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在會議大廳正門右牆的兩張大字報，映入眼簾，如雷轟頂，頓時頭暈目眩。（網路圖片）
反右開始，貼在會議大廳正門右牆的兩張大字報，映入眼簾，如雷轟頂，頓時頭暈目眩，兩腿軟得要癱下來。我強作鎮定，抬頭望牆。這兩張大字報都可致人於死地。
一張大字報，標題是幾個歪歪扭扭的大字：「惡毒攻擊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接著打四個驚嘆號。另一張是漫畫，標題「何日君再來」。在畫中，一個賊一樣的人把耳朵貼近收音機，喇叭放出的音波上，寫的「美國之音」「敵臺廣播」。「賊一樣的人」不用問，寫的鄙人大名。此畫構思不錯，不過字和畫，不敢恭維，小學水準。
我的這部五燈「上海」牌收音機，曾經是家中的閃亮景點。如今成了惹禍根苗。
我們這一家為了和它拍照，不知擺弄多少姿勢、浪費多少表情，在暗室熬過多少不眠的夜晚。（圖片：作者提供）
我結婚所化的費用總共才六十幾元，以後為這過於節儉的婚事心存歉疚，決定買個像樣的東西補償。收音機托人從烏魯木齊買來，放在五屜櫃上。我們這一家為了和它拍照，不知擺弄多少姿勢、浪費多少表情，在暗室熬過多少不眠的夜晚（我的照片都是自己沖洗放大）。
但是從收音機的性能來說，它根本收不了幾個臺。說我收聽敵臺廣播，實在不敢當，高抬了這個「寶貝」。
［五八年春，鬥完了，戴上帽，我把這個惹禍的「寶貝」——上海牌五燈收音機賣了。又從鄰居黑耶洛夫（錫伯族）那裡買了一臺蘇製的七燈「頓涅茨」收音機，這是當時最好的收音機。我作這個決定，基於這樣心態：帽子戴頭，背了「收聽美國之音」的黑鍋，美國之音卻一次沒有聽過。為了彌補遺憾，決定買個好的來聽聽。事實上，這個高靈敏度的收音機照樣聽不到美國之音。我們生活的可可托海，處於四面環山的谷地，東面山頭終年積雪，又是金屬礦區，遠方的無線電波有多少也被吸乾淨了。我勞教後，妻子將這臺收音機賣給了王仲林。「卓爾基3」照相機賣給了大水電站的王機長。獵槍姓了孫。我這個「資產階級大少爺」告別了「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開始了二十二年當牛作馬苦力幹活的改造生涯。］！
「這回你就不要耍賴了，是我親耳聽到的。」書記孫寶珠說：「你的膽也真夠大！收聽敵臺竟然把音量扭得老大，我們在門外都聽得清清楚楚。本想敲你的門，小周叫我不敲。你把機子一關又不認帳。」
「既然音量好大，還聽得清清楚楚，請問二位，我聽的是哪個敵臺？是什麼內容？」
兩人面面相覷，都說不出一個所以然。
「我可以正告各位，我聽的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
事隔五十多年，那晚的事清晰得「彷彿就在昨天」，因為我曾無數次在大會上解釋那天晚上所發生的一切。那是五七年我們和收不了幾個臺的「寶貝」浪費感情九月還是十月的一個晚上，不是星期六就是星期天，其它日子我在野外。妻子說要給孩子洗澡，身上有臭味。我倒覺得孩子身上有股奶香。五十年代的男人，都是「聽老婆的話，跟黨走」的好漢，二話不說，就在六平米的廚房忙碌起來；抱來柴火，生燃爐子，灌滿熱水、烤暖房間，搬來收音機，然後坐在溫暖如春的廚房，我一面聽收音機，一面看妻子給滿身是肉的兒子洗澡。我陶醉在天倫之樂中，沒想到被人暗中監視。
我那天聽的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放的故事，講的是一個德國母親回憶她的兒子、一個被打死了的納粹士兵的成長故事；怎樣從天真無邪的孩子、到勤奮好學的青年、到狂熱的國家主義者、到堅定的法西斯分子、到絕滅人性的殺人狂。故事叫「伊斯堪德爾」，也就是這個青年的名字。母親的敘述很哀傷，不像平時新聞廣播那麼振振有詞，這就是他們斷定「美國之音」的唯一理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若有播音的檔案記錄，在五七年九、十月晚上播出的節日中一定可以查到這個故事）。
在百般解說都無效的情況下，有天晚上我把收音機抱進會場。我把天線拖出窗外，擰在曬衣服的鐵絲上，另一根地線纏於水管。
「哪位能調出『美國之音』，馬上給我戴右派帽子，外加反革命！」我把收音機打開，請他們親自調試。
誰也沒有本領從這裡擰出「美國之音」或「敵臺廣播」。
第二回合又沒有把我揪住，沒有被揪住並不是我有什麼本領。應該感謝的是國營無線電廠，幸虧沒有造出高靈敏度的產品，否則縱有百口亦難辯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