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7年10月8日訊】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教授，在一場名為「中國信心」的演講中，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缺少三項，就別奢談什麼發達國家。一個真正的發達國家，會不計成本地做三種付出。
以下是張維迎教授的演講實錄：
當你從上海浦東國際機場飛到紐約紐瓦克機場，你會感受到什麼叫做從第一世界的機場，到第三世界的機場。
6月初我結束德國考察，當從陳舊逼仄的柏林機場回到巨大嶄新的首都機場三號航站樓時，同行的記者朋友笑著說道：「發展中國家的設施，就是發達！」
過去數年，我多次往返於美國、日本、歐洲，在跨文化的交流和觀察中，類似的感受還有很多：
從布魯克林髒亂的河濱公園遙望曼哈頓島，我覺得似乎並不比從外灘眺望陸家嘴更令人驚嘆。從杭州到上海，和諧號曾以350公里的速度飛馳；但從東京去仙臺，東北新幹線的速度卻鮮能超過250公里。在德國漢堡，當地正如火如荼推進智能城市建設，但所用網際網路技術卻並不比北京的更為先進……
真正的發達國家，會為弱者、細節和未來不計成本的付出。（圖片來源：Pixibay)
三十年前，當一個中國人來到美國，會被機場、高速公路、超市、摩天大樓所震撼；而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這種視覺衝擊感已經蕩然無存。於是乎，問題來了，為什麼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怎樣才算是發達國家呢？
當然，是否是發達國家，可以用很多指標來衡量，例如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國民收入、人均壽命、識字率、工業化水平……但近年來我在跨國旅行中，漸漸形成了一些主觀判斷方法。
概括來說，發達國家會不計成本地做三種付出。
首先，為弱者付出。
正如決定一個水桶容量的，不是長板而是短板；評價一個國家的發達程度，判斷標準不是強者的高度，而是弱者的地位。
弱者地位體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漢堡，公交巴士到站後會利用液壓側傾車身，方便腿腳不便的老人或殘疾人上下車；在東京，所有地鐵車門上都刻有盲文告知盲人所在車廂位置；在美國紐黑文，政府補貼令當地窮困人群得以和耶魯醫學院博士生住在同一幢公寓。
為弱者付出，這首先意味著成本收益完全不成比例的金錢付出(例如服務盲人和老人的公共設施不產生經濟效益)，這是社會強者為弱者買單。反之，過度追求金錢效益，由弱者為強者買單，則是社會不發達的表症(試想北京還有幾條盲道沒被車位或店舖佔據)。
為弱者付出還意味著整個社會的精神升華。在漢堡，一位思科公司經理向我展示他利用捐款開發的難民醫療服務集裝箱，專為湧入德國的難民提供醫療幫助。
在很多人看來，帶來社會問題又不產生經濟效益的難民不受歡迎，而思科的這位經理卻堅定地說：「他們需要幫助。」
當人道主義精神超越實用主義精神，當整個社會出現大量願意不計成本服務弱者的社會群體時，這個國家必定是發達國家。
其次，為細節付出。
注重細節品質，而非宏大外觀，或許是我所走過的發達國家的共性。東京成田機場或許不如北京首都機場現代化，但新宿街頭的公廁設施，絕對堪比北京五星級酒店。
雖然中國一座三線城市的高樓大廈都不遜大阪，但在日本，我到再偏僻的小城，都可以放心直飲自來水。
為細節付出，還意味著急不得。在紐約布魯克林區，當地好友為我介紹當地社區發展。在一塊荒地前，朋友說由於該地曾被用作化工廠廠房，當地政府花了40年時間仍未完成土壤和水體污染的清理，因此即便地價很貴也不得不閑置荒廢。
面子易學、裡子難補；經濟發展可以很快，但社會發達則需要耐心。吹噓高樓大廈硬實力，忽略生活品質軟實力，這不是發達國家心態。
再次，為未來付出。
在人口僅有12萬人的德國小城博特羅普，我拜訪了剛成立不久的大學HRW，這是這座城市的第二所大學，共有70多名教授。市長蒂施樂說：「我們需要為城市的未來投資。」這讓我聯想起我的故鄉，全國百強縣排名第一的江陰，擁有36家上市公司、160萬人口，卻沒有一所真正的大學。
在博特羅普，我還拜訪了一所名為「未來之屋」的公寓改造項目，改造的目的是令建築更加環保節能，但改造成本通過租金回收卻至少需15年。面對如此不經濟的方案，投資者的理由很簡單：這是未來。
在油價便宜的美國，美國人民僅僅為了一個環保理念，自2000年以來購買了160萬輛比同等汽油車貴一倍的豐田混合動力車普銳斯。在德國，為了支持綠色電力發展，德國人民在過去十年忍受了電價翻番。
所有這些看似沒有經濟理性的行為，實則都是為未來付出。
如果一個國家的居民只斤斤計較眼前經濟利益，只願意為廉價的服務和商品買單，不意為未來做長遠規劃和投資，則這個國家很難從「跟隨發展」的發展中國家升級成「引領發展」的發達國家。
柏林人均產值非常高，但是少見的高樓和拆遷。
結束在德國的訪問後，我頗為感嘆，落後的高鐵網路、陳舊的基礎設施、低矮的建築，德國似乎沒有大多數中國人以為的那麼「發達」。
「什麼叫發達？」
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專家海寧．埃勒曼如此反問。
「發達的建築、發達的鐵路、發達的技術……這些都只是實現目標的工具，而非值得追求的目標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