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懺悔——從「驢」變回到人的自白(圖)

2017-07-02 00:10 作者: 盧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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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批鬥會。
文革,批鬥會。(網路圖片)

《現代漢語詞典》對「懺悔」一詞有兩種解釋,一是「認識了過去的錯誤或罪過而感到痛心」;二是「向神佛表示悔過,請求寬恕」。這兩種說法在形式上都是當事人對自己行為的內省。至於是否向受害人賠禮道歉,或主動承擔自己應負的那部分道義上的責任,也就是公開的懺悔,詞典上沒說,這符合中國國情。當我們強烈要求日本政府為侵華戰爭中死難的千萬生靈向中國人民賠禮道歉的時候,有沒有想過也應該為在內戰、在「飢荒年代」、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屈死的數千萬同胞和僥倖沒死卻生不如死的數億生民懺悔?我們歷史上有幾位皇帝曾下過「罪己詔」,但我們現在沒有勃蘭特。

我曾經認為自己與懺悔無緣

因此,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認為自己與懺悔無緣。因為我自幼被打入「出身不好」的另冊,備受歧視和屈辱;我高中畢業被拒之於大學校門外,在農村度過了「文革」,既沒參與對老師的批鬥,也沒欺侮過農民,更未動手打過任何人;我在愛國知識份子父親和信仰基督教的母親言傳身教影響下,始終恪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信條,對施害者也多所原諒。我下海之前在體制內領到的工資、獎金、福利總和不足六千元人民幣,下海之後參與或主持引進的外資卻超過千萬元美金;以權謀私、行賄受賄、貪贓枉法……我都沒有沾邊,故我有一千條理由不懺悔。

那些鏡頭常常啃噬我的良心

但是,當我讀到鐫刻在美國波士頓「二戰」猶太人蒙難紀念碑上的德國馬丁神父的名言「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不是工會成員,我不說話;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是新教徒,我不說話;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時,受到深深的震撼。從此,一些曾被我遺忘在記憶角落裡的鏡頭便常常浮現出來啃噬我的良心:

反右運動時,我和小夥伴們曾追著「右派」鄰居高唱當時流行的童謠:「右派,右派,全身都壞,腳上長瘡,頭上長癩。右派想飛,噴氣式追,右派鑽地,挖土機去……」見鄰居低垂著頭,沉默無語,一臉的痛苦和無奈,我們還得意洋洋地接著唱:「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右派份子夾著尾巴逃跑了!」

「文革」中,我參加了區上召開的一次公審「現行反革命分子」大會。一個衣衫襤褸的人被五花大綁推到台上。他的罪名就是把那塊關乎千萬知青命運的語錄牌摘了下來,並在上面放了一封寫給我們農場知青的信,信中婉言勸說我們回到父母身邊去,不要留在農村給農民增加負擔。一個義憤填膺的青年農民跳上臺去,當胸一拳把他打得口鼻流血,台下「×××,罪該萬死,死了餵狗,狗都不吃」的批判聲浪中也有我的吼叫聲。

如果世人皆盲從 災難必再加害子孫後代

在鳳凰衛視《縱橫中國》欄目到重慶舉辦時,主持人吳小莉問在場的嘉賓,重慶歷史上有哪些不能忘記的人,應答者眾。吳小莉卻說:「有一個重慶人,可能很多中國人都不知道,很陌生了。但毛澤東說過,他是不能忘記的人,蔣介石對他也有過高度的評價,稱他是民族英雄。這個人是誰呢?一個不能被忘記的重慶人,他就是盧作孚。」看到這裡,我熱淚盈眶,無地自容。因為盧作孚是我的祖父,在盲從和迷信篡改了民族正史的年代,我也將祖父淡忘於彼岸世界歷三十年之久。

如果人皆如我,同樣的災難必定再度加害於我的子孫後代。我再也不能毫無愧色地面對祖父在天的英靈和馬丁神父高尚的品格。因此,我沒有理由不懺悔!

「解放」20年後 鄉村農民仍極度貧困

沒考上大學,我為了兌現「一顆紅心,兩種準備」的承諾,便和本校三十多名同命相連的高初中畢業生一道,去了四川最艱苦的地區之一、當年紅四方面軍的根據地大巴山區萬源縣,在那裡生活了十三年。

