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趙匡胤肖像。（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宋太祖趙匡胤在太廟「誓碑」中，指示子孫「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這條一直為後人稱道的知識份子政策，宋代究竟執行得如何，宋代士大夫在這把保護傘之下又是怎麼做的？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虞雲國先生治宋史多年，他認為，宋代士大夫之所以風骨最盛，與當時基本國策的保護傘、健全的制度程序以及士大夫階層自覺意識的崛起是分不開的。
宋太祖立「誓碑」不殺士大夫，是出於什麼考慮，這條國策與我們所說的唐宋之際社會變化也有關係嗎？
虞雲國：「知識份子」，在中國古代稱為士或士大夫。宋太祖誓碑的內容，實質性的有兩條：第一條就是優待趙宋所禪代的後周柴氏後人；第二條要求不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人；第三條告誡他的子孫後代遵守前兩條，否則「天必殛之」，將受到老天的懲罰。第一條針對他所接收舊政權的後人，對象頗有侷限；第二條針對參與新政權的知識份子，則具有全局性意義。
首先，從中唐安史之亂以後，整個天下陷入藩鎮割據的局面。按宋太祖說法，五代換了好多個姓，換了十來個皇帝，實際上是武將在操縱政權更迭。這種天下，可以憑藉強力爭奪，但當更強有力的對手出現時，政權就要易主。宋太祖本人也出身於武人，也是通過這種手段建立宋朝的。他當然要考慮趙宋不再成為第六個重蹈覆轍的王朝，為了維護自己政權的長治久安，他痛感必須結束武人政治。
第二，唐宋之際政治格局的最大變化，就是中唐以前貴族政治壽終正寢，君主的地位也有了相應的變化。中唐以後出現了一個非身份性的庶族地主階級，他們最終取代了退出歷史舞台的身份性的門閥地主階級，成為唐宋變遷以後整個政權的基礎。隋唐以後開始實行的科舉制，進入宋代後進一步擴大和完善。這種「取士不問家世」的科舉制，實際上向整個社會的各個階層敞開了經由科舉取士進入統治圈的可能性。唐宋之際社會變化在社會階級關係上的直接後果，就是憑藉科舉製作育出一個相對獨立的士大夫階層。這一階層形成以後，勢必要進入官僚統治圈，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宋太祖誓碑中所說的「不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人」，既是這種社會變化的反映，也進一步在政策上推動著這種變化。
第三，宋太祖的個人因素。趙匡胤雖出身武將，卻認識到文化的重要性、士大夫的重要性。他在征南唐時，就專門搜取了大量書籍，用車子拉回營寨。針對周世宗的發問，趙匡胤說：我身負重任，常恐不能勝任，所以就聚書閱覽，「欲廣見聞」。建國以後，他就提出「宰相須用讀書人」，認識到武力可以奪天下，但絕不能以武力治天下。當然，宋太祖此舉也自有統治術的考慮。他對趙普說過：五代方鎮殘虐，人民深受其害，我選派幹練文臣百餘人，去分治各個大藩，即便他們都是貪官，危害性也抵不上一個武人。文人最多是貪汙，而武人一旦作亂，老百姓就要飽受干戈之苦。他顯然也是從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角度做出抉擇的。
以上諸般原因，促使宋太祖在立國之初，就確立了不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人的統治方針。
對這條國策，宋朝歷代皇帝的執行情況如何？
虞雲國：宋代還有所謂「祖宗家法」，宋人強調其當「為萬世法」。在家國同構制下，「祖宗家法」大概可以比擬於當代政治學裡的「基本路線」、「指導思想」。從實際情況看，「祖宗家法」的內涵相當複雜、豐富。一方面，有防範文臣、武將、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種人專權獨裁的相關制度規定；另一方面，還有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等不是以制度條文出現的君臣共識。「祖宗家法」的外延也相當模糊，可以隨著朝代的推進做出新詮釋，添加新內容。
