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曉明的畫作「哀囚」（圖片來源：以下皆來自《爭鳴雜誌》艾曉明提供）
【看中國2017年10月28日訊】有的人的一生是堪作榜樣的。翻開艾曉明的個人履歷，作為同齡人的筆者不能不感到羨慕。艾曉明是中國文革後的第一位文學女博士，退休前為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她所獲得的獎項，既有中國的「為了公共利益良知獎」、某年度「最有影響十大人物」之一，也有歐洲有名的人權獎——西蒙．波伏娃獎。
但艾曉明令我敬佩的，不在於她所擁有的這些學位、頭銜與獎項，而在於她以其獨立、骨氣、使命感、自由思想與批判精神，以其身體力行的生活方式，展現了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罕見的道德形象。
艾曉明
十幾年來，艾曉明涉足於公共政治，向人們訴說正義與真實。她手中所持的工具，從文筆到攝影機，再到今天畫圖的顏色。她義賣畫作救助受難者，讓我們看到，藝術家和公民運動的情感關聯，看到極權政治無法摧毀的人間友愛，這些不僅對個人重要，對追求民主與社會正義同樣深具意義。
只要有人呼喊，就不能說是絕境
在劉曉波獄中患病時，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劉曉波的命運與中國民主的絕境》。其大意是，劉曉波的命運令人沮喪地反映出中國民主運動的命運，它誕生於希望之中，卻被中國對異見的不寬容所碾碎。
中國的歷史似乎是按照最荒謬的戲劇情節設計的。早已是21世紀了，但當局的政治打壓卻越發嚴酷，就像奧威爾在《動物莊園》裡所說：「激烈的批評被消滅了，他們再來消滅溫和的批評，等到溫和的批評都沒有的時候，他們就消滅那些保持獨立不讚美的人了，……。」風刀霜劍嚴相逼，不少中國知識份子隱身了，不再充滿責任感地為社稷思考。
對艾曉明來說，繼續拍片已經很困難了，前路障礙重重。她形容自己的處境是「困獸」。「我覺得自己被年齡體力圍困，被政治壓力圍困，也被家庭的義務圍困。」在這三個因素中，政治壓力是最大的困擾和障礙。
異議知識份子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狹窄，但猶如困獸的艾曉明仍在縫隙中為人權發聲。她知道，發聲也許看不到效果，但沉默則是讓自己的良心承受更大的屈辱，讓中國陷入更大、更深的愚盲和野蠻之中。她為709律師發聲，為患病的劉曉波呼籲請願，……。就像法國思想家班達所指出的：「知識份子的規則是，當全世界在統治者面前屈服的時候，也應該正氣凜然地站立在那裡，用人類的良知與邪惡對峙。」
在一個令人恐懼的黑暗時期，只要還有像艾曉明一樣的中國人發出聲音，中國民主運動就不能說陷入了絕境。
信仰與社會抗爭的方式
記得我曾給艾曉明提出一個問題：你有宗教信仰嗎？我在你這十幾年的維權經歷中，看到你對這個世界的愛，以及你對女性，對每個個體的關懷。我想知道你的這種愛來自何處。
艾曉明回答說：「我有信仰，我要算一個非典型基督徒。我1999年在美國訪問研究時，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而受洗。基督的愛和犧牲精神是我內心的榜樣，只是我沒有實際參與到教會活動裡。」
西方哲學家漢娜．阿倫特的描述也許包括艾曉明這種狀態：「做義人就非得要有信仰不可嗎？…關鍵不是信仰，而是做。」基督教給她信靠和道德律令，使她理解與愛他人，對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
