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看中國2017年5月24日訊】馮友蘭，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這是一個閃亮的名字，對於許多西方人來說，馮友蘭就是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就是馮友蘭。據說，朴槿惠讀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覺得「找回了內心的平靜」。
這幾天，我讀他的《三松堂自序》，甚是感慨。
我們應該如何評價他呢？晚節不保？這四個字太重，用在他身上，不大公平。然而很多時候，又忍不住。
1973年春，梁漱溟在馮友蘭家吃午飯，臨別，馮友蘭頌了《論語》：「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沒想到剛到秋後，馮友蘭就發表文章批孔。梁漱溟氣得要和他斷交。
他也曾經給毛澤東寫詩，說：「普救物者無棄物，善救人者無棄人。賴有東風勤著力，朽株也要綠成蔭。」
最唏噓是馮友蘭的夫人任載坤對他的評價：「天都快亮了，你還在炕上尿了一泡。」
1949年之後的馮友蘭，真是山河宛在，物是人非。
1949年12月，從南京派來了一架專機，飛機的任務只有一個，接北京的知識份子們去臺灣。
名單裡，馮友蘭的名字靠前，他當時的職務是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
馮友蘭和妻子的決定是，哪裡也不去，在北京，等著解放軍來。
後來他回憶，「當時我的態度是，無論什麼黨派當權，只要它能把中國治理好，我都擁護。這個話我在昆明就已經說過。當時在知識份子中間，對於走不走的問題，議論紛紛。我的主意拿定以後，心裏倒覺得很平靜，靜等著事態的發展。有一次景蘭（其弟）問我說：‘走不走？’我說：‘何必走呢，共產黨當了權，也是要建設中國的，知識份子還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學的，那就更沒有問題了。’當時我心裏想的，還是社會主義‘尚賢’那一套。」
但是很快，他對自己的這個決定有些迷惑了。新政權來交接，馮友蘭發現自己其實很難適應，他先辭去自己的行政職務——很快，這個請辭就被批准了。然而，又有人表示，馮友蘭最大的問題，是「思想與黨不合」，這在當時是個非常嚴重的帽子，比沈從文的「桃紅色作家」差不了多少。
馮友蘭似乎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1949年10月5日給毛澤東寫信:
毛主席：
在你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你們為中國人民開闢了一個新天地，為中國歷史開了一個新紀元。這是關係全人類四分之一人的生死榮辱的一件大事，當然(也)是全世界的一件大事。
我參加了你在天安門就職的典禮，我感受到近幾日來群眾的歡樂。一切的新氣象以及自北京解放以來的所見所聞，使我深切相信你所說的，中國人民不但是站起來了，並且一個文化的高潮即將來臨，使中國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姿態出現於世界。
在參加這幾日的慶祝的時候，我於歡喜之中，感覺到十分愧悔，因為在過去我不但對於革命沒有出過一份力量，並且在抗日戰爭時期與國民黨發生過關係，我以前所講的哲學，有唯心及復古的傾向。這些在客觀的社會影響上講，都於革命有阻礙。
各方面對於我的批評我都完全接受，但是我也要表示，我願意隨著新中國的誕生，努力改造自己，作一個新的開始，使我能跟著你及中國共產黨，於新中國的建設中，盡一份力量。
……我計畫於五年之內，如政協共同綱領所指示的，以科學的歷史的觀點，將我在二十年前所寫的《中國哲學史》，重新寫過，作為一個新編。誠如你所說的，我們不但要知道中國的今天，還要知道中國的昨日。
我願以此項工作迎接將要來臨的文化高潮，並響應你的號召……
毛澤東於10月13日回信，重點只有一句：「像你這樣的人……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
在這之後，馮友蘭就一直在被改造中，張岱年就說過，馮先生地位特殊，不僅沒有「言而當」的自由，甚至沒有「默而當」的自由。
1951年，馮友蘭隨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印度，印度總統普拉沙德介紹馮的學術貢獻時曾提及《中國哲學史》和《貞元六書》。外交部得知後立即致電代表團，說此介紹有問題，要求馮於適當時機更正。此後，馮友蘭在加爾各達訪問時，在演講中應外交部的要求說：「中國革命成功，我認識到我過去的著作都是沒有價值的。」
1952年9月全國高校院系調整，馮友蘭調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北京大學是「文革」重災區，文革」甫一爆發，馮友蘭即被揪了出來，他被戴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反共老手」的帽子進行批鬥。