時隔四十年後我去大巴山時,對祖父這些業績全然不知。我既無高遠志向,也無明確目標,只憑幾句口號和發熱的頭腦就去了窮鄉僻壤,非但沒有把新知識、新技術、新生活方式帶給當地農民,反而努力向他們看齊,與他們同化,還阿Q似的自我安慰為「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當地純樸的農民其實很看重我們,認為我們有文化,心眼好,信得過,凡是稱斤記賬之類的事都交給我們干,也愛給我們講真話,譬如講「大躍進」時,上級為了爭高產、放衛星,搞什麼土豆播種「樓上樓」,小麥播種「撒滿地」,結果不僅顆粒無收,連種子也賠了進去;講大煉鋼鐵前,村子裡的小道旁都長滿了參天大樹,白天走路都「陰森恐怖」,大煉鋼鐵時都砍了去煉鋼,現在已經光禿禿的;講吃大鍋飯時,村裡的家庭都分居,女人孩子住屋裡,男人住豬牛圈,家裡的鍋灶都打得稀巴爛;講三年飢荒時,村子裡原有一百六十多戶,死得還剩一百二十多戶;講張國燾在的時候,殺了很多人,還指給我們看,哪哪就是埋死人的「萬人坑」。可是我卻這隻耳朵進,那隻耳朵出,從來沒有想到要去尋根究底。

我在鄉下生活了十三年,親眼見到「解放」了二十來年的農民還是衣不蔽體,食不果腹。最讓我觸目驚心的是,村裡的農民因為窮,買不起衣服,買不起線,只能買一毛多錢一尺的白布,一毛錢一包的染料,染成黑布或藍布,再用自己搓的麻繩縫衣服,還都是補丁重補丁;婦女來月經,連最次的草紙也買不起,就用破布代替,照樣下地幹活;生了病沒錢看醫生,死了就說是「天收了」;吃的都是半年紅薯半年土豆,很少見到大米小麥之類的細糧,到了青黃不接時,家裡還常常斷炊,可是卻要挑選上好的糧食交公糧……

對這些每天都在眼前發生的苦難與不公,我居然也是熟視無睹。我原本有的是機會,為農民做點兒實事,最起碼可以做些社會調查,收集第一手資料,為歷史留下真實的證詞。可是我光顧了效忠於「神」,卻把這些用自己孱弱的身軀支撐著泱泱華夏終不致坍塌的父老鄉親拋在了腦後。人情和人性冷漠到如此程度,令我自己都難以置信。

我不能原諒自己的愚昧與盲從

現在每逢看到農村素材的電視片,我都會情不自禁地掉眼淚,這是感觸的淚,更是悔恨的淚。我應該對那些家貧如洗,卻毫無保留地收容了我們的大巴山農民表示最衷心的感謝和最深刻的懺悔!

後來我參加了當地的農民組織,參與了對「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的批鬥。雖然恪守不動手打人的原則,但我不能因此而開脫自己的罪責,因為在這場打著「革命」的旗號,行反人性、反人道、反人類之實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我沒有說「不!」每當我想到那位勇敢地站出來,勸我們知青回到父母身邊去的農民所挨的那一拳;想到因為參加了抗日遠征軍,而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和「國民黨殘渣餘孽」的父親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精神和肉體的凌辱,我就不能原諒自己的愚昧與盲從。

口是心非 顛倒黑白

林彪事件發生後,我先聽到小道消息。過去無論國家的形勢有多麼糟糕,我對最高領袖和無產階級司令部始終堅信不疑,總以為是下面的人不聽話,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現在毛主席最可靠的接班人竟然叛逃、摔死在溫都爾汗,我開始擔憂起來。

哪知此事件解密後,縣裡要我參加批判林彪「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得到如此信任,我很快打消疑慮,重拾信心,並慶幸可以藉此機會擺脫幾天繁重的農活。不過我很快就體會到,批判「紀要」並不比體力勞動輕鬆。比如「紀要」說,「農民生活缺吃少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被利用變成了替罪羔羊」、「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等,明明是當時的實際情況,卻要在宣講中說這都是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誣蔑,要把它們批倒批臭。

我去宣講的地區有座設施非常簡陋的煤礦,工人進礦採煤都是爬進爬出。那天剛下班就趕來聽講的礦工,除了眼白是白的,全身都是黑的。我看不清他們的面孔,他們也聽不懂我的口誅。這些年每逢煤礦出事,我眼前就浮現出這一幕。無論歷史對林彪事件如何評價,我對自己在那次行動中口是心非、顛倒黑白的言行深感羞愧。

等警告變成現實 再說話就來不及了

我原以為作完這番懺悔,就能讓心情得到放鬆,靈魂得到解脫,殊不知我的憂慮更重了。在檢討「我不說話」帶來的禍害時,我分明看到「我不說話」的巨大慣性還在我們這塊土地上盤桓。現實世界的假貨氾濫、腐敗成風、環境污染、資源浪費、貧富分化、人權遭到漠視等等,豈不都與「我不說話」有關?!等到警告變成了現實,新的災難「奔我而來」,再說話就來不及了。事不同而理同,此災難與彼災難,起因和結果都一樣。

祈望我在有生之年能從那頭蒙著眼只知拉磨的「驢」變回人,這樣就有資格去天堂見我的祖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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