有多少種人生哲學，就有多少種社會抗爭的方式。追溯艾曉明所走過的道路，我看她一路的自我轉變。在2003年之前，艾曉明是大學中文系的一個教師，她的文學成果纍纍，既有長篇自傳體小說，有不少文學評論著作，還有一些譯作。從2003年介入「孫志剛案」和「黃靜案」起，艾曉明走出書齋進入公共生活。
2003年是艾曉明人生中的一個轉折點。在為孫志剛呼籲的同時，瞭解到湖南女教師黃靜非正常死亡一案，她開始拿起攝像機。2004年在胡傑的幫助下，她完成了記錄片《天堂花園》。後來，她獨自繼續往前走，在年過五十後學習操作攝像機和剪輯軟體。就如胡傑所說：「她從一個象牙之塔走出去，從女權主義問題，又發現法治問題、人權問題、民主問題，在這一路上奔跑，就是一路上往槍口上撞。」
中國公民維權運動的一些重要事件，成為艾曉明記錄片的主題。如2005年發生在廣東番禺的罷免村官事件《太石村》，2008年川震校難系列《我們的娃娃》、《公民調查》、《國家的敵人》等五部作品，2010年的烏坎事件《烏坎三日》，有關新公民運動的《新公民案審判》，還有近年完成的《夾邊溝祭事》。於此同時，她也是08憲章第一批聯署人。從2009年起，她被禁止出境，在去香港的海關被攔截。當局認為她出境後將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
戲稱不拍片，改行「玩顏色」
當歷史被歪曲被抹殺之時，尋找歷史變成一件危險的事情。撞了這個禁區，記錄片導演也變成「國家的敵人」。在雲數據監控和社區網格式管理、定點維穩的社會，獨立記錄片作家舉步維艱。艾曉明告訴我，她的一些記錄片戰友已經陸續離境或移民異國。艾未未、黃文海、何楊以及最近舉家避難德國的楊偉東，這些都曾是活躍在中國、富有創造力的記錄片導演。
在接到艾未未電話時，艾曉明曾問他：「你還回來嗎？」艾未未說：「不回了。」他說的八個字一直在艾曉明心裏盤旋：「沒有空間，浪費生命。」
艾曉明不斷地問自己：如果你注定死在中國，你在死定之前，是不是還在尋找空間，保持創造力？在中國，目前連微信群主都可能因涉足政治被治罪，發布群體事件消息的年輕人也被關進監獄；那麼，涉足政治歷史和公共事件的記錄片導演，你還能走多遠？更不必說，缺乏資金和助手團隊；也沒有空間公映作品；歷史研究怎麼做，還要不要繼續？
今年，她的歷史記錄長片《夾邊溝祭事》問世後，警察和校方多次施壓。在這種情況下，她戲稱從此不拍片，改行玩顏色了。我看到她不時在朋友圈裡晒畫。國畫筆法，風花雪月，表面上似乎在與殘酷政治無關。但畫如其人，艾曉明正是發揮了水墨的寫意精神，將風花雪月元素與個人的政治情懷關聯起來，從標題和立意，都投射出強烈個性。
她明碼標價，並宣布說所有收藏費全部捐贈義人。朋友們因此慷慨解囊，二千一幅的水墨不到半天就被收藏了。這些作品猶如愛心紐帶，將公民間的關愛傳遞到良心犯的家庭。
例如，著名網路作家王五四收藏一幅《雞年》，立意令人忍俊不禁。蘇州一位書法家收藏了艾曉明的墨荷，畫面題詩表達了作者的哀痛。《哀囚》是艾曉明有感於燕文薪律師對公民屠夫獄中情形的通報。得知劉曉波保外就醫，艾曉明畫了這幅《天堂鳥》，此畫為一家民間的藝術文件倉庫收藏，收藏費捐給了屠夫的家人。
將畫作義賣當作紀念品贈送，艾曉明說：「我不專業，畫是心意。一位藏家的話深得我心：我們收藏的是歷史的細節和人性的溫暖！有意私信，情義無價！」
在無畏者面前就有路
這些因義而生的斑斕水墨色彩，也溫暖了遙在北歐的我。我想起阿倫特的格言「經歷造人」，試圖認識造就艾曉明的時代背景，理解她為何會把記錄片當作「匕首」與「投槍」，思考為什麼她會比大多數體制內自由派學者走得更遠，其步伐更為堅定。
2015年維權律師王宇被抓、她的兒子包卓軒被禁出國，艾曉明在微信上公開說：「孩子你別怕，大姨我當年也是黑五類。你的世界注定寬廣，很多人都關心著你。」在《血統：一個黑五類子女的文革記憶》一書中，艾曉明曾講述過她家的遭遇。她的外公唐生智是國民黨陸軍上將，父親艾仁寬在文革時曾被打成右派。她書寫一家三代在文革中的經歷。展現了一幅荒唐、狂熱、殘酷的亂世鏡像。