隨後，馮友蘭便陷入不斷被批判、交代中。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馮友蘭多次檢討交待，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讓過關。
金岳霖在運動會中過關較快，不久還被樹為積極份子，組織上讓他到馮家去做工作，幫助馮轉變。一進門，金先生就大聲說：「芝生啊，你有什麼對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徹底交代呀。」說著，撲上去和馮友蘭抱頭痛哭。
1966年7月5日，他根據造反派要求，在哲學系作了長篇發言《自我揭發自我批判》，下旬紅衛兵前來抄家，在他家門口貼上大字報，宣布他的「罪狀」，封存了他的文物和書籍，凍結工資，夫妻倆每人每月發放12元生活費。
僅僅過了一個月，馮友蘭再度被抄家，不僅拿走了他家幾乎所有值錢物件和許多紀念品，同時只讓老夫妻倆住一間房子，其餘都被鎖上。後來，他的居所一共住進了5家，入秋，由於禦寒的衣服取不出來，他只好披著麻袋，頂著寒風去開批判會。除了批鬥、寫各種材料，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清掃街道。
文革中，工宣隊進駐北大，很多教授被隔離審查，俗稱「蹲牛棚」。教授們一切聽指揮，早請示晚匯報都得排隊，排隊時必須報數，同時要自報自己的政治帽子，馮友蘭個頭較高，曾被叫排頭一個，並叫他說：「報數！我叫馮友蘭！是……是反動學術權威。」紅衛兵說：「不行！重報！你這是避重就輕！你是反動學閥！」馮便改口：「我，我是反動學閥。」洪謙先生由於害怕，怕也說他避重就輕，就說：「我叫洪謙，反動學閥！」紅衛兵說：「不對，你還不夠格，你是反動學術權威！」洪嚇得連忙改口。馮定自報「反動學術權威」時，紅衛兵說：「你不就是寫過一本《平凡的真理》麼？你還想往反動學術權威裡鑽！你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馮友蘭在牛棚裡飯量倒是不減。早餐是一窩頭，兩大碗玉米麵粥，一分錢的咸菜絲。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馮友蘭不夠。經郭蘭芳提醒，馮大著膽子向紅衛兵要兩分錢咸菜，紅衛兵瞪大眼睛說：「人家一分錢咸菜都吃不完，你還吃兩分錢的，你怎麼吃這麼多？」馮答：「我……我吃的多。」話雖受斥責，竟還滿足了要求。洪謙與馮友蘭個子差不多，而飯量只有馮友蘭的四分之一。
他患有嚴重的前列腺肥大，小便不通，到醫院去看病，由於「反動學術權威」的身份，醫院不接收他住院治療，他於1967年1月13日致信「北大哲學系某‘文革’小組組長」，匯報、陳述其病情。直到尿中毒，才於15日住進北京醫院，但手術尚未做完，醫院也被造反派奪權，他又被趕了出來，無奈之中，他只好拖著尿瓶子接受批鬥。
那一年，他71歲。
在一份北大革委會作戰部編印的材料上寫到：「馮友蘭是一個幾十年來一貫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老手。解放前，他是人民公敵蔣介石的御用哲學家和謀臣策士；解放後，他仍然賊心不死，唸唸不忘他已經失去了的天堂，一遇機會，便興風作浪，煽動反革命復辟。……成瞭解放後學術界特別是哲學界的一面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白旗。」
出乎意料的是，1968年11月18日，馮友蘭忽然與翦伯讚一道被解除勞教，釋放回家。他很快得知，這是因為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說：「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只懂得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翦伯讚是講帝王將相的，我們要想知道一點帝王將相的事，也得去找他。這些人是有用的，對於知識份子，要尊重他們的人格。」
馮友蘭沒有死，而且是在領袖的「保護」下，他內心充滿感激之情，解除勞教後，他按照工宣隊指示致信毛澤東表達了感激之情，同時還以詩詞表達了這種感情，寫下《蝶戀花．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
「紅日當空耀奇彩，照遍全球，開創新時代。五洲萬國祝壽愷，長領革命向前邁。
辜負期望十九載，反動路線，罪行深如海。承蒙教育今又再，追隨正路永不怠。」
此後每逢事端，馮友蘭都要以詩詞賦頌，不論是非，如北大的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北大一週年，馮友蘭表示「歡呼」：「千載文壇歸正主，一年戰鬥樹新風。白頭深痛多前罪，也在工軍化雨中。」
馮友蘭從開始批判自己到漸漸批判別人。而和他一起被領袖保護的翦伯讚，因為「劉少奇專案組」逼迫他交代劉少奇的叛徒材料，他實在交代不出，與夫人戴淑婉服下了超劑量西德產速可眠自殺。
誰也說不清楚，活下來的馮友蘭，死了的翦伯讚，究竟誰更幸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