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運動中我沒有害人，沒有良心譴責的痛苦。鬥爭會讓一些人成為運動受益者，但難保他們以後不會成為運動對像。（網絡圖片）
反右的前兩回合，我逃過了對我「污衊偉大領袖和宋慶齡有性關係」與「收聽敵臺《美國之音》」的指控，但在第三回合「莫須有」的鷄毛蒜皮中，這頂在劫難逃的「右帽」終究還是戴上了。
第三回合的領導重心，看來已從孫寶珠移向了孫振東，他是礦務局黨委會監委書記、黨委派駐水電站領導反右鬥爭的代表。此人和我打了幾年的交道，我們相互都「深有瞭解」。他五四年從東北調幹來可可托海，任一礦黨總支書記，當時我也在一礦。他給我的第一印象：這張臉似由三角部件組成；三角小眼，三角下巴，三角耳朵，說話時眼珠來回轉動，讓他扮演股上蚤時遷完全不用化妝。他是土改幹部，文化不高，滿口東北俚語，說起話來舌頭如熱湯圓在嘴裡遛滾，像說「順口溜」。那時礦上每天下午有一小時的部門負責人的「班前會議」，主持會議的人，不論是蘇聯專家卡爾奔，還是礦長馮博久，坐在主持人側面的他，開不了十分鐘，腦袋一歪呼呼入睡，不時鼾聲悠揚，給會場增添活躍氣氛。他是政工幹部，主要業務是開會，故有會必到，從不缺席；每會必睡，從不例外。有時一覺醒來，會議若未結束，他能在睡眼惺忪中來一通即興發言。要命的是只要一開腔，口如閘門打開，飛流傾瀉嘩啦嘩啦滔滔不絕。他只顧舌頭在嘴裡跑馬，也不管離題萬里，說著說著，連他自己都不知說的什麼。我們的耳朵受著機槍掃射，有時突然卡殼，會場一片寧靜。只見他眼皮眨巴，眼珠上翻，用迷惘的神色問道「咿呀！我講到那兒來著？」
安全員彭可紉對他有個評語：「這是個廢物。」
反右運動還未開始，他特地登門借槍，我感到有事要發生。肅反開始也是先把我的這支槍抄走。他把我的這支德製雙筒獵槍、五十多發彈殼，以及火藥、底火、鉛丸、揹帶，以及做鉛彈的工具一起拿走。從此，這桿槍姓了孫。我進勞改隊後曾寫信妻子，叫她把槍要回來。我寧可丟到河裡也不能白給。
「你早就該來謝我啦，是我救了你丈夫的命！他的脾氣相當臭，這、這、這你是知道的。鬥急了，准保端起槍把別人撂倒幾個，然後崩他自己，這種亡命的事兒你怕這小子做不出來！槍交到公安局去了，你以為我還希罕這支槍怎麼的。我家有槍，我幹嗎要那麼多槍，當飯吃？」
他有支手槍我見過，是日本「王八盒子」[五十年代初北疆有土匪，治安不好。可可托海處級幹部都發搶。一礦礦長馮博九的「加拿大」（類似「五四」式）、吳鳳來的槍，都是白經理髮的。但有些人的槍則是從部隊或地方帶來的。本來這些槍不能帶走必須上交。老實的牛進才槍交了；不老實的高喜臨、孫振東把槍帶了出來。在可可托海工作的蘇聯專家都發槍。離開礦區到野外他們都揣像「勃朗寧」的手槍。]。這種破槍，只能打狗，不能打獵。
不過以後有人告訴妻子：孫書記打獵用的雙筒槍好像你家裡的那支。妻子登門幾次，要回了像徵性的錢。
孫振東並非廢物，而是有用之材，兩個回合的聽會中，他的大腦一直在轉動，于是在他的領導下，第三回合真的把我套牢了。
這一輪，不用牛刀殺雞，不搞泰山壓頂。新一輪的大字報寫的儘是些夾不上筷子的雞毛蒜皮，但都有點來龍去脈。只要一分析，一上綱，都可定罪。
我的「右派言論」頗具時代特色，大有「奇文共賞」的價值。
我的右派言論第一條：惡毒攻擊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
有人把我的一本文學期刊偷走，裡面有我寫的幾個字：「百年世事三更夢，萬里江山一局棋」。
孫寶珠在會場上把書高高舉起，那股興高采烈，好像截獲敵軍的重要情報。我現在已記不得，這是何時寫的？為什麼要寫？這兩句話，來自我小時候從扇面上念過的一首長詩，曾背了下來，雖然以後我再也沒有讀過，但內容大部份還能背誦。此詩名叫「順治皇帝出家偈」。據我所知，順治並未出家，二十三歲退位給八歲的兒子康熙，在宮中獨守青燈十幾年，三十七歲圓寂。此詩可能是後人杜撰，也可能是傳說中與董小婉愛情悲劇的副產品。詩很長，充滿人生哲理和色空思想。也許是我在肅反後十分低落的心情下，勾起了這首詩的回憶。幸虧我記憶還好，將這首詩在會場上分段背了下來。說明這詩不是我作的，要說放毒去找順治皇帝。
「天下叢林飯似山，缽盂到處任君餐。黃金白玉非為貴，惟有袈裟披最難。朕的大地山河主，憂國憂民事轉煩。
「百年三萬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閑。未曾生我誰是我？生我之時我是誰？長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朧又是誰？
「黃袍換卻紫袈裟，只為當年一念差，我本西方一納子，因何落在帝王家？」
我一邊念，一邊解釋。整篇詩充滿了淡薄名利、看破紅塵、歸隱山林的出世思想，從這裡絕對產生不了「惡毒誹謗、瘋狂攻擊」之類帶火藥味的東西。詩沒念完，話被打斷。
「餵！餵！餵！別浪費時間，誰要聽你的青菜蘿蔔絲！我們要你交代，你寫這兩句是什麼目的、什麼企圖？」書記孫寶珠聽得不耐煩了。
