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對《紅樓夢》非常痴迷（維基百科）
【看中國2017年11月19日訊】主持人：你好，觀眾朋友，這裡是自由亞洲電臺的觀點節目，我是主持人唐琪薇。在華語文壇，白先勇的地位毋庸多言。旅美學人夏志清教授曾這樣評價道：「五四以來，在藝術成就上能夠和白先勇匹敵的，從魯迅到張愛玲，僅有五六人而已。」不過，在三十歲之後，寫小說已經不再是白先勇的人生主軸。除了傾半生之力教授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外，從2004年開始，白先勇更以文化大使的身份，在海內外積極推廣青春版的昆曲《牡丹亭》。白先勇說，他希望以這兩個中華文化經典為支柱，在21世紀興起一場屬於中華民族的文藝復興。那麼，白先勇所指的文藝復興，究竟是一場怎樣的文藝復興？在海峽兩岸政治格局持續影響文化走向的今天，白先勇的努力又得到了什麼樣的反響？帶著這些疑問，前不久我特意拜訪了在紐約短暫停留的白先勇先生，請他來和我們談一談他的觀點。
記者：白老師，謝謝您接受訪問，我真的是感到非常榮幸。您不但是一位著名的小說家，更是一名大學教授。而且，這幾十年，您只教一部書，就是《紅樓夢》。我首先想請教下，為什麼您對《紅樓夢》這麼著迷呢？
白先勇：我《紅樓夢》可以說看了一輩子，從小就開始看《紅樓夢》，所以對這本書比較熟。但是我也覺得《紅樓夢》真是一本天書，它裡面有講不完的玄機。
記者：我知道您剛剛出版了《白先勇細說紅樓夢》，我很好奇您這本《白先勇細說紅樓夢》裡，有哪些解這本天書的秘笈呢？
白先勇：中國最重要的三種哲學：儒家、佛家、道家，《紅樓夢》以文學、戲劇的手法，把這種形而上的玄學、玄思，具體地表現出來。用最動人的美麗故事，用最鮮活的人物把這三種抽象的玄思、哲學思想表現出來。
記者：《紅樓夢》這裡面講述的儒、釋、道，對我們今天的讀者來說有哪些意義呢？今天的讀者再讀這本書，有哪些意義？
白先勇：我想意義還是（很大）。人生、我們中華民族整個來說，還是避不了這三種哲學的基本做人方式和對人生的看法。我講一個例子好了，比如說，寶玉和賈政兩父子的關係，經常衝突。
記者：對，衝突得很厲害。
白先勇：那也就是儒家「經世濟民」的入世思想，以賈政為代表，和寶玉——寶玉他是佛道之間，他看人生好像鏡花水月，是浮生若夢，這種佛道的出世思想，他是不守任何儒家俗世規範的這麼一個人。等於說是這兩種哲學的衝擊。
《紅樓夢》是白先勇永遠的文化鄉愁。1965年，在愛荷華大學取得藝術創作碩士學位後，白先勇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了近30年的《紅樓夢》。2014年，他應邀回母校臺灣大學授課，這套最新出版的《白先勇細說紅樓夢》，就是當時的教學講義，也是白先勇以一個小說家的視角，一生研讀紅樓的心得。
記者：您選擇了一個非常特別的時機，在臺灣的年輕人比較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時候，在台大教授了這樣一門可以說是最傳統、深奧的中國文學課。我看到在您開課講《紅樓夢》的隔天，臺灣就發生了「太陽花學運」。我很好奇當時是怎麼樣一個情況呢？您在上《紅樓夢》，這邊學生們要去參加太陽花學運。您有沒有擔心學生們會不來聽《紅樓夢》？
白先勇：我本來想學生都跑去參加學運去了。但是沒有，學生沒走！都來聽課的。我在想，所謂「去中國化」、「反對傳統」，那只是一時政治的風向，我覺得那都是暫時的。很重要的是，我們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傳統文學上的滋養、文化上的滋養是根本之際。
記者：您覺得是少數？
白先勇：那些人會講的，有些人網上面寫（「去中國化」、「反對傳統」的文章），但是還有很多沉默的多數的，你看到是表面的現象。
