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道德淪喪始於何時？（圖片來源：Pixabay）
【看中國2017年8月11日訊】一篇討論當下道德危機的人民日報文章，在網上廣為流傳。文章不僅承認當下道德淪喪之普遍，不僅把經濟滑坡的根本原因歸為道德淪喪，文章甚至這樣大聲疾呼：「與其說我們遇到了幾十年一遇的經濟危機，還不如說我們遇到了千年難逢的人性危機——信任危機。」
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三千年未有之道德大變局，三千年未有之道德淪喪大變局，至此躍然紙上。顯而易見，這篇人民日報文章在現象描述上是充分的。但是，也許是人民日報的角色所注定，無論現象描述多麼充分，在對道德淪喪的深層原因的挖掘上，文章沒有任何可圈可點之處，其戛然而止、欲言又止跟現象描述的充分恰成對照。
那麼，深層原因到底何在？理論上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但理論是灰色的，令人厭倦的。具體的史實才最說明問題。那麼還是用具體的史實說話吧。
中國的道德淪喪始於何時？有如下幾種回答，一說市場經濟時代使然；一說始於十年文革；一說始於反右，一說始於大躍進。這些答案我難以認同。我認為它們都說太晚了，中國道德淪喪的起始時間其實早很多：在我看來，有「開國第一文化罪案」之謂的「《武訓傳》批判」，同時也是「開國第一道德罪案」，這一道德罪案已經打響了道德淪喪的第一槍。
這一槍是致命的一槍。它不僅精確命中了「善」，而且精確命中了「民間善」。
武訓以什麼著稱？當然以善人著稱。出身卑微的武訓，一無所有的武訓，為了讓窮孩子讀書，受盡屈辱，歷盡磨難，畢生行乞，終於集資辦了三所義學，成了「為興學而生，為興學而死，一切為興學，興學為苦孩，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典範。這樣一個善人，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不會有爭議，都會被公認為道德英雄。但偏偏在建政之初，以他的事跡為題材的傳記片，會徹底激怒最高領袖，竟於百廢待興之際，親自發動了一場震驚中外的政治大批判，最終給武訓戴上了「大流氓、大債主、大地主」三頂高帽。文革中武訓再遭大難，不僅全國共討之，連埋在地下半個多世紀的遺骨也慘遭摧殘──革命小將扒開了武訓的墳墓，掘出幾根未朽的骨頭，裝在糞筐中遊街示眾。爾後武訓遺骨便不知所蹤。
僅因行善，即遭輪番鞭屍，比當年伍子胥為報父兄之仇鞭屍楚平王，猶過之而無不及。這慘烈結局，對所有國人都是當頭棒喝。其後的土改等運動，更是有計畫有目的地消滅善尤其民間善。民間善無非依託幾大主體：一是基督教等宗教組織；二是祠堂等宗族組織；三是商會同學會同鄉會等自治組織，四是民間大戶。但經過土改等運動的掃蕩，他們全軍覆沒，民間善再無立錐之地。這實際上是對民間善的「社會主義改造」，比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早了好多年。通過如此這般改造，善被公權力收編，只能由公權力壟斷。只能有黨恩國恩，決不允許黨恩國恩之外有任何民間善，有任何民間道德權威。文革時期，甚至全民高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真是人倫掃地。公權力壟斷對道德的巨大破壞性，至此達於極致，令人瞠目結舌。