「這是階級敵人在陰暗角落，對黨、對社會主義咬牙切齒的咒駡。他把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把社會主義千秋大業，咒駡為『三更夢』。夢是要醒的，醒了以後什麼也沒有。你們看他該有多惡毒啊！」周國荃又在鼓動如簧之舌：「他把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當成『一局棋』，下棋有贏有輸，妄想國民黨有一天打贏，重返大陸，奪回他失去的天堂。」
順治與我相隔千萬里，時光相差三百年，還不知是真順治還是假順治寫的詩，公然成了我的「滔天罪行」。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侯寶林先生說的「關公戰秦瓊」，看來不是相聲，而是真實的故事。
有人揭發，我在哪本雜誌還寫了一首反動詩。那是我看了蘇聯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農機站長和女農藝師》之後[俄文書名《Начальник МТС и Аграром》]，所湧起的興奮：
紅日當空彩蝶飛，百花齊放競嫵媚。春風綠染千家樹，溫暖人間又一回。
他們的批判我已記不得，此詩作為「大毒草」進了我的檔案。
胡風說「咳嗽一聲都有人錄音」。我的咳嗽若錄了下來，必然又是一條「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滔天罪行。
我的右派言論的第二條：瘋狂攻擊黨的幹部政策，惡毒醜化黨的工農幹部。
五七年七月，洪水衝垮了三廠房的橋樑。那天下午我和大隊長劉履中在工地，聽到這個消息他要我馬上回隊部組織人馬上去搶修。我帶了幾十個工人連夜倉促出發，臨行前對管後勤的副大隊長牛進才說「給養要快點運來」，三廠房那邊只有麵粉，沒有肉類蔬菜。他說「你放心，隨後就拖一車羊肉和青菜來」。我們去了半個多月，始終沒有見到汽車的影子，只好派工人上山挖野蔥。我曾上山打黃羊，槍法太差，空手而歸。少數民族吃飯沒有肉是不行的，每天要他們喝白開水啃蔥吃饅頭，個個叫苦不迭。帶去的維族、哈族以及當地漢族，都是不會游泳的旱鴨子，只有我來自江河縱橫的南方，我只有身先士卒第一個跳入水中。山中的河水即使七月照樣寒冷刺骨。我們修橋進入尾聲，經理安桂槐坐吉普車前來視察，我從水中出來迎接。他握住我冰涼的手，連說「辛苦了！辛苦了！」我匯報工作，他只點頭，沒說什麼。過一會問：「你老婆是不是分娩了？」我說不知道，我有幾個星期沒有回家。「你想不想回去一趟？」正在猶豫中，他說「跟我的車回去，我准你兩天假。」我十分想回去，因為妻子到了臨產期。但走了以後工人交給誰？我想了想，還是留下。
橋修好了，回到隊部，聽到妻子生的兒子，半月的疲勞一掃而光。可萬萬沒有想到，我在刺骨河水中的半月辛勞，得到的「獎勵」竟然是一頂「右冠」。
走進辦公室見到牛隊長，我把他肩膀一拍：「你拖的菜呢？」他兩眼直楞楞地望著我，突然用手在腦袋上一拍：「哎呀，忘了！對不起，真的忘了！」我看他一臉不好意思的樣子，也不好再說什麼。隨口說句：「你這人真沒腦子」。
這篇對話十分清楚，我只埋怨他記性不好，沒有其它任何意思。「沒腦子」是西北俗語，只有「記性不好」這一個解釋。牛進才是甘肅人，他聽了帶著抱歉的笑臉：「我這人的腦子不好使，事情一多就顧不上了。」
「他公然咒駡我們黨的幹部『沒有腦子』，這是對黨的幹部政策、對共產黨員、對工農幹部的瘋狂攻擊和惡毒誹謗。」又是這個姓周的首先發難：「大腦是人的司令部，人沒有大腦就和死人一樣，就是行屍走肉。你們看，階級敵人多惡毒！多麼陰險！咒駡我們的共產黨員、我們黨的工農幹部都是死人，我們偉大的黨都是由死人組成。」
說一個人沒腦子，就等於說所有的人都沒腦子、所有的共產黨員都沒腦子、就是要「有腦子」的人來取而代之；沒腦子，就是沒腦袋，就是咒駡共產黨員都沒腦袋、就是污蔑我們的共產黨員是死人、就是惡毒地咒駡我們的黨是死人，就是企圖要推翻共產黨，就是窮凶極惡的反革命，就是……
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右派份子，就是如此這般製造出來的。
荒唐嗎？不荒唐！奇怪嗎？不奇怪！因為整個國家，上至毛澤東，下至周國荃，都是用這種橫蠻邏輯和霸權語言說話，如果不信，把五七年的舊報紙拿出來，看那連篇累牘的發言，有那一句說的是人話？
靠一個「沒腦子」定罪，有點說不過去。于是你一句我一句，大家來拼湊滿這條罪行。
「他說余能和是碗裡的芋頭，扒一下，動一下。」
「他說舒自成胖得像個豬，快走不動了。」
「他說宋金玉沒文化，整天都是瞎忙乎。」
「他說劉曉（礦務局副經理）少年得志，忘乎所以。」
這幾位都是共產黨員。「惡毒攻擊黨的幹部」的罪行，也就此定了。
還有一些人的揭發，我就不一一枚舉。不過揭完以後，孫寶珠書記的幾句總結，有必要介紹：
今天的會開得很好，大家的發言很有水平，都擊中了敵人的要害，又一次證明了：「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充分發動群眾，任何狡猾的階級敵人都無處躲藏。
他的話，應有所補充：眼睛是雪亮的，良心是墨黑的；雪亮的眼睛能從雞蛋裡挑骨頭，墨黑的良心能出賣所有的人包括親爹。
