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網路 64memo.com）
【看中國2017年6月7日訊】發生在北京的六四大屠殺已經過去很久了。25年前六月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一切不僅仍然困擾著那些目擊者和受害者的家人及朋友，也深深印記在那些曾經並現在仍與鎮壓者站在一邊的人的心裏。鄧小平，那個下令對成千上萬為民主和平抗議的中國民眾進行屠殺的人，已經死亡。但是那些今天還在這個該為屠殺負責的政權體制內的人或同夥還是對此記憶猶新。
他們很少把自己仍然牢記著這次屠殺的事實訴諸於文字，事實上，他們對待大屠殺記憶的政策是壓制。他們派出便衣警察監控那些曾經公開談論屠殺的人。他們雇佣了數十萬的網路審查員，為的是抹去網頁上或電郵中出現的屠殺有關的信息。每年，在六四敏感日，他們派身穿制服和便衣的警察守在天安門廣場外圍，防止「鬧事者」紀念六四。他們的官方說辭認為：「中國人民對反革命暴亂早就做出了正確的歷史判決。」如果當局真的認為「中國人民」批准了他們的殺戮，那麼，他們就應該在每個六四開放天安門廣場，看著人民群眾蜂擁而至聲討反革命分子。他們做的與此截然相反恰恰證明了他們對自己的所為心知肚明。
中國當局訴諸致命的武力並非偶然。那是一個選擇，衡量利弊之後的結果，而且從當局的角度來看，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都是一個正確的選擇。我們從天安門文件知道，中國共產黨的高層感到他們在1989年的春天面臨著生存的威脅。不僅在北京，幾乎中國的每個省會的街道都有大型抗議，這讓王震，李鵬和其他統治者得出了結論，他們的政權受到了威脅。
他們本可以選擇使用催淚瓦斯，高壓水龍，或木質警棍清場。1989年，當局選擇了訴諸坦克和機槍是為了讓可怕的武力震懾到更久遠的時間和更遠的地域。全國三十個省的民主示威可以被嚇退。這目的達到了。中國人可以很多年都牢記「你最好不要越界，否則！」這目的也達到了。其根本目標是為了維持和擴大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這目的也達到了。
然而，使用軍隊鎮壓自己人民的決定卻嚴重損害了當局的公眾形象。用前學生領袖現在逃亡人士易丹軒（音）的話說就是「槍聲剝去了當局一直蒙著的謊言和面紗。」。現在易丹軒認識到了（維持）黨自身的權力從來都是它的目標。
從社會主義理想中已經拿不到「合法性」，那麼高層統治者要從哪裡找到合法性呢？在殺戮之後的數週，鄧小平宣布中國需要「教育」。大學生被強迫「坦白」自己的錯誤思想，聲討天安門的反革命暴徒。這些都是表面的做法。但是鄧小平的激發民族主義和「教育」中國人民的長期計畫卻被證明很有效。在教科書中，博物館和所有官方媒體裡，「黨」和「國家」被混為一談，愛國主義就意味著「愛」這兩者的混合體。中國2008年舉辦奧運變成了「黨的偉大勝利」。外國對北京的批評不再是「反共」，現在變成了「反華」。與日本，美國，臺灣和西藏的「分裂主義分子」的歷史和現在衝突被誇大，目的是彰顯劃清敵對勢力和心愛的黨國之間界限的必要性。這些和其他對民「教育」努力的成功讓當局可以使用愛國主義作為重新定義其合法性的方法之一。
另一個方法就是錢：追求，獲取，顯示財富已經成為了主宰人們行為的動力。對於很多人來說，物質生活水平已經大幅上漲，西方分析家已經正確的指出了生活水平提高提升了1989年後當局的合法性。但是這些分析家卻犯了一個錯誤–他們重複了共產黨所聲稱的「讓數億人擺脫了貧困」。
中國經濟的繁榮實際上是這麼來的：在毛時代，中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是不自由的。毛1976年死亡後，更清楚的講是1989年屠殺後，鄧小平告訴中國人民，在政治宗教和其他「思想」領域他們還處於限制之下，但是在賺錢方面大家可以自由發揮了。於是大家照做了，就像所有只被允許通過一個渠道使用他們的能量的人們一樣。他們勤奮的工作—低工資，超時工作，沒有工會，沒有工人補償法，沒有自由媒體或獨立法院的保護，甚至在自己工作的城市沒有合法身份。還有一點，數以億計的人，他們年復一年的工作。他們產生了巨大的財富，這奇怪嗎？當然，事情的細節比這要複雜，但是總體上這不是什麼謎團或「奇蹟」。
在1985年鄧小平開始使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字眼。這實現了，而且，毫不奇怪的是，先富起來的那些人幾乎永遠都是與政界關係密切的人。擁有政治權力意味著更好的獲取資源和職位，從職位可以徇私舞弊，在1990年代中期權貴的財富開始扶搖直上。中國的收入不平等已經超過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只有一些非洲和南美的不發達國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超過中國。在流行的口頭語中，後來在網際網路上，笑話裡，段子裡，順口溜裡，始終體現著對權貴財富以及他們不正當獲取財富的手段的強烈不滿。但是這樣的觀點，像其他有關民主價值的自由討論一樣，至今仍然不能出現在官方媒體上，所有提及平等，民主，憲政，非官方宗教，和很多其他涉及此類的話題都被監視，通常被禁止。