如果說建政初絞殺的善人主要是武訓，文革前後絞殺的另一個善人，則是四川大地主劉文彩。劉文彩道德上的確談不到完美，但後來能幡然醒悟，奮起直追，仍屬可貴，其實也是當時社會的普遍現象。當時社會不是今天的流民社會，而是安土重根，每個人都屬於特定的共同體，每個人都要有一個歸宿。最重要的共同體或者說歸宿是家鄉、是宗族。發跡或許可以不擇手段，但發跡之後必須衣錦還鄉，否則如錦衣夜行毫無價值。一旦衣錦還鄉，則必須有所敬畏，謹守共同體固有的倫理規範，積善行德，造福一方，才可能光宗耀祖，蔭及子孫。劉文彩即是如此。1932年回到故鄉安仁，從此浪子回頭，修路筑橋，濟困扶危，乃至不惜以舉家之力興辦義學，總之全力自我救贖，終於贏得善人稱號，從暴發戶變成了地方鄉紳，成了家鄉的建設者。這無疑得益於鄉土自治社會強大的道德引領力，有如地心引力，任何人難以掙脫。中國社會之所以很大程度上被稱作倫理社會，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但如眾所周知，善人劉文彩也不得好報，被刻意塑造成惡霸劉文彩，而且也跟善人武訓一樣，被掘墓拋屍。不同時代的兩個大善人居然同樣命運，令人震撼。但最震撼的還不是他們個人的浮沉，不是定點消滅社會上一個個民間善的符號，而是有計畫有目的地消滅民間善的社會基礎。從劉文彩的故事中可以知道，民間善的社會基礎，即是強大的鄉土自治社會。正是鄉土自治社會的道德引領，才把早年的浪子劉文彩，變成了晚年的善人劉文彩。自治是民間善的活水源頭。沒有自治，就沒有民間善。而在建政之後，公權力不僅通過所謂「社會主義改造」收編了民間善，壟斷了全部的道德資源。更絕的是，通過權力的全面佔領、全面征服，徹底消滅了鄉土自治社會，從而斬斷了民間善的活水源頭，讓民間善永不能復生。
民間善徹底歸零。不存在任何道德上的自我引領，不存在任何道德上的自律機制。全社會不僅必須在物的領域即世俗領域徹底依附公權力，而且必須在靈的領域即精神世界、道德世界也必須徹底依附公權力。人世間再沒有比這更荒誕的事了。因為不受制約的公權力，恰恰是最不道德的，最髒的。不受制約的公權力是一切污染之源。正因為如此，道德必須獨立於公權力，必須是民間的、自治基礎之上的。公權力全面佔領和征服道德世界，公權力成了道德世界的絕對權威、絕對統治者，必然的結局，就是公權力對道德世界的徹底污染。全社會的道德淪喪還可能遏制麼？
公權力全面佔領、全面征服的官治社會，成了徹底道德淪喪的社會，成了無神論的汪洋大海。這裡所謂「神」，不單指宗教意義上的、造物主意義上的神，更指神性。什麼叫「神性」？人的一半是野獸，一半是天使。所謂神性，在我看來，說的就是人的「天使」的那一半，即嚮往美好的那一面。這應該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只需要一種文化、一種制度來引領、來激盪、來發揚光大。正常的社會，必須是有神論的社會，不僅有作為終極力量的超越一切世俗力量的造物主的力量，更有洋溢於每個人內心深處的神性。這樣的社會才可能不斷自我淨化，不斷自我提升。這樣的社會，才可能是一個美好的社會，才可能適宜人類棲居。但是，一個無神論的汪洋大海，顯然不可能是這樣的。消滅了人內心深處的神性，消滅了人天使的一半，剩下的，就只能是獸性了，只能是動物性了。這樣的社會，哪可能有什麼詩意的棲居，而只可能是豬圈，每個人都在豬圈裡打滾。無論他多麼富有，多有權勢，都無非是豬圈裡的黃金屋，可以有物慾上的不斷刺激，但終究慾壑難填，他永遠不會有超越物慾的喜悅。乾淨、純粹、高貴、感動、溫暖，這一切超越物慾的美好，都跟他無緣。
這樣的社會，這樣的人生，該有多麼的可悲。是時候結束這一切了。而要結束這一切，必須從結束公權力的全面佔領、全面征服開始，尤其從結束公權力對道德領域的全面佔領、全面征服開始。社會的自治，尤其社會在道德領域的自治，則是一切的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