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電視劇《人民公僕》（視頻截圖）
【看中國2017年10月2日訊】這部輕喜劇《人民公僕》有兩個小高潮，一個出現在16集，另一個出現在結尾，雖然都是喜劇表達，但仔細思考卻很沈重。
人是文化的沉澱
針對基礎設施部的嚴重腐敗，女記者亞娜在新聞發布會上質問總統瓦西裡：「我們覺得你當選之後變了，變得賊頭賊腦、油嘴滑舌，……」
總統瓦西裡被觸動心事，心潮起伏之下發表了一場演講，談的是烏克蘭人在社會化過程中所受到的影響。在我看來，這場演講是面鏡子，中國人可以從中看到自己的映像與影子：
「我們天生是正直的烏克蘭人，我們生在這裡，是我們的命運。無論是我們，我們的父母，還是我們的祖先都是這樣。我可以保證，我們不是天生這樣。
我們出生的時候，是一個小小的、胖胖的、臉蛋紅扑扑的、7斤沉的小孩。這麼一個小孩，怎麼就變成一個一百多斤的油嘴滑舌的傢伙了呢？發生了什麼，我給你解釋。這是我們自己的錯，亞娜，就是你我這些人，我們所有人的錯。
從婦產科醫院的時候就開始了。孩子出生的時候，我們得塞錢，一定要塞錢，要給醫生塞紅包。要是不給錢，就別想見孩子。之後我們將孩子帶回家，這時候，這個孩子還是個正直的烏克蘭人。
等他開始記事兒的時候，他就變了。首先，他看到的是爸爸。爸爸坐在那裡看電視，邊看邊說：‘都是這群蠢貨的錯。這群畜生，垃圾政客。’邊說邊數著手中那昨天去參加遊行掙來的200格裡夫納。而參加這場遊行支持的正是電視上那群蠢貨和議員們，‘沒什麼，這個遊行爸爸不去，也會有別人去。爸爸就去了，這些錢為啥要讓別人掙，而不是我去掙呢？’
孩子就把這句話記住了。我們這個正直的烏克蘭人，就一點一點地變成了和自己爸爸一樣的人。你們覺得他還有一點良知沒丟掉嗎？並不是，全都丟了。他叔叔在外國人簽證科工作，嬸嬸在技術情報局工作，大家都要把這個孩子的生活安頓好，該怎麼做？送他到學費高昂的學校去，是特別貴特別貴的學校。孩子中學畢業了，一家人去第伯聶河度假。這個孩子的成績很不錯，肯定全是優啊，大家一起吃烤肉，一起喝白蘭地。簡直美味，垃圾怎麼辦？垃圾有人收拾，我們就興高采烈地進了大學，一家人幫著一起做決定。大學畢業了，我們去哪兒啊？再去第伯聶河。怎麼這麼髒啊？怎麼到處都是垃圾。這兒立著牌子：禁止倒垃圾，‘誰在這兒倒垃圾？為啥人們不知道把垃圾帶走呢？’然後心情大好地開著自己的本田，那輛作為大學畢業禮物的本田。
我們這個良知丟了一半的烏克蘭人，在凌晨的基輔，在沒有路的基輔狂飈。他一定會影響到這個時間睡覺的人們，吵到剛下班回家的人，或者一個打了兩份工、疲憊不堪的母親，她餵過自己的孩子，剛剛把他哄睡著，而我們的主角，未來並不遙遠，等他20—25歲的時候就能成為議員，這個正直的烏克蘭人會成為一個完完全全、徹徹底底的混帳，他的生活會很幸福，真的，他的子女會去瑞士讀書，不會在國內讀，為的是為那些混帳，他也不會去第伯聶河度假了，他已經在那折騰過。他可以去馬爾地夫，為的也是遠離那些混帳們，在倫敦給自己買個房，為的也是離混帳們遠一點，離這些都遠遠的，和他無關。這就是我們烏克蘭人，謎一樣的內心。」
演講中提到的烏克蘭人，不是指一個特定的階層，而是包括上中層與底層烏克蘭人在內。中學畢業後的烏克蘭人則主要指代上中層，因為只有他們有機會出國留學、進入政界。上述情形，中國人會覺得很熟悉，從嬰兒出生開始要給醫生送紅包，直至大學畢業找工作，人生的每個環節，大多中國人都會經歷。泱泱中華，與烏克蘭歷史上很少交集，民族傳統文化的差別，就與黃河與第伯聶河的差別一樣。那麼兩個國家的國民性會如此相像？只有一個解釋，烏克蘭被俄羅斯這個巨人綁在一起，有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將近80年的歷史；中共統治下的社會主義歷史也長達70年左右。社會主義的全面壟斷（政治、經濟與文化）體制養成了特權階級，有機會享受特權是人生榮耀與幸福的保證。社會主義公有制更是養成了這種毛病：人人都將公共財視為私財，有權者先得多得，無權者後得少得，但有便宜不佔，人們就心裏難過。
當然，人是文化的沉澱，正如制度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所指出的那樣，決定一個國家現狀因素有多種，但不可忽視的是這個國家的政治、文化慣性。烏克蘭人與中國人還是有差別的，因為烏克蘭人到底屬於斯拉夫民族，政治幽默感遠比中國人強，不像阿Q那樣忌光諱亮，在揭露上層腐敗及德行喪盡的同時，對底層民眾的貪婪猥瑣也多所揭露諷刺，但這種揭露諷刺決不是趙本山式的，看過之後，多少心裏會有點沈重。