聞一多先生寫過一首詩：「有一句話，說出來就是禍，有一句話，能點得著火」。看來隨著時代的進步，版本應當升級——
口說的話，句句都是禍；
手寫的字，個個點得著火。
運動員一旦選中，
咳嗽、哈氣、打嗝、放屁，
都是惡毒攻擊，
都是滔天罪惡。
死老鼠往口裡塞，
洗腳水往頭頂潑，
吐沫與鼻涕齊飛，
紅眼共白眼一色。
此時說你什麼你就是什麼，
除了低頭認罪，
還能有話說？
除了洗耳恭聽，
還能有反駁？
有罪者言者有罪。
即使不開口也闖了禍，
即使啞了喉也點著了火。
其中道理多多，
薄紙不必捅破。
我的右派言論第三條：惡毒攻擊肅反運動，來源更玄乎，出自於毛澤東選集。
五五年，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尚在進行中，我的單身宿舍突遭查抄，凡是有文字的東西，包括日記、信件、筆記、書籍，以及照片、獵槍、照相機等全部抄走。過了幾天，我被隔離審查。半年以後審查解除。這半年中，不知化了國家多少錢，也不知辛苦了幾多人的兩條腿。他們跑遍半個中國，也許還到了香港和澳門，本想挖出一個「美蔣特務」，不意挖出來的這個人，不僅未參加特務、未參加國民黨、未參加三青團，連童子軍都不是。我的結論是歷史清楚，附上一條：澳門歷史待查。
我現在才發現，這西北邊疆不僅工業落後，文化素養更差得天遠。這裡的領導大都是部隊轉業幹部，來自西北農村，目光驚人淺短，對外界的瞭解還停留在義和團的水準上。在這上萬人的礦區，不幸得很，我是惟一從香港回來的人，自然成了一個來歷不明形跡可疑的異己分子。半年審查中對我一系列莫名其妙的提問，只有用「啼笑皆非」四個字來概括。
有人發現，我在一張紙上寫了「有反必肅，有偏必糾，整頓黨的作風」，經過七嘴八舌分析，居然也成了我的罪證，雖然這些話都是毛主席說的，來自毛選。
「這種對肅反運動的惡毒攻擊，用心十分陰險毒辣。他利用毛主席的話，來達到他罪惡目的。他認為：肅反把他搞錯了，必需糾偏；共產黨錯了，他要整黨！他認為他不是反革命，不應該是審查對像，是黨的錯。他是在高呼反革命口號，要他來整頓我們共產黨的作風，反革命氣焰何等囂張！」發言的是那個比我小几歲的測量技術員，他是共產黨員。
分析到精彩的時候，引發一點小插曲。一位紮鈴鐺小辮的女採礦技術員，驀然從椅子彈起，面色因過於激動而慘白。她的尊容本來就欠佳，加上失血的面孔，不開口就可嚇死幾個人。她以驚恐的顫抖、吹哨的尖厲、機槍的語流、激越的表情、高音的嗓門呼叫：「打倒頑固不化的右派份子！打倒窮凶極惡的反革命分子！他好狂妄啦！好囂張啦！好不要臉啦！好不要臉啦！好不要臉啦！竟敢整我們的黨！整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竟然要、要、要」。她的聲調隨著激昂情緒一同升溫，升到五線譜的最高點，突然一口痰卡住喉嚨，嘴巴大張卻出不了聲，也出不了氣。隨即像被子彈擊中，一下子癱倒在椅子上。全場一片寧靜，每張臉受到強磁的吸引轉了過去。幸好，突然「哇」地一聲爆髮式地哭了出來，如驚雷墜地把人嚇得一跳。
站在鬥台上的我，面對如此不堪的表演，也感天旋地轉頭暈目眩。幸好她先倒下，否則倒在地上的人是我。
也許他們意識到，用毛主席的話來加工右派言論，總有些說不過去，乾脆胡編一句「肅反把我搞錯了」，定罪「公開鳴冤叫屈」。有好幾個人先後站起來，證明我確確實實說過這句話，「惡毒攻擊肅反運動」的罪狀，不由分說地又定下了。
反右最具殺傷力的武器，就是憑空捏造，這是以言定罪的鮮明特色。說話如風吹，話音一落，無影無蹤，唯一能作證的是人的嘴巴。只要幾張嘴，異口同聲，一起咬定，並像甲魚死不放鬆，就能產生錄音機的效果，比簽字劃押按手印還要證據確鑿。用此方法挖出「敵人」，比從地裡刨個土豆還容易，只有勞閣下舌頭輕彈，輕而易舉致人於死地。
罪惡
青蛇嘴中牙，黃蜂尾上針。二者雖劇毒，難比小人心。
造謠性關係，栽贓美國音。動機皆邪惡，罪惡海洋深。
我的右派言論第四條：惡毒攻擊蘇聯，破壞社會主義國際大團結。
有好多年，我根本就沒有談及蘇聯和蘇聯專家，因為從五四年第四季度起蘇方開始撤離，到五七年基層已沒有專家的影子。有人揭發我說了「蘇聯專家都是酒麻木」。可以肯定，我絕對沒有說這句話，因為在肅反中批判過我的「反蘇言論」，從此只要談及蘇聯我就十分謹慎。再者，水電站的幹部基本上都是以後調來的，他們根本沒有和專家共過事，我不可能和他們談這個題目。我想，即使說了也不是造謠，蘇聯專家幾乎個個酗酒，這不是什麼秘密。他們的工資比我們高，到月末搞不好還向我們這些小青年借兩個。錢到那裡去了？專家有個姿勢：把頭一仰，中指在脖子上一彈——「Выпить」（喝酒）。
肅反時指責我有「反蘇言論」，這倒是事實。在與女朋友通信中我曾寫：
「所謂『三區革命』[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斯大林一手策劃新疆「三區革命」，造成在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個地區殺盡漢人的極其野蠻的民族悲劇。]，其實是蘇聯導演。若不是解放得快，新疆又成了第二個外蒙古。」
「蘇聯的機器笨拙不堪，蘇聯的汽車十分落後。蘇聯先進經驗子虛烏有！」
