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車司機預告視頻截圖
【看中國2017年10月9日訊】韓國電影界對於1980年5月的光州事件，彷彿有一種執念。這些年來，以此為主題或背景的電影，我已經看過不下五部。從早期的《花瓣》，到《那年夏天》《古老的庭院》，2007年金志勛拍出《華麗的假期》，堪稱一大轉折點，從此電影之於歷史的傷口，不再假借愛情的名義旁敲側擊，而以一種鮮血淋漓的姿態秉筆直書；等到2013年，《辯護人》則成了改變國家的電影，推動法院重審釜林事件，還蒙冤數十年的被告人以清白……而今這個電影清單，新增一部：《出租車司機》。
儘管《出租車司機》與《辯護人》皆由宋康昊主演，儘管兩部電影的劇情轉折有一定相似之處，不過它們的立意與視角全然不同，其區別，正表現於片名，一是出租車司機，一是律師。《辯護人》以韓國第十六任總統盧武鉉為原型，屬於標準的英雄主義敘事：律師、以及記者、藝術家，往往扮演了一個國家民主轉型的先鋒角色；最後在法庭之上，滿座衣冠，宋佑碩律師一身白衣似雪，那是英雄的顏色。《出租車司機》講述的則是小人物的故事，哪怕參與了大事件，改寫了大歷史，金萬燮始終是一個小人物，電影開場，他是出租車司機，電影閉幕，他還是出租車司機，甚至在那場偉大的義舉當中，他連真實姓名都沒有留下來，這雖是主動為之，卻也隱喻了小人物的歷史命運。
《出租車司機》的最大價值，即呈現了小人物在大歷史面前的無知、無力，與覺醒之後的勇氣與尊嚴。所謂覺醒，未必在於他認識到了自由、民主的內涵，而在於他膽敢正視社會的真相，膽敢聽從內心的召喚；他無意去做先行者或勇士，而只是要成為一個人，一個大寫而非小寫的人，一個挺立而非彎曲的人，一個豐盈而非萎縮的人；他的使命不在抬高人性與國家的上限，而在維護人性與國家的下限；他的方向不是英雄，而是公民——這也是民主轉型的方向。
公民這兩個字，不僅是身份，還是答案。常常有人問：大時代堅不可摧，小人物命若螻蟻，我們應該做什麼，能夠做什麼？我的答案，就是公民，在通往民主的時代，我只想做一個公民。公民與英雄的差距在於，英雄超出了人的本分，公民只是在恪守人的本分。一萬個人裡，也許只有一個人敢於做英雄，然而所有人都能做公民。
《出租車司機》的電影敘事，不妨稱之為公民敘事。這不是一個公民的敘事，而是萬千公民的敘事。金萬燮是公民，他在光州的同行是公民，戰鬥在光州前線的民眾，無論學生，還是記者，無論老人，還是青年，都是公民。電影沒有塑造一個領袖，包括那位勇闖光州的孤膽英雄，德國記者Jurgen Hinzpeter，看起來更像陪襯。這無關托馬斯．克萊舒曼的演技，而出自導演的刻意安排，用Hinzpeter的眼睛與遭遇，托出了金萬燮那一代韓國人的悲情命運。
話說回來，電影裡面，金萬燮們並不完全明確反抗的意義，他們身上的犬儒甚於勇悍，迷惘甚於堅信。他們一直在追問：這麼做能改變什麼呢？司機問，記者也問，其實這不是問他人，而是問自己。然而他們終究選擇去反抗，哪怕明知以卵擊石，改變不了什麼。這沈重一幕，在韓國是歷史，在中國則是現實。每當被問起「你們這麼做能改變什麼」的時候，我便想起哈維爾的話：「我們做一件事，並不是因為這麼做會產生結果，而是因為，這麼做是對的。」
哪怕退一步，論結果，結合電影與歷史，我也有信心回答：小人物之於大時代的力量，猶如涓滴之於潮流，雪花之於雪崩。有些人喜歡引用一句名言，指責小人物的逃避心理：「雪崩發生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覺得自己有責任。」（語出波蘭詩人Stanislaw Jerzy Lec）其潛台詞是，每一片雪花，都得對雪崩負有責任。這不就是雪花的力量麼，這不就是小人物的力量麼？說到底，可歸結為兩個字：造勢。
從結局來看，光州事件以獨裁的勝利、民主的失敗而告終，只是這樣的成敗，僅限於一時。若把視界拓寬到十年、二十年，以至百年，那麼顯而易見，死傷慘重的韓國民眾非但沒有失敗，反而點燃了勝利的火種。就此而言，光州事件可比作加速器，將韓國民主進程從一檔提升到三擋，同時，這是一場社會總動員，喚醒了韓國社會的各個階層，紛紛投身民主抗爭。《出租車司機》的著眼點正在於此，這是一部拍給所有人看的電影。拿中國觀眾來講。為《辯護人》感動的可能大多是法律人，為《出租車司機》感動的受眾卻遍佈我們身邊，在橫行的專制軍車面前，我們都是金萬燮。
這裡要補充一點。民主的成敗，並不僅僅該用數量考核，不過單論造勢，參與者顯然多多益善。這可證之以一個不知出處的說法：「莫斯科的警察對示威的學生說：如果你們是一百人，我們會用警棍驅趕你們；如果你們是一千人，我們會用催淚彈和高壓水槍；如果你們是一萬人，我們會維持秩序並觀察你們；如果你們是十萬人，我們會選擇加入你們的隊伍。」
猶記得三年前看《辯護人》，劇終已是午夜，其間幾度淚下。今次看《出租車司機》，則在一個秋風秋雨愁煞人的傍晚，當出租車碾過滿街飄零的傳單，當槍聲劃破光州沉鬱的夜空，當謊言盤踞媒體而真相被禁止公開，我的心底卻無比平靜。此刻反思，我不覺得這是冷漠的表現，更無關樂觀或悲觀，也許只是因為，與《出租車司機》對應的中國歷史，早已沉積於我的記憶，凝固為我的血肉：我們這裡何嘗沒有個體對專政的反抗，何嘗沒有源自民間的巨大善意，何嘗沒有無言的勇氣與道義，何嘗沒有用熱血、板車和膠卷鑄就的傳奇？這一切，縱然眼下尚且是歷史的塵埃，終將會化作莊嚴而動人的影像，呈現於世界之前。因為作惡者只有現在，我們卻擁有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