反腐良方的探討永遠在路上
聽了總統這番推心置腹的話，人民似乎有所觸動。但在後續的幾集裡，並未改變行為方式，一切照舊。於是總統還是非常辛苦地在「三條大鯨魚」與總理的腐敗同盟下週旋，這種週旋到了尾聲時，進入戲劇化的高潮。
某家電視臺邀請總統與外交部長，以及總理、議會多數黨領袖同臺辯論反腐敗問題。嘉賓們縱論世界古今歷史上的反腐經驗，因為是喜劇，編劇就發揮想像，讓劇中人物談了以下幾種途徑：
一是用極刑威懾，比如死刑與死後的羞辱。古代波斯國王岡比西斯二世（CambysesⅡ，前529∼前522在位）因手下的法官腐敗，一怒之下殺了法官，將他的皮剝下來做成座椅，賜給法官的繼任者——法官的兒子，讓他坐在這張可怕的人皮座椅上辦案，以其父親為誡，不敢再行腐敗之事——筆者不研究古波斯歷史，這故事的真實性留待史家考證，但中國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將貪官剝皮實草，掛在縣衙門前示眾之事，卻史有明載。
這種極刑，當然遭到總統、議會多數黨領袖與總理的共同反對。劇中有個小小的插曲，談到對腐敗官員判死刑時，列舉了中國一次槍斃了二萬腐敗官員的「成績」，這當然是編劇的杜撰，因為中共近10多年以來，對貪官極少處以極刑。
二是羞辱刑。劇中談到捷克實行了社會譴責制度，凡發現貪官，懲治的辦法是讓貪官開放自家的豪華居所，讓人參觀。眾目睽睽之下，貪官一家人再也沒有任何隱私，無論是吃飯還是休息，參觀者可任意進入，指指點點，辱罵羞辱——捷克是否有這種刑罰，需要熟悉捷克的人證實。
三是罰沒財產，並輔以坐牢。這種方式全世界通用，中國目前以這一種懲罰為主。反腐成果展覽之類，中國倒是舉辦過，但不是劇中捷克那種，而是開個展覽會，貪官及家人不需要在現場受辱。
上述三種刑罰，實際上是現階段懲治腐敗的三種形式，其中，對腐敗者處以死刑受到越來越多的反對。2013年1月，在廣東省人大代表會議上，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處處長陳偉提出引進新加坡「鞭刑」的建議，認為只有這種刑罰才能起到「震懾犯罪份子」的作用，並表示他將在當年的全國「兩會」上提出這一提案。當時國內輿論大多認為，陳偉提出的「鞭刑」，屬於已經被絕大多數國家所唾棄的酷刑（或稱肉刑）。《人民公僕》的編劇身處比中國更接近西方文明的烏克蘭，當然也只能讓瓦西裡在與伊凡雷帝對話中表態：施加各種酷刑後處死於現代文明不適用，希望用民主的方式來解決腐敗問題。
烏克蘭的現狀是中國的一面鏡子
在電視臺安排的那場有關腐敗問題的現場辯論中，主持人問瓦西裡：「人類社會中腐敗現象存在了幾千年，在你之前，歷任烏克蘭總統也腐敗。你為什麼認為只有自己能夠反腐敗？」那位與「三條大鯨魚」勾結在一起、極為腐敗的烏克蘭總理也質問總統瓦西裡：「逮捕貪官，沒收財產，然後再槍斃他們，把他們搶走的東西再搶回來。我不明白，你到底想發動人民做什麼？」這場景讓我想起郭文貴在9．24發「不」會上宣布的第一條：「中國十九大必須法治國，必須給過去這幾年冤枉的人和冤枉的家人一個公平的結果，包括郭文貴。包括這些人的資產，非法扣留資產，非法沒收資產，非法轉移的資產，該沒收的沒收，是歸國家，該歸還給個人的歸還給個人。就是實現郭七條，平反冤案，還回合法資產。」
這部劇好比一面鏡子，中國人可以在裡面看到自己的形象。只是要注意烏克蘭有一項排名比中國靠前，即新聞自由度。據記者無疆界發布的2017年度全球新聞自由指數報告（Press Freedom Index），在全球180個國家當中，烏克蘭的新聞自由度排名102位，雖然欠佳，但尚有新聞自由；中國倒數第五，屬於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度。在一個腐敗國家，有無自由媒體，決定這個國家的人對腐敗的危害認知程度。至少，烏克蘭人還只能將腐敗當作能力、而不能當成美德來歌頌，而看海外不少中文媒體自今年3月「郭氏推特革命」以來的表現，我則有這種擔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