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 鴉片如何從藥物蛻變為奪命之毒?(組圖)


罌粟花又稱「鼓子花」,是從外國傳入的。
罌粟花又稱「鼓子花」,是從外國傳入的。(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罌粟原產於西亞阿拉伯半島、南亞印度等地。中國並不是罌粟的原產地,罌粟及其製品的鴉片都是從外國傳入的。

罌粟和鴉片從外國傳入

罌粟及其製品的傳入,始於唐代。《舊唐書》列傳載:「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霖遣使獻底也伽」。「拂霖」就是大秦,即東羅馬帝國,其中心位置約在今敘利亞。拂霖那時已成為阿拉伯帝國的一個省。

「底也伽」,古音為te ya ka,是當時西方的珍貴藥品,上等的「底也伽」產自伊拉克的巴格達。古代西方認為,「底也伽」是療效最佳的解毒藥,它由600種物質混制而成,這種丸狀藥的作用可解除一切中毒。「底也伽」的主要成分是:鴉片、龍延香、縮砂、肉豆蔻、肉桂等,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鴉片。

唐代時,正在急速擴展中的阿拉伯帝國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十分頻繁,阿拉伯向中國派遣正式使者的就有37次。那時在長安、廣州、泉州等地經商的阿拉伯人不下萬人。阿拉伯人帶來了象牙、棉花、白糖、寳鐵等特產,也帶來了罌粟和鴉片。

曾是醫生的藥物 民間的補品

不久中國人就開始種植罌粟。由於罌粟花異常嬌艷,唐代人多將它作為觀賞植物。詩人雍陶在《西歸斜谷》中唱到:「行過險棧出褒斜,歷盡平川似到家,萬里愁客今日散,馬前初見米囊花。」這裡的「米囊」是罌粟的別稱。

罌粟在傳入中國的最初數百年裡,並沒有造成大的危害。這是因為當初很少有人吸食,罌粟主要被當作觀賞花卉和藥用植物。

進入宋代後,罌粟花又稱「鼓子花」,被用作妓女的別稱。原來宋人尚淡雅而不喜濃艷,故將艷麗的罌粟花形容姿容不佳的妓女。

這一時期,中國人對罌粟的認識更加深入,其種植也日益普遍。

宋代的醫家已用它來治病消災。在楊士瀛的《直指方》、王謬的《百一選方》、王碩的《易簡方》、林洪的《山家清供》等醫書裡,均以罌粟的殼蒴為治病妙劑。

著名詞人辛棄疾曾患有疾,後遇一異僧,以陳年罌粟加人參等製成敗毒散,吞下威通丸十餘粒,此後即癒。

金元醫家承宋朝傳統,已普遍用罌粟主治咳嗽及泄痢。到元初,忽必烈於1270年設廣惠司,專制阿拉伯藥劑。1292年,元人又設藥物院,所用之藥當然也包括罌粟。

罌粟不僅為醫家所重視,還得到了民間百姓的歡迎。人們普遍視罌粟子煮粥為大補之物。劉翰在《開寳本草》中記錄了這種習慣:「罌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發動,不下飲食,和竹瀝煮作粥,食極美。」

將罌粟子稱作「御米」,我們可推斷它已進入皇宮,另一方面也可見其珍貴。

但宋代人已認識到了罌粟的副作用。《易簡方》記載:「粟殼制痢如神,但性緊澀,多令嘔逆,故人畏而不敢服。」元代名醫朱震亨對罌粟認識最深,他指出:「其止病之功雖急,殺人如劍,宜深戒之。」

可見元代人對罌粟的毒性已有深入的瞭解。從「殺人如劍」四字裡,可推測那時社會上已有不少因罌粟中毒而死亡的事例了。

儘管宋元時期,人們對罌粟的醫學功用已相當瞭解,但那時尚無「鴉片」之稱,也還不懂得鴉片的製法。直到明代成化年間,才有了製作鴉片的記載。名醫李挺的《醫學入門》,書中寫到:「鴉片一名阿芙蓉,即罌粟花未開時,用針刺十數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內,待積取多了,以紙封固,晒二七日,即成鴉片矣,苧急可多用。」可以判斷,那時醫家已懂得採取罌粟液制鴉片,配作藥劑了。