「公司的產品全部運往蘇聯，我投身祖國邊疆建設，不知『為誰辛苦為誰忙』？」
可可托海礦務局的產品均為稀有金屬，產品均為國防工業的重要原料。蘇聯早在四四年一手策劃並製造了臭名昭著而至今尚鮮為人知的「三區革命」，給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個地區的漢族，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我不明白：那場可與南京大屠殺相比的暴行，半個世紀以來為什麼一直無聲無息，從未受到過任何譴責？「三區革命」取得勝利，蘇聯紅軍坦克長驅直入，來到可可托海大搖大擺進行礦石開採。直到五零年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才改中蘇合營，成立「新疆中蘇有色及稀有金屬公司」。五五年，全部產權移交中方。
對蘇聯所作所為有我自己的看法，但對蘇聯專家，除個別外均有好感而無惡感。和他們相處久了，漸漸發現他們也並非都是高陽酒徒，也有為擺脫精神煩惱借酒消愁者。一礦的機械師彼杜霍夫，及接替他的機械師馬斯尼林可夫，由於工作接觸較多，對他們不平凡的經歷深感敬佩。衛國戰爭期間，他們都是坦克兵。彼杜霍夫的兩個兒子也是坦克兵，可是兒子犧牲了，老子還活著。其中一個兒子犧牲在攻打柏林戰役，死於勝利前夕。彼杜霍夫說：「看到你們這些小夥子，就想起我的兒子」，說到這，老淚縱橫，唏噓不能控制。他內心裝有多少苦惱，誰能知道？要他不喝酒，神經受得了嗎？另一位勞資科長吉也夫，見了上級像老鼠見了貓。即使中方經理張幹來電話，也一臉驚慌：「我有什麼事？我有什麼事？」見了蘇方經理列賓科，更是戰戰兢兢，誠惶誠恐。他肯定受過什麼打擊，否則不會這樣「夾著尾巴做人」。
還有一位莫斯科礦冶學院來實習的女大學生塔瑪拉，每天晚上冒著零下四十多度嚴寒，走到一礦辦公室教我們俄文。她長得像電影明星一樣美麗，晚上不去和男朋友共度美好時光，卻把寶貴時間消耗在我們的課堂上。她的精神深受學員感動。
說我反蘇，我承認，因為斯大林把中國害得不淺。說我反專家，我堅決不承認，我對大多數專家是有感情的，因為他們同樣是共產極權專制制度的受害者。
我不想再浪費筆墨，寫這些「高手」們如何把「酒麻木」提升到破壞「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際大團結」的理論高度。既然毛主席的話都能招禍，又有什麼話不能問罪呢？任何一句話，只要頭上按上一個「惡毒動機」，都成了「滔天罪行」，雖然「動機」在別人的腦袋裡，但都可以定罪。
我的四條所謂「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就是由這些胡拼亂湊、水準低劣、邏輯混亂、一文不值的東西組成。正是有了這些吹起來無窮大實質空無物的「罪行」，我成了「反動分子，右派份子」，成了社會主義新形勢下的「不拿槍的敵人」。既然是敵人，就決不施仁政，所以對我所採取的一切「革命行動」都是合理、合法、進步、革命、馬列的。我被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利、押送勞動教養、進行貨真價實的脫胎換骨改造。在管段戶警、居委會太婆、文盲大老粗及形形色色「革命群眾」的監督下，夾著尾巴做了二十二年的牛鬼蛇神。一個人的青年、壯年有幾個二十二年？一個人的一生又有幾個二十二年？判二十年是最長的徒刑，僅次無期和死緩。我如此罪孽深重，罪從何而來？是殺了人還是放了火？是危害了黨紀還是觸犯了國法？非得要服此重刑？我實在不明白，對於這些已經馴服得像綿羊樣的知識份子，何來這股深仇大恨？為何必定要將他們置之死地而後快？我的不幸，五十五萬知識份子的不幸，是古老「莫須有」在新形勢下的惡性發展。匈牙利出了亂子，中國知識份子「有可能」步其後塵，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引蛇出洞」，「陰謀陽謀」以及一切「革命措施」都是必要的。當今的「有可能」，古老的「莫須有」，其性質並無差別，只是今日冤獄規模之巨大，專制老祖宗實難望其項背。
從「五四」以來，中國革命的矛頭直指「封建主義」。滿清王朝雖被推翻，但專制傳統卻依然故我，並代代相傳。不徹底摧毀幾千年的遺留下來專制傳統、不徹底剷除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集權政治，呼喚了幾十年的「德先生，賽先生」就是不肯來到這塊龍氣太盛的地方。在對權勢頂禮膜拜的社會呼喚民主科學，無異黑夜中對天招魂，所聽到的只是自己淒涼的回音。革命就是拋頭灑血，前撲後繼，英勇犧牲，勝利的代價是白骨堆山。使人痛心的是，用如此高昂代價所換來的新中國，卻是一個等級森嚴的奴隸社會和窮凶極惡的極權制度。「百代猶行秦政制」，祖龍的陰魂尚在神州大地遊蕩。被人譴責了兩千年的「焚書坑儒」，竟翻然而成一項「事業」。擺在一個有著數千年王權傳統國家面前的首要任務，就是防止專制主義借屍還魂。