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大公報》記者於立忱，1934年被報社派駐東京。她長得亭亭玉立，皮膚又白又嫩，兩道柳眉、配著滿口貝齒，說起話來有條有理，一見就給人親切可愛的印象，這正是當記者的標準條件。不過她認識郭沫若後受騙懷孕，並自殺了！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張瓊華（1890∼1980），1912年結婚，旋即被拋棄，但未離異，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無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戀愛同居，後被拋棄，五個子女。解放後由中國政府安置，副部長級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國政協委員，直到病逝止。再就是於立群（1916∼1976），被稱為「抗戰夫人」，1938年初與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1979年3月縊死於北京故居。
另外，他還有婚外情人三五個：彭漪蘭（安琳），南昌起義途中的「革命伴侶」，1927年10月底，起義失敗後回到上海，在內山書店樓上同郭度過短時「蜜月」後被拋棄，下落不明；於立忱（1912∼1937），於立群的胞姊，被拋棄後自殺；黃定慧（黃慕蘭，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時期的一代風流，武漢市黨部婦女部長，尚健在，定居山西省）等人。
安娜的五個子女是：長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兒淑子，四兒志鴻。他們學有專長，均有所成。
於立群的六個子女：兒子——漢英、世英、民英，女兒——庶英、平英，最小的一個兒子名不見經傳。其中三兒子民英在「文革」中自殺，二兒子世英於1968年在北京農業大學被毆打致死。
這兩家兒女之間不相往來。郭沫若這十一個後輩中，除女兒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紀念館副館長，沾點文史的邊兒外，無人繼承父業。他們，特別是安娜的子女，對郭沫若不親近，也不敬重，更無感情。二兒子郭博曾在記者面前這樣評價父親：「對於家庭，郭沫若是個罪人。」這一意見，語驚四座，值得郭研界關注，郭沫若的確在家庭婚戀問題上出現了不容忽視的毛病。先看郭沫若與情人於立忱之間的問題。
於立忱原籍廣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隨父在天津求學，後為《大公報》記者，約1934年被報社派駐東京。到東京即與早已相識的郭沫若來往，過從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殺。對於她的自殺，幾十年中間一直是個謎，有的人只是這樣猜測：於立忱之死是因為她參加東京遊行示威，高喊反日口號，被日方驅逐，回國後又受到《大公報》主編張季鸞的糾纏，無法擺脫，加之身患重病，絕望之餘，尋了短見。
於立忱被郭沫若欺騙之後自殺身亡。（網路圖片）
其實，這一說法純係捕風捉影，或故意為郭沫若掩飾。究竟真像如何，請讓在北伐時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謝冰瑩向我們詳細揭示這個謎底：這是半個世紀前一個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實故事。
於立忱長得亭亭玉立，皮膚又白又嫩，兩道柳眉、配著滿口貝齒，說起話來有條有理，一見就給人親切可愛的印象，這正是當記者的標準條件。唉！誰曾料到，這樣一個聰明、美麗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這是一個秘密。一天，於立忱告訴我，她要去醫院割盲腸，我按約定的時間去醫院看她。護士說她在產房，孩子都取出來了。在產房，立忱看到我，搖搖頭，一串熱淚滾了下來。我連忙安慰她。
她說「我告訴你，將來你要替我申冤，答應不答應？」
我說：「沒有問題，當然答應。」
這時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淚說：「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這樣一個卑鄙無恥、人面獸心的大騙子！」
「三年前，他拚命追求我，說他和安娜根本沒有感情，更談不上愛。他說自從愛上了我之後，他下決心要擺脫安娜，正式提出離婚，然後和我結婚，可是自從我受騙懷孕之後，他的態度突然改變，對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裡的孩子已經三個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這時我才大覺大悟，才知道他原來是寡廉鮮恥的，人格掃地的大騙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實在無臉面見人了，我要自殺。我對不起父母，對不起國家，對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後，就真的自殺了。
謝冰瑩講的這個故事，如果我們善于思考的話，從於立忱的絕命詞「如此家園，如此社會，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中就應知道了。「如此家園」者，是指國家破敗，民族危亡人民離散，令人憂心；「如此社會」者，是指像郭沫若這樣的名詩人，革命者，青年們崇拜的偶像，竟然也如此骯髒，如此卑劣，實在令人失望；所謂「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當然就是指她本人還這樣年輕，才25歲，卻被人誘騙失身，顏面喪盡，事已至此，而又無可奈何，不得不向社會，向公眾發出她再也不能為祖國，為人（和）民揮灑筆墨，奔走唿號了的淒厲嘆聲。其悔恨、羞恥、疾首蹙額之哀痛狀，實難言表，那就是說對國家、對人生、對自己已經徹底絕望，只有自殺。
六十年前情人於立忱對郭沫若的認識，和六十年後兒子郭博對郭沫若的認識不謀而合，這是偶然的嗎？不是。他們都是親身體驗，近距離觀察，大概比學者們說的話更可信。為了進一步證實這個問題，我們再請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點補充。
安娜不同於張瓊華。我們可以說張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封建包辦婚姻，你逃婚也好，拋棄也好，無可厚非；而與安娜是自由相愛結合的，理應永遠忠誠。然而他不。他不僅在婚姻存續期間就與安琳、與於立忱等發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從1937年始，借回國之機，把安娜連同五個孩子一起徹底拋棄，另尋新歡（當時長男和夫20歲，次男郭博18歲，三男佛生15歲，女兒淑子13歲，四兒郭志鴻6歲）。此後從不給這群孤兒寡母寄一封信，匯一文錢，任他們輾轉掙扎，啼飢號寒，被日本警憲鐵蹄踐踏，皮鞭抽打，其境況遭遇，苦不堪言。
當《改造日報》記者陸立之先生於1947年前往東京安娜住處時，面前一片慘景：室徒四壁，空無一物，全家僅靠一點山芋充飢。見中國的記者到來，安娜涕淚交流，哽咽難語，她只能斷斷續續地泣訴：「鼎堂他不應該是這樣。自從他走掉之後，我們，我和孩子們都為他擔驚受怕，他卻音信全無，把這個家全忘了。如果說是戰爭阻隔，信息不通，這也是藉口胡說，這裡還是不斷的有中國人的消息，我就讀到過他回去後寫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轟炸中來去》，說自己光榮地見到蔣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