屠殺的權威資料，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本書不也是中共黨組織清楚明白兩人在南京陷落扮演的關鍵角色而要求兩人所做的一份粉飾的「交代」？
雖然劉斐的間諜行為最為人知曉的是在抗戰勝利後的國共內戰之中，但是從其本經歷與抗戰時期可疑之處，我們有理由懷疑他在促進毛澤東所謂「蔣日我三國」對中共有利的局面上發揮了極大的功勞。
淞滬會戰一役最終的潰退，更是劉斐作為當時主管情報的軍事委員會第一部作戰組組長，卻做出極為離譜的情報判斷而導致日軍順利登陸包抄國軍所導致的，這點是我們在回顧抗戰歷史南京悲劇以至整個大陸淪匪的過程裡「劉斐的陰影」時，不得不加以詳細審視且質疑的一個起點。希望有更多的歷史學者能夠深入研究劉斐此一爭議性極大的共諜所發揮的更多「作用」與間諜蹤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