這是關乎國家前途人民命運的重要課題，如果對以革命名義出現的專制估計不足而放鬆應有的警惕，其危害之慘烈，將遠遠超過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也遠超明、清王朝和北洋軍閥，也超過「萬惡的舊社會」，因為這個政權集中了天下的財富，權力的膨脹必將導致腐敗與瘋狂。無數慘痛的教訓，幾多淋漓的鮮血，證明我們不僅放鬆警惕，而且把糟粕當成精華在歌頌、在發揚、在膨脹，否則，全國各地怎能出現如此眾多的「右派份子」「反革命分子」及堆積如山的冤假錯案？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一次又一次階級鬥爭，所製造的冤案，遍及黨內外和各個階層；所屈死的亡魂，不是幾十萬、幾百萬、而是幾千萬！這些人，死於高唱人民當家作主、死於鮮紅太陽光輝普照、死於神聖憲法明鏡高懸、死於太平盛世紅旗飄飄、死於希里糊塗的響亮口號。功蓋天下的元帥，位居元首的主席，百戰沙場的功臣，名揚中外的國士，都未能倖免一死，區區小民更是命如螻蟻。人民，這個抹有聖油的抽像名詞，只在紙上熠熠生輝，而活生生有血有肉有腳有手有頭有腦的人，有幸苟活者，整天都在害怕挨打中提心吊膽地過日子[在「胡風反革命集團言論」中，記得有一句，「小媳婦怕挨打的心理是存在著的」。胡風先生把一個時代人民的心理狀態，說得非常確切]，比小媳婦還可憐，生怕一不小心滑向敵人。
一剪梅･人民
悅耳鏗鏘最動聽，本是螺釘，雅號人民。作共和國限定詞，紙上光輝，亮若黃金。
手捏紅書念聖經，挺起腰身，大戰乾坤。通宵幹活也甘心，幸未加入，牛鬼蛇神。
人民的行動遭到嚴密控制，思想和文化的禁錮養成幾代人只知機械盲從，言論自由受到徹底封殺，人類最寶貴的創造性思維隨之枯竭。高壓的社會並未帶來理想的勞動效率，物資供應空前匱乏，人們靠票證維持苟活，能有個吃飯的傢伙在肩膀上，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我想起癱軟在椅子上的那位女青年，感到一股無名的悲哀。這是一個二十來歲離開校園不久的女大學生，應該最少受到社會塵埃的污染。高等教育所受到的知識熏陶，應該具有一定的洞察能力，對於拿毛主席的話來加工「反黨言論」，這種集荒唐、荒謬、荒誕於一身的鬧劇，難道還看不清楚？這一嚎啕大哭，是感情的真實流露？還是大鬧劇中的小鬧劇？人性扭曲，青年人是如此，成年人更不用說。我想起那天晚上所聽到的故事「伊斯堪德爾」。政治灌輸所具有的能量，比人們想像的強烈得多，它可以徹底改變人性。用法西斯主義扭曲的德國青年，給歐洲帶來巨大災難；用階級鬥爭所扭曲的中國青年，對國家對民族是禍還是福？我心中的懸念，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小將的「革命行動」作了完整的回答。
經過幾個月的批鬥和辯論，每天早、中、晚不停地疲勞轟炸，我已舌枯唇裂，身心交瘁。大水電站勘探隊終於揪出了我這個右派份子，挖出我這個階級敵人，取得了「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的偉大勝利」；也從鬥爭的火線上發現了周國荃這樣的一批積極份子，為黨增添新鮮血液。這究竟是新鮮血液？還是腐臭污水？時間終究會給人以滿意的回答。這場階級鬥爭暫時告一段落，升天者入地者各得其所。誰也不去想一想，在這場運動中自己扮演過什麼樣的角色？做過什麼樣不光彩的事？誰也不去想一想，一個沒有正義公道指鹿為馬的社會將把這個國家引向何方？更不會想一想，今日別人的不幸明天會不會降落到自己的頭上？「酒麻木」三個字使我想到魯迅先生。日本新聞片中一群圍觀同胞砍頭的看客，使他憤然棄醫學文。不幸的是，酒精麻木尚有方可治，精神麻木則無藥可醫。阿Q一生沒有接觸女人，但沒有斷子絕孫。今日這些聞鬥起舞的「英雄」與「英雌」，就是阿Q無性繁殖的嫡系後代。這些人本身就是搖尾小丑，聞令而動的可悲奴才，竟然在會場胡嚷嚷瞎起鬨，把袖子捲得老高，拳頭捏得老緊，今天喊打倒這個，明天喊打倒那個，從來不想一想有天會不會打到自己的頭上？從來也不摸一摸自己的後腦殼，還有條老祖宗留下的「豬尾巴」在晃蕩。
人最可悲的是在悲哀中還有幸福的感覺！「萬劫不復的奴才是從奴才生活中品出了『美』的滋味，來讚歎、撫摩、陶醉」。願魯迅先生地下無知，否則睡在墳墓也要輾轉反側，死不安寧。
奴才
盲目附和即奴才，無頭蒼蠅最悲哀。耳聽片語成神喻，手捏雞毛當令牌。
萬物之靈無大腦，精英絕代全癡呆。先生不幸若長命，打鼓敲鑼牽上街。
批鬥會到了尾聲，又出麻煩。
孫振東要我寫篇總結性的檢討，用階級分析方法徹底批判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你的筆桿子還是很不錯的，動點腦筋把檢討寫好，寫深刻。在會上老老實實地批判自己的右派言論，爭取群眾諒解，爭取黨和人民的寬大。」他還介紹了地質隊的一個右派，在群眾大會上，一面念檢討，一面痛哭，從頭哭到尾，哭得涕淚滂沱，哭得死去活來。
「你看，這才有懺悔的表現！」他說著，口中帶有不知是得意的還是讚揚的「咂，咂」聲。