我們那一代，很多人早年都有類似的「黑五類子女」經歷，但有些人不認為那種歷史還有什麼價值，當年被歧視被侮辱的記憶，早已讓位於實用主義者的功利算計。與之不同的是，艾曉明一直在記錄和思考那一段血淚交織的心靈史。
在抗爭的路上，艾曉明比前輩知識份子走得更遠。今年春，艾曉明當年北師大的恩師兼師兄王富仁先生過世，錢理群先生在回憶王富仁的文章中，講到王富仁曾在他承受壓力時反覆告誡他：「你不要再說話了。」懷念恩師，艾曉明和朋友們討論師長的未竟之志。不要再說話——這是相濡以沫的兄弟情誼，但不能把它作為知識份子的道德態度。她寫道：
「我尊敬的師長，最遠就只能走到這兒了。可是，不能走得更遠嗎？他們的止步之處，便是留給我輩的挑戰。作為現代知識份子，總不能把這句話再作為遺囑。……當你沒有恐懼，他們就恐懼了！可見，在同一個時代，總還是有大勇者，他們把抗爭倫理的標桿扛住了！繼承師兄的學術思想，並從新的鬥士那裡汲取勇氣吧！」
艾曉明說，在她現在這個年齡，常常會想起一段話，那是魯迅翻譯的《與幼小者》的結尾：「幼小者阿，將不幸而又幸福的你們的父母的祝福帶在胸中，上人生的行旅去。前途是遼遠的，而且也昏暗。但是不要怕。在無畏者的面前就有路。去罷，奮然的，幼小者呵。」
從年輕一代的抗爭看到希望
在荒謬昏暗的現實裡，艾曉明的心情有時也會陷入灰暗迷茫。作為曾經的體制內知識份子，她之前一路走來的維權，被我視為「改良」之路，即沒有政治要求，只在中國現行法律下要求法定權利得到保障。與很多自由派人士一樣，艾曉明曾相信改良漸進會「水滴石穿」。後來她發現，自己連石頭在哪都不知道，何談穿透。
原本體制內的她，居然就偏向了「口炮黨」的觀點。近年來，在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中，所謂口炮黨和改良漸進派的爭論不斷發生。所謂「推特口炮黨」的，原指一群光說不練的人，結果有變革派人士以此自稱，使之具有了正面意味。學者莫之許曾總結口炮黨與改良派的分歧，說：「改良公知不承認政治反對之於漸進轉型的必要，而口炮也不承認社會發育之於變革的必要。」
而長期觀察維權運動的艾曉明，則是現實經驗中發現：只改良而不終結專制，僅僅呼喚當局寬鬆開明一些，要實現民主只是「虛假希望」。例如，她曾介入過「孫志剛案」，看到當局在結束了收容遣送之後，黑監獄很快死灰復燃。她曾用鏡頭記錄的烏坎村，後來被當局秋後算賬。據莫之許說，近來隨著當局的打壓力度增大，改良公知變得消沉，也不再抱著心理期待對「改良」進行合理化論證了。
不管是口炮黨還是改良派，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下都面臨考驗和挑戰。那麼，艾曉明到哪裡去尋找超越困境的精神力量呢？她覺得希望在年輕一代。她因此支持女權行動派，支持性少數平等權利運動以及年輕人發起的社會活動。
近日，艾曉明推薦了甄春燕的《甄江華印象》一文，年輕的維權人士甑江華目前已被拘留，尚未見到律師。他的姐姐春燕記述了姐弟倆在底層社會跌跌碰碰的成長。艾曉明說：「因為這樣的年輕人存在著，他們能夠表達自己經驗的真實，他們忠於自己的內心去生活，這就是極權所無能馴服者。」
這位本可安閑享受退休生活的女教授，由於其價值選擇和批判立場而走出學院，走進底層真實的生活，去維護那些面容哀傷的人們：失去女兒的母親，患愛滋病的村民，震災受難的孩子，被打成右派的老人，繫獄的囚徒……。以實際行動和人格操守來完善自我，她也獲得了命運的垂青。她的人生，如同她生動畫筆下的花卉一樣綻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