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畫像。（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西元1063年農曆三月，54歲的宋仁宗去世了。
消息從皇宮傳到街市，開封街頭的一個小乞丐，起初一愣，接著竟放聲大哭，踉踉蹌蹌就往皇宮跑。誰知宮門外早擠滿了人，襤褸的乞丐、斯文的書生、稚氣的小孩……哭做一團，披著白麻，燒著紙錢，給皇帝「送別」。第二天，焚燒紙錢的煙霧飄滿了城市上空，以至天日無光。
消息從大宋傳到遼國，彪悍的遼國君主也大吃一驚，衝上來抓住宋國使者的手：「你說什麼？他老人家怎麼就過世了？」說著眼淚就掉下來：「我要給他建一個衣冠塚，寄託哀思。」
從貧民到敵人，都捨不得他死。直到700年後，清朝乾隆皇帝也說：平生最佩服的三個帝王，除了爺爺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
對弱者同情 對世事寬仁
宋仁宗出生時，那一聲嬰兒的啼哭，讓伸長脖子的文武百官大大鬆了口氣——在他之前，所有的皇子都夭折了。於是他取名「受益」，5歲封慶國公，9歲為太子，13歲父皇一駕崩就改名趙禎，登基為帝。
殊不知宋仁宗的少年時光，卻過得異常艱難——他的糊塗父皇、那個簽下了「澶淵之盟」的宋真宗，竟然時刻擔心大臣們會利用太子架空自己。連彌留之際，真宗滿腦子都在想：這兒子不可信，只有把權力交給皇后才行。
經過父親的「嚴防死守」，13歲的少年趙禎即位之後，也沒什麼舒心日子，最大的考驗來自他的「母后」——章獻太后。
拜《狸貓換太子》的「戲說」所賜，人人都知道，宋仁宗的生母是李妃，而章獻太后正是戲中的壞人劉皇后。但實際上，章獻太后不是奸后，她聰慧敏捷，頗有政治頭腦，理所當然地坐到了宋仁宗身後，垂簾聽政11年。
權力的滋味，一旦嘗到，就不想放棄，更何況從深宮走到朝廷上的聰穎女子，前朝就有一個武則天。章獻太后把皇袍披到身上，故意問大臣：「你說，武則天是個什麼樣的皇帝呀？」
如果趙禎只是個昏庸的草包，那倒罷了，日子混混也就過去了。但他偏偏在孩童之時，就能一眼洞穿父親的寵臣王若欽「實是奸邪」。這樣敏銳的孩子成了「夾心餅乾」，會有怎樣的內心煎熬？唯一能讓後世浮想聯翩的是，在這11年裡，他酷愛書法，一手「飛白體」，練得極為神妙。或許，練字就是練心。
也因此，趙禎成了一個異數——從呂雉到慈禧，中國不乏母后掌權，在她們身邊長大的小皇帝，要麼敏感怯懦，要麼偏激殘暴。但趙禎卻有了對弱者的同情、對世事的寬仁。正是這一點，決定了北宋初年改革的走勢——高潮短暫，餘音很長。
范仲淹新政操之過急
西元1033年，宋仁宗親政。
他太清楚自己接手的爛攤子：父親當年愛面子、好排場，為了彌補「澶淵之盟」受傷的自尊心，竟然一口氣把「五嶽」都封禪了。想當年，唐太宗想封禪一座華山，都因為太貴而作罷。可想而知，宋朝的國庫消耗到了何等地步。
宋仁宗的第一把火，就是抓經濟。對外平息戰爭，對內作風儉樸，從而扭轉了經濟頹勢，迎來一個黃金發展時期。至此，他才騰出手來，尋覓合適的改革人選。
幾經斟酌，在百姓中呼聲很高的范仲淹進入視野。1048年，宋仁宗宣布調范仲淹回京，任參知政事（即宰相），與樞密副使富弼、韓琦一道主持朝政。
范仲淹從政已經28年，改革在他腦子裡醞釀已久，十大政策一揮而就——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宋仁宗當場拍板：准奏，全國執行。
但是，僅僅1年零4個月後，范仲淹、富弼和韓琦相繼被調出京城，改革突然剎車。是宋仁宗不信任他嗎？不。歷朝歷代，改革者如商鞅車裂、張居正掘墳，比比皆是，可范仲淹毫髮無損，「聖眷」不可謂不深。是政敵暗算他了嗎？也不盡然。學幾筆范仲淹親信的字體、造一封逼仁宗退位的假信，這樣拙劣的政治伎倆，宋仁宗不會看不出。
問題只在於，操之過急。
有一次，范仲淹審查一份官員名單，不稱職的都毫不客氣一筆勾銷。一旁的富弼看了不忍：「仲淹呀，你筆一勾，可害苦一家人。」
范仲淹嚴肅地說：「不害一家苦，那就害了一路百姓苦。」
富弼啞然了。不錯，官員要嚴格選拔；可你只看一眼名單，又憑什麼認定昏官呢？范仲淹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言簡意賅地找到改革的目標，卻找不到複雜精細的實施辦法。面對那封假造的退位信，宋仁宗看到了潛在的危機：群臣惶惶，范仲淹孤立，新政還怎麼執行？他果斷地叫停了。
林語堂：文人最好的時代
范仲淹離去了，岳陽樓留下他文人的絕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但宋仁宗不會離去，開封城延續著他政治的部署——文彥博，一個有些保守的大貴族，接替了范仲淹的宰相職位。
這一次，宋仁宗選對了人。此後的十多年裡，文彥博以沉默而實幹的姿態，把宋仁宗的改革意圖，不動聲色地貫徹了下去。和他一道的，是包拯、杜衍這批能臣。沒有口號、沒有激辯，范仲淹的十大政策，一條條修改，變得可以操作了。
1050年前後，文彥博覺得，宋仁宗在四川試點多年的紙幣「交子」，向全國推廣的時機成熟了。陝西長安的官員「立功」心切，說乾脆廢止鐵錢，只用紙幣吧。此言一出，老百姓連忙拋售鐵錢、搶購貨物，長安經濟陷於混亂。緊急關頭，文彥博並沒有強制推行「交子」，而是拿出了自己家裡的絲綢，來到長安：「來來來，今日我賣絲綢，只收鐵錢。」一下子就穩定了民心。從那以後，朝廷再推廣「交子」，就沒有阻力了，因為百姓對主政者有了信任。
或許，宋仁宗這種含蓄漸進的方式，錯過了大變革的可能時機，治不好國家的病根；又或許，這種方式的成功，過分依賴他個人的寬仁魅力，而令後世之君難以效仿。但無論如何，新黨舊黨的爭議淡化了，日後改革的中心人物王安石提拔了，人才薈萃的一座高峰到來了——在「唐宋八大家」裡，除了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其他6人都活躍於仁宗時期。以至於林語堂說，這是中國文人「最好的時代」。
很多年以後，激進的王安石改革失敗了，宋神宗又恢復了祖父仁宗的溫和改良做法，遼國君主急忙召集將領：「不許再去邊界惹事了，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遼國人或許不會懂得，他們敬畏的這個宋朝皇帝，為什麼叫「仁宗」。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追求；在中國歷史上，他是第一個被尊稱為「仁宗」的皇帝，並造就了北宋一世繁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