我感到非常為難，因為我真的沒有本事寫這樣的檢討。我沒有能力把「你真沒腦子」分析成「污蔑工農幹部，否定黨的領導」，也沒有能力把「有反必肅，有錯必糾」與「惡毒攻擊肅反運動，對肅反鳴冤叫屈」聯繫起來，劃上等號。
我老實向孫振東書記交底，我已舉手投降。給我戴帽子，誠懇接受；對我批判，低頭認罪；對我處分，無怨無悔。但是這個檢討，恕我才疏學淺，的確十分慚愧，心有餘而力不足，要寫也寫不出來。我建議，請哪位政治覺悟高批判能力強的積極份子代寫，我保證簽字劃押按手印，絕對全部認帳、全盤接收。
「你又在耍花招！你又在頑抗！你頑固到底！決對沒有好下場！」他大聲對我吼著、威脅著。
「大不了砍腦殼！砍掉腦袋碗大個疤！沒有什麼大了不起！」我也火了，用句東北俚語回敬他。
他把眼睛瞪著我，我把眼睛瞪著他，我們都說不出話來。我第一次發現，他長的不是三角眼。
我這不是氣話，不是隨口說的。運動開始時，我作了「最壞的打算」。
兩個多月前的大字報，緊接「性關係」之後，湧來一系列檢舉揭發、批鬥會上的無恥讕言使我再也不能容忍，跑到支部辦公室衝著孫寶珠大吵起來，我認為一切都是他在背後搞鬼。當時我真的氣得五火生煙，見了孫就拍起桌子大嚷大叫。
「小晃（黃）！你要冷靜點！」他遞給我一支煙，以平靜的語氣對我說：「你是一個聰明銀（人），要打通思想！要好好打通思想！你老爺子是資本家，老太爺也是資本家。你從小到大，小學、中學、高中、大學，讀的是資產階級學校、洋教會學校、帝國主義學校，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腦袋裝的是資產階級思想。你又是從香港澳門回來的。你敘敘（說說）看，這頂資產階級右派帽子，你不戴，誰來戴？給我戴，也戴不上去！俺們大老粗，腦袋對不上號。」他把玻璃瓶子的茶，咕嘟咕嘟幾口，「嗨」了一聲，就用他的山東話罵了起來：「運動一來，總有銀（人）要倒楣。操他格奶奶，我也木辦法！」
大字報越來越多，簡直是鋪天蓋地，我感到這回在劫難逃。我在肅反中已受奇恥大辱，難道要受辱終生？
有天深夜散會，我沒有回家，從屋子的側面向河邊走去。此時的氣溫已降到零下四十多度，額爾齊斯河面結成厚冰，拖拉機可以在上面來往。在冰河與化驗室中間，有一片樹林，我在一棵樹下徘徊。
我痛恨自己！我咒駡自己！今日下場完全是我自己的愚蠢造成的。我不顧親友勸阻，一意孤行離開香港投入祖國懷抱，鑄成終身大錯，如今噬臍莫及，悔之晚矣！我只有鼓起勇氣，吞下這粒自己製造的苦果！我雖然上有老、下有小、中有妻，但我的存在對他們並非幸事。在這個具有罪株九族傳統的國家裡，作為罪人，必然給親屬帶來無窮災難。但我的消失，這個政權會不會對他們高抬貴手？我想起兩天前的一個中午，吃完飯提前來到會場，看到一群男男女女，正在嘻嘻哈哈寫寫畫畫，他們都在拿我做文章。我從他們身邊走過，照樣喜笑顏開，沒有半點尷尬。有一個人看見我走過去，特地唱起《社會主義好》，他見到我，越唱越來勁：「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江山人民保。反動派被打倒，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
當著我的面，這些人毫不留情地表明：就是要痛打落水狗，就是要把我往死裡整。他們這樣做，目的何在？這些滿肚私心雜念的白蘿蔔，入黨陞官需要別人的血染紅。
難道在他們對我張牙舞爪之時自己先倒下？難道我就這樣輕易讓他們達到目的？不！決不！憤怒將我推出了樹林。
為了打垮我的「囂張氣焰」，有天會場上突然增加了好多人。基建工程大隊白子斌指導員帶領一批精幹隊伍參加我的批鬥會。白指導員是礦務局的反右標兵，他以破記錄速度一個星期揪出五個右派（馬熙微、韓效、張波、何振耀、陳德生），把他們個個鬥得服服帖帖，工程隊因而成了名揚全礦的反右紅旗。白指導員一來，就坐到我旁邊，會一開始，他就站了起來發言，其來勢洶洶，如黑旋風李逵；他張牙舞爪，像下山老虎要把我吃了進去。他的發言接近嚎叫，兩手不停地揮舞。說到來勁時竟用拳頭捶擊桌面，「東」的一聲，桌上的茶杯、鋼筆、墨水瓶都跳了起來。
我什麼話也不說，穿起老羊皮大衣轉身就走。
「你幹什麼？你幹什麼？」孫寶珠跟著過來。
我不理他，一個勁地去開門。門被幾個人重重疊疊地堵住。
「這是在開會，你往那裡走哇？」
「這個會我不開了！要殺要剮聽便！」說罷把兩眼一閉靠在門口牆上，任憑他們雞鳴狗吠鬼哭狼嚎，我再也不出聲。
這個僵局，整個上午沒有打破。
中午的飯是在支部辦公室吃的。他們怕我跑了，叫人把飯替我從食堂端來。我一面吃，耳朵聽著孫寶珠的嘴嘀裡咕嚕。
「你怕我蠻想開這個會？我跟你一個樣不願開這個會。但這是運動，運動就是要開會。上級要俺們開會，俺們就得開。你一走不是開不成了，你這小子幹嗎跟咱過不去！」
「有白子斌在，殺了我也不開會！」
最後孫書記只好答應：明天讓他們走，今天就算了。
我有了「明天走」的底，下午的會上，白子彬還是坐在我的旁邊，漫不經心地聽我發言。沒料到我如法炮製，把桌子猛然一錘，比他捶得更響。這回輪到他「嚇得一跳」。