在宋代政治裡，還有一個常用術語，叫做「國是」，大體相當於現今所說的某一時期的大計方針。在宋代，國是一旦確立，短期裡一般不會輕易改動，直到下輪國是再確定。祖宗家法，實際上是貫穿兩宋的基本路線；而國是，則是某個特定時期的方針。「不殺士大夫和言事上書人」，無疑屬於祖宗家法。既然在不同的皇帝、不同的時期，可以有不同的國是，也就是有不同的中心任務與政治生態，基本國策在宋代的執行也是因時而異，因人而異，也就是因皇帝而異的。
在宋仁宗朝，對這一國策執行得相當充分，也比較成功。當時，四川有一個老秀才，給四川最高長官獻上一首詩，說：「把斷劍門燒棧道，四川別是一乾坤。」那不是鼓動四川獨立嗎？即便擱在現在，也得攤上陰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四川長官不敢擅處，先抓起來，再匯報上去。仁宗說：這不是老秀才急著要當官嗎！那就給他一個官當當。據說，這個老秀才未受任何處罰，後來卻羞愧而死。可見仁宗朝言論環境的自由度。再舉一個例子。當時包拯擔任諫官，抨擊宋仁宗對寵妃的伯父濫授官位，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書言事，甚至在進諫時把唾沫星子都噴到皇帝的臉上，宋仁宗也都忍受了下來。
到宋神宗朝，一個大事件就是王安石變法。按之前上書言事的自由度，有些士大夫（後人把他們說成舊黨，像司馬光、文彥博等）對變法提出了種種質疑。在變法體制下，政府往往變得自信而武斷。新黨就把舊黨蘇軾以「烏台詩案」打入大牢。這種政治生態，已然不能與仁宗朝相比，也為後來的文字獄和文化專制，開了惡劣的先河。反過來，到元祐更化時，舊黨執政，以牙還牙，也羅織了「車蓋亭詩案」，把新黨蔡確流放到了嶺南，貶死於當地。
到宋徽宗朝，大搞花石綱，太學生鄧肅獻詩諷諫，宰相蔡京對徽宗說：你不殺鄧肅，恐怕浮言將禍亂天下。徽宗朝政治的汙濁，毋須詞費，但宋徽宗仍說：這倒是個忠臣。只取消鄧肅的學籍，放歸田裡。由此來看，言論環境雖趨惡化，但徽宗還記得太祖誓碑。到宋欽宗朝，靖康之變前，太學生陳東率開封軍民在皇宮前伏闕示威，上書言事。當時宰相李邦彥也對欽宗說，他們「意在生變，不可不治」，企圖把陳東等太學生逮捕處死，但最後也沒有實行。
到宋高宗朝，情況大變。南宋一建立，原先伏闕上書的陳東與另一個士子歐陽澈，再次趕到高宗駐蹕的南京（現河南商丘）上書，要求仍起用抗戰派大臣李綱，高宗將他們斬於東市，徹底踐踏了太祖定下的祖宗家法。高宗後來百般掩飾，甚至做出追悔之意，把殺陳東和歐陽澈的責任，完全推到當時的宰相黃潛善和汪伯彥身上。這也表明，不殺上書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對他還是構成一定的壓力。所以，他後來與秦檜聯合專政，儘管濫用威權，打擊上書言事的反對派，比如李光、趙鼎、胡銓等等，但不敢再開殺戒，而是不擇手段把對手逼入絕境，可見條文還是起點作用的。但問題在於，惡例既開，寧宗朝以降，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等迭相專政，毫無忌諱地或將上書言事的太學生逮捕開除，或將上書言事的士大夫官僚貶官流放。史彌遠更以所謂叛逆罪，殺害了反對其專政的原武學生華岳。
南渡以後，這條國策執行情況之所以逆轉，其原因可從兩方面考察。一方面是外部因素。宋金對峙，確實大大壓縮了宋朝的生存空間，這讓當時的統治者，在抵禦外侮的口號下，打壓思想言論上的反對派。但更重要的，專制權力的擴張才是導致這一國策逆轉的內在主因。著名宋史學家劉子健把君主政體分為四種運行模式：第一種模式叫做中央控制的模式，就是君主和官僚有限地控制軍隊和各級地方政府。也許，這種模式對當時君主政體來講是最理想的。第二種模式叫做宮廷的集權模式，就是皇帝或他的代理人，獨立行使中央控制權，官僚士大夫只能例行公事地在旁邊贊同。第三種模式是專制的模式，所有的決策，出於皇帝或其代理人獨斷或共謀，官僚士大夫雖能分享行政權力，但無權參與決策。第四種模式是獨裁的模式，君主或其代理人大權獨攬，壓制甚至鎮壓持反對意見的朝野知識份子。
宋高宗殺陳東，也許標誌著君主政體開始轉向專制模式；以紹興和議為坐標，則意味著進一步轉入獨裁模式。這種逆轉導致了政治生態的總體惡化，士大夫上書言事的空間大受打壓，甚至化為烏有。但也應該承認，至少在整體上，即便南宋那些權相獨裁時期，儘管實際執行相當糟糕，卻也還承認太祖立下的那條家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