明代人對鴉片醫學作用的認識,已達到相當的高度。根據李時珍的調查和實踐,鴉片可以用來治療各種泄痢、風癱、正頭風、痰喘、久咳、小兒慢脾風等20餘種病痛。從《本草綱目》來看,中國人對罌粟的認識,仍侷限於藥用的範圍內,鴉片尚沒有流變為癮君子之物。

鴉片之毒

元初,蒙古人遠征印度。那時印度已盛產鴉片,因此蒙古人得勝而返時,也帶回了大量的戰利品——鴉片。一時,「士農工賈無不嗜者」。這可能是中國社會流行服食鴉片最早的成文記錄。

明代時,儘管中國人已懂得從罌粟割乳漿取鴉片,但主要來源仍採自國外。當時的東南亞一帶,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導,多種植罌粟。據史書記載,暹羅國曾進貢給中國皇帝200斤烏香,給皇后100斤,烏香即鴉片。直到民國時,有些地方仍稱鴉片為烏香。

由於進口的「烏香」急劇增加,明神宗萬曆十七年(1589年),鴉片首次被列入關稅貨物的範圍。隨著鴉片輸入的增多,民間漸出現了吃鴉片者。成化年間,已有街市上販賣鴉片的記載了。到了正德年間,在廣東、福建沿海,當地富紳地主食用鴉片已屢見不鮮。

故隨著食者人數的增多,鴉片的價格也直線上漲。有時竟至於一兩黃金換取一兩鴉片。明代後期,不僅民間食用鴉片日眾,而且在京城與宮廷也日益盛行。

鴉片令朝廷貴族為之傾倒,甚至連皇帝也不能免。徐伯齡的《蟑精雋》曾記載,明憲宗曾令臣下出而收買鴉片。而萬曆皇帝明神宗就是一個「鴉片皇帝」。他在朝48年,竟長年不理朝政。究其原因,乃是「中烏香之毒。」

由於長期吸毒,體質變壞,明神宗經常頒諭旨說:「朕自夏感受濕毒,足心疼痛,且不時眩暈,步履艱難。」他的性格也變得殘酷暴虐。

煙毒與日俱增

鴉片的氾濫,最終使中國蒙受恥辱。
鴉片的氾濫,最終使中國蒙受恥辱。(網路圖片)

清中期以後,各地民眾已知罌粟果制鴉片之法,因此,為生產鴉片而種植的罌粟,便在各地普及開來。

道光年間,罌粟的種植從西南地區北上而傳入甘肅、陝西、山西等地,僅僅一二十年間,這一廣泛區域的農民「廢田而種罌粟,歲益浸廣」。

土煙氾濫的原因,除了民眾趨利之外,還有地方官吏的慫恿。在洋煙開始充斥之時,清政府內有人提出以土煙排斥洋煙的主張。

道光十四年(1834年),兩廣總督盧坤指出種菸的理由:「應弛內地栽種罌粟之禁,使吸菸者買食土膏,夷人不能專利,信銀仍在內地轉運不致出洋者」,以土煙之利奪洋煙之利。

由於持以土煙抵制洋煙的官員並不在少數,因此,儘管清政府有禁止內地種植罌粟的政策,但對於清廷的三令五申的拔苗禁菸令,不少地方官吏卻持面從態度,他們在許多文告中,將鴉片改稱罌粟花,將煙膏改稱芙蓉膏,以表示有別於外國的鴉片。

結果,在晚清1831年時,罌粟種植擴展到廣東、湖南、山西、陝西、浙江、福建等省,土煙與洋煙並行,加之土煙價廉,因此各地煙毒與日俱增。鴉片的氾濫,最終使中國蒙受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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