在批鬥後期，很榮幸得到礦務局黨委書記張稼夫的大駕光臨。他可是礦區的「土皇帝」，黨、政、工、團、公安，全歸他一人掌握（企業內設公安局，全國少見）。張書記走到那裡，大小幹部跟在屁股後頭，哈腰咧嘴，臉上呈現高興與惶恐的複雜表情。雖然張書記瘦得像麻雀，有皮無肉的臉活像大煙鬼，但兇狠勁頭不亞一匹猛虎。他可算根「老槍」，整天嘴邊叼著一枝煙。只見他用勁一吸，煙頭髮亮，煙霧卻不知去向。緩一陣，隨著說話，輕煙從口中鼻中也許還從眼中耳中釋放出來。運動開始，他做反右動員報告，特地點了醫院崔大夫的名。原因是他打電話去醫院找院長，崔醫生沒有聽出這打來的是聖旨，說了聲「我忙著」，便把電話掛了。崔大夫當時正在給病人補牙，電話一放，換上反光鏡。他沒有想到，此舉給他自己帶來的一場「大病」，差一點送了他的小命。
「我的電話都不傳，他心中哪裡還有黨！這種人對黨的刻骨仇恨，是階級本性決定的！誰說可可托海沒有右派！這個人不是右派是什麼！」書記金口玉言，崔英民立刻戴帽，成為反黨反人民的右派份子。
人的政治生命，如此輕飄飄地葬送；一個電話沒有傳，大夫成右派。
我估計，他來者不善，必大肆鞭撻。鳴放開始，我妻子不知在哪裡吃的豹子膽，給會計科王科長貼大字報，矛頭對準書記夫人趙玉潔。原因是：選礦廠需要一名會計，先派趙玉潔去，她不去，王科長沒辦法，改派趙珠寶[胡斌和趙珠寶，離開新疆後回到浙江老家，在浙江建德水泥廠工作。胡斌已逝世，趙珠寶尚健在。]。趙寶珠在孕中，挺著大肚皮雖不願去但又不敢不去，她愛人不是官，是普通工人（胡斌，志願軍轉業司機）。我妻子不在會計科，在勞資科，卻偏偏要出來打這個抱不平。「大字報」中問了一句惹禍的話：「趙玉潔憑什麼不去？難道因為她是書記夫人？」
張稼夫書記坐在會場角落，一直坐到那天下午批鬥會結束也未吭聲。散會前，孫寶珠站起來，用溫柔的口吻問道：「張書記，您，您有什麼指示？」
張稼夫站起來：「好吧，我簡單來兩句。」
這「簡單來兩句」，足足搞了半個鐘頭，很明顯，他有備而來，非即席發言。這是一篇宣判式的講話，既是全面批駁，也是權威總結，可惜論據論點充斥偏見和無知，其分析和批判，只不過是一篇老生常談的鬥八股。這類批判，全都是從一個固定模子裡倒出來的陳詞濫調。
「有人或許有些奇怪，他怎麼突然間墮落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右派份子』？我說：這一點也不奇怪，他不是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右派份子才真奇怪。他出生於世代資產階級家庭，父輩祖輩都是老吸血鬼。他本人受到的全是資本主義教育，崇拜的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文化。他來自香港澳門，那裡是比舊社會還污七糟八的地方，是為非作歹的黑窩子，從那裡出來的人，跳到黃河洗澡也要把一條河染黑。他在澳門讀的學校，淨是國民黨衙內、白華紈絝子弟，他們政治上敵對，生活上墮落，思想上反動。他受的反革命教育已深入骨髓，叫這種人不反黨？不反對社會主義？可能嗎？階級鬥爭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樹欲靜而風不止，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這次右派份子急不可待地跳了出來向黨倡狂進攻，是一定會發生的，也是必然要發生的，這場階級鬥爭，早發比遲發好。右派份子急不可耐地跳出來，是件好事！大大的好事……」
本來我把這類鬥八股只當耳邊風，但今天我無論如何不能沉默。我聽到他在發言中侮辱了我的祖父，「老吸血鬼」這個詞讓我血液沸騰。「惡惡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曹操不能容忍的我也不能容忍，于是也就顧及不了什麼老虎屁股了。
他的話音一落，我立刻舉手發言。
孫寶珠說：「沒時間啦！散會！」
我不甘休，站起來問道：「我是資產階級出身。請問張書記，您的夫人又是什麼出身？」
孫寶珠慌忙把我往椅子上按，連喊：「散會！散會！散會！」
張稼夫匆忙離開會場。
「趙玉潔的馬列主義從那裡來的？」我望著他的背影繼續大喊。
「他走了，你嚷個啥！」孫瞪著眼珠吼著，想把我的聲音壓下去。
「大概是同他睡出來的！」
我把這句話說完了，心裏舒服了。而孫寶珠的臉，像死人慘白。
趙玉潔並非無產階級出身，她家在奇臺開雜貨店，還有個小磨房，是個麻雀資本家。一礦庫房主任馬元勳也是奇臺人，無意中透露了書記夫人的家庭出身。小學文化五十多歲的馬元勳，糊里糊塗成了反動分子右派份子，開出公職勞動教養。有次在勞教所馬元勳和我閒聊，談及趙玉潔，氣得雙手顫抖，說話口吃：「這、這、這個小婆娘是得不到好死、死、死的！我望著她長大，她屋裡的人我都認得，把我這個小學生打成右派，把我害、害到這一步，都是這個小婆娘搞的鬼。」我懂他的意思：他的「帽子」是「小婆娘」的丈夫送的，不過他不敢明說，即使進了勞改隊。
附帶補充一句：趙玉潔真的應驗了馬元勳的話，真的「得不到好死」。她瘋了，跳樓而亡。
我的這次玩命的舉動，讓大家明白，我這個犟小子已作好拚死的打算，再大的老虎我也不怕。對我施加千均壓力都無濟於事，再繼續鬥也鬥不出個名堂來。一場好戲終於散場！