天安門大屠殺，似乎又要回來破壞當局所聲稱的合法性。在1989年，它永遠地摧毀了所謂「社會主義理想」，後來，當鄧小平轉向了民族主義，強調黨和人民是一體的，這不能不讓人想起黨和人民曾經站在機槍的兩端。因此當局仍然需要將屠殺的記憶列為需要抹除的思想之一。它同時採用了推和拉兩者方法。「推」包括警告威脅，對於反抗者，沒收電腦和手機，剝奪護照，弄丟工作，查封銀行帳號，等等，對於真正頑固的，軟禁或監禁。「拉」包括「請喝茶」，笑著提醒你如果不再談論屠殺會有更好的生活，勸說你現在改還不晚，把你和其他做了妥協的人的更好生活做比較，提供食物，旅遊，工作和其他酬金（如果你合作出賣他人酬金會更高），並勸你最好不要把這次友好喝茶會談的內容透露給任何人。
「拉」的策略在最近充斥在中國社會的賺錢和唯物論的文化背景下尤其有效。重視金錢，並專制限制對其他思想的公開討論，已經導致了社會公共價值的匱乏。哈維爾（Vaclav Havel）描述「後極權主義」時寫道：無處不在的官方謊言構成了日常生活的第二個版本。呼應哈維爾，天安門學生領袖瀋童（音）觀察到「生活在警察國家的現實是你生活在巨大的公共謊言之中」。學者，天安門領袖王丹在解釋人們隨著時間推移而習慣於謊言的行為時，發現他們「下意識的說謊」。中國慶祝其賺錢比哈維爾的捷克斯洛伐克是有不同，但是也沒好到哪裡。從某種程度講，對金錢痴迷使之更加惡化。
中國新的有錢階級好像在摸索「新的有錢階級」該如何行為表現。在毛時代，有一個漫畫幫助人們瞭解資產階級揮霍是怎樣的—食品，飲料，性，鋥亮的皮鞋，漂亮的手錶，靚車，等等。毛時代過後，在「致富光榮」的時代，人們一直在摸索有錢該如何表現，曾經在資產階級漫畫中出現的—鋥亮皮鞋，漂亮手錶，靚車—現在都當作好的，而不是不好的。中國的富人活躍在巴厘島和巴黎，他們在那裡狂購像香奈兒香水和路易威登皮包之類的奢侈品…
「唯物主義」可能不是形容這些新的權貴亞文化群的最準確詞彙，因為並不需要涉及實際的物質。「外觀主義」可能是一個更好的形容詞。購買的最終目的不是路易威登皮包，而是展示有這樣一個真品皮包（不是假貨）。如果顯示奏效了，皮包只是顯示的一個載體。真正重要的是表面。近年來口頭和網上對假貨的笑話層出不窮：假奶粉，假酒，假古董，假照片，假歷史，奧運會儀式上的假唱，等等，甚至一家動物園出現了假獅子。中國小說作家余華曾打趣說，你可以確定是真的的東西只有一個，那就是：假的假的（fake fake）。
然而，幾乎所有這些諷刺都是私下的，如果公開，就是匿名的。很少有人在公開場合冒著反對原則性問題的風險。當局將之稱作「不同政見」，不同政見的代價是高昂的。
有些中國人接受了當局的謊言，而其他人只是假裝接受了，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區別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了。無論哪種情況，個人利益得到了保護，他們適應了「正常的」社會。最終，就像Rowena在「天安門流放者：為中國民主奮鬥之聲」中（Tiananmen Exiles：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所說的那樣：中國只剩下「這樣一代人，他們甚至不能想像曾經有過青年人可以為理想而犧牲自己」。
不過，在更深的層面，中國人(像任何人一樣)覺得生活在建立謊言之上的體制內是不安全的。有錢人將錢送到了海外，把孩子也送到了海外接受教育。2013年，幾個調查和報告顯示，全家移民計畫大幅增加，尤其是有錢人，沒有理由認為沒錢人如何有條件不會選擇移民。
我們不能說中國今天的道德惡化，只是因為1989年的大屠殺。官方語言矯揉造作產生的犬儒主義早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在1959到1962年的大躍進飢荒中就已經根深蒂固。毛澤東，比鄧小平，更應該為藝術家艾未未所稱的「我們心靈深處的精神災難」負責，艾未未將之描述為，這種精神災難導致人們「走路步伐快，看東西眼睛毫無生氣」，好像「無處可去，無處可藏」。不過，1989年大屠殺是一個轉折點。如果沒有它，鄧小平給中國人設計的公式「要錢，可以；要理想，沒有」就不會造成其影響，而這種政策奠定了我們所看到的現在中國的諸多問題。大屠殺也奠定了恐懼的基礎—深深的，很少被明確提到的，但是習慣性的恐懼—從那時起對民眾的恐嚇就一直存留到現在。
幾週前，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寫道：
「想到強加在中國、俄羅斯和古巴的極權主義就很難不感到極大的悲哀。很顯然，舊的共產主義模式已經死亡、被埋葬，但是這些社會還需要經歷很長時間和很多犧牲才能擺脫幽靈。」
當鄧小平宣布1989年屠殺過後中國人民需要「教育」的時候，當他的政府發動了系統性的運動扑滅人民的政治渴望，並把他們塑造成集中在民族主義和金錢的「愛國」主題上的時候，他可以向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脫帽致敬，後者寫道：人民已經失去了對政府的信任，政府決定撤掉這些人，重新任命（The people have lost the confidence of the government；th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dissolve the people and to appoint another one.）。從長遠看，當局的這種策略是否能夠成功很值得懷疑，但是這些嘗試的高昂代價，不僅對中國，而且對全世界整體來講，可確實可怕。
本文是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2014年3月31日發表在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的文章。原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