到了二月中旬，緊急的工作迫使批鬥會不能再繼續拖下去，一些人要搬回工地，一堆事等人去做。把工作丟到一邊，光在會場上磨嘴皮還是建設不了社會主義。這場反右鬥爭，最後由孫寶珠書記總結收場。發言稿由那位測量員捉刀，東拼西湊，集套話、爛話、假話、廢話一紙抄，再夾馬克思說毛澤東說，做成了一付又臭又長的王大娘裹腳布。孫寶珠拿著稿紙，念得結結巴巴，喉嚨好似鴨子吞田螺，脖子直伸，眼珠直鼓，不停喝水，不停擦汗，不停咳嗽，臉脹得比豬肝還紅。這付模樣，比我做檢討還難看。
孫的發言與往常有所不同，每提我的大名必冠「右派份子」，顯然今天是行「加冕典禮」。如果我沒記錯，這天是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是鄙人擔任反右主角偉大荒唐戲的謝幕之日。但是戲還得繼續演下去，因為「革命」還沒有進行到底。不過以後演出，不僅是耍嘴巴皮的精神屠殺，也是棍棒交加的皮開肉綻。一場栽贓問罪、造謠污衊的說謊運動，以整人為鬼落到實處；人人昧著良心含血噴人，個個顛倒是非胡言亂語。「運動」的實質就是把人的聰明才智引導到挖空心思陷害別人，其結果必然是人性泯滅獸性張揚。在「階級鬥爭越來越激烈、越來越殘酷」的形勢下，運動越來越野蠻，越來越無人性。政治運動的運作，是人性向獸性轉化的泯滅過程，這是人類歷史上一場可怕的道德災難！這個民族將來會做出什麼樣的缺德事來，無法想像。
可能是最後的一場的緣故，這天的發言，大家特別踴躍。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抓住機會盡情表演：
調笑令･黃鼠狼放屁
真理，真理，捏在人民手裡。猴頭套上荊冠，拾到黃金喜歡。歡喜，歡喜，黃鼠狼爭放屁。
「把這個窮凶極惡的右派份子揪了出來，是大水電站反右鬥爭的偉大勝利……」
「階級敵人難過之日，就是我們人民大眾開心之時。發揚打落水狗的精神……」
「這個狡猾的狐狸，在人民的聲討中，終於低下了頭。從今以後，只許老老實實不許……」
「堅決在黨支部和孫書記的領導下，把大水電站的反右鬥爭進行到底，把右派份子一個不剩地都挖了出來，……」
「打倒右派份子倡狂進攻……」
「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保衛社會主義……」
這裡的省略號，放的都是比黃鼠狼更臭的屁。
批判從說胡話到喊口號，意味鬥爭進入高潮。凡是高潮都不能持久，我埃鬥爭的日子快要結束了。他們臉上的兩塊皮，一張一合，吐沫橫飛，激情發泄。發泄完了，該回家了。我雖戴上右帽，心中一片坦然。在運動中我沒有害人，只被人害，沒有良心譴責的痛苦。鬥爭會讓一些人鉆進黨、撈到官，成為運動受益者，但難保他們以後不會成為運動對像。人們以背叛換來平安，付出泯滅天良代價，他們如果沒有問心有愧的感覺，會在做人的路上越滑越遠，與畜生的距離越滑越近。這些人受到的傷害，可能比我還嚴重。
會散了。我呆若木雞，大腦空白，在原地一動不動。人們從我身邊擦過，紛紛離開會場，誰也沒有注意到我的存在。還是孫寶珠有點人情味，帶著不好意思的神色走過來，和我搭訕：
「你不肯寫檢討，誰也木害著，就害了我」。他以委曲的音調說。
「大水電站反右，誰也沒害著，就害了我」。我以相同語調回答。
我們兩人都笑了，笑得很開心，笑得很真誠，一場偉大鬧劇告以結束。延續三個多月早、中、晚不停的熱鬧演出，只一人登臺表演，我即使有梅蘭芳的演藝也會倒人胃口。阿彌陀佛，終於麼鑼了，大家鬆了一口氣。孫寶珠不必再充當掌握會場這力所不及的角色，我磨起泡的嘴唇也該休息了，我們都有小學生放長假的歡喜，我們的笑聲發自肺腑，笑去緊張壓抑，笑來愉快輕鬆。會場開始打掃，貼在牆上的對聯「擺事實批謬論」，「講道理明是非」，橫披「以理服人」，全都扯下來，揉作一團丟在地上，任憑皮鞋布鞋氈統踏來踩去，踩得稀巴爛。這幾句美麗詞語算是倒了邪黴，一直在被人糟蹋著，踐踏著。孫寶珠和我都搞得筋疲力盡，都有被「害著了」的感覺，但被害著了的，也許不只我們兩個人，可能還有整個中華民族。
我的右派帽子正式戴上了，全國五十五萬隻腦袋也都套上了「箍」。取得「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的偉大勝利」，原來不過如此：廉價地派發右派帽而已。只是水準不太高，手法欠光明，陽謀非計謀，是無恥陷害。磨了幾個月的嘴巴，雖有些辛苦，也有所收穫，心中亮堂許多；熱熱鬧鬧地當了一場運動的主角，既緊張熱烈、激情鼓脹，也不乏幽默精彩、荒唐有趣。口水噴來噴去，終於明白了一個真理：命中注定，在劫難逃。
山坡羊･劃右
百花齊放繪錦繡，闡明缺點務必透。
言之無罪請把真情訴。
不開腔，悶葫蘆，
心裏一定咬牙切齒在詛咒。
目標鎖定管他開口或閉口。
開，也劃右；閉，也劃右。
階級鬥爭已過後，千年盛世鑼鼓奏。
知識份子不是臭老九。
亮心扉，莫擔憂，
請君入甕方顯兵法之高手。
不必猜想是耍陰謀或陽謀。
陰，也劃右，陽，也劃右。
風雷生氣言為首，精神振奮需大吼。
大鳴大放國家才有救。
話出喉，作楚囚，
神機妙算引蛇出洞有步驟。
真話假話都含蝮蛇牙毒素。
真，也劃右，假，也劃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