記者：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現在有很多臺灣年輕人他們是希望「去中國化」，希望臺灣獨立，是不是？
白先勇：那是政治上的，臺灣獨立那是政治上的。
記者：您說過不管是您這一代，還是臺灣現在這代年輕人，其實他們身上都是有中華文化的DNA，對吧？但是我們不可否認的是臺灣這代年輕人，跟您這代相比，他們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在認同上的確是有了很多的困惑。您覺得困惑的原因是什麼？
白先勇：我在想還是教育，還是教育。我們那時候，臺灣的課程很注重傳統文化。比如說我中學的課本，文言文我們好多都要背的，連《史記》都要背的。像1960年代，中國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那個教訓我們應該吸取。文化大革命把中國傳統文化顛覆了，臺灣應該吸取教訓。我想說，你要把中學課本裡「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去掉，你拿什麼文章來取代「唐宋八大家」的那些文章？現代有什麼人比他們寫的更好的？
白先勇認為，「五四」以來，中國為了救亡圖存，全面倡導西式教育，以至於中國傳統日漸式微，中國文化在世界上幾乎沒有發言權。時至今日，中華民族自我救贖的方式，應該是重回傳統、發起一場新的文藝復興。
記者：您提出一個文化上的解決方法，對臺灣目前的問題，就是以臺灣為軸心發起一場新的文藝復興。您所指的文藝復興是怎樣一種文藝復興？和之前歐洲的文藝復興相比有什麼同異？
白先勇：我希望的文藝復興不光是臺灣，我覺得是全華人世界。當然這也是我個人的一個願望，我想我們整個民族內心底層都有一種對我們自己文化的企望。20世紀內憂外患太多，太多的戰爭革命、動盪不安，不利於文化建設。現在我們21世紀，經濟起來了、整個社會穩定了，下一步應該是文化建設。歐洲他們也是啊，經過了好幾個世紀的黑暗時期，14到16世紀。我舉出了《紅樓夢》和《牡丹亭》，這兩個就是中國文化上的標桿。一個是戲劇中的最高標準《牡丹亭》，《紅樓夢》是指小說最高的一個標桿，這兩個。我想在歐洲也是啊，他們的文藝復興時，莎士比亞的戲劇，也是由這些起來的。
記者：所以其實您的意思是不光是臺灣、您是希望臺灣大陸一起、共同……
白先勇：一起，整個。
記者：我們現在不得不承認，中國大陸經濟確實是騰飛了很多，但是相較於臺灣而言，中國大陸的文化還是為政治所用。您覺得在這樣一個大環境當中，如何來發起您所倡導的這樣一種新的文藝復興呢？
白先勇：這個的確是一個問題。在臺灣因為創作上有絕對的自由，所以臺灣有這個優勢。中國大陸現在因為有政治的關係，有些禁忌。不過我在看，大陸它有個趨向，它（開始）回頭來恢復傳統文化教育了。小學就開始念詩詞了，書法也回來了。《紅樓夢》被北京高校指定為考試經典，指定大學要考《紅樓夢》。這東西，我想慢慢的傳統的根基有了以後，會影響他們的創作。即使在這種條條框框的架構之下，慢慢地還有一些可能會起來。像歐洲的文藝復興，他們那時候政治上也沒有多大自由的。
記者：所以您是希望先從民間的這股力量做起。
白先勇：對啊。
記者：那這麼多年，您一直在像唐吉珂德一樣非常理想主義地在做這些事情。
白先勇：對，唐吉珂德。
記者：我知道您得到了很多支持，那有沒有碰到一些困難呢？
白先勇：困難多得很，困難很多很多。
記者：什麼呢？
白先勇：你想我剛到中國大陸推行這個（青春版《牡丹亭》），人生地不熟，他們裡面的規矩我也不懂。你還需要經濟上財務上的支持，我又沒有什麼特別的基金來支持。這十幾年，我投進去不少錢，因為我很多是公益性的演出。還有，不光是錢的問題，你要去演的話，要成功地演出一場。你想想我們三天的大戲，有九個小時，九個小時的大戲。比如說在北大吧，北大那個劇場，兩千多人的座位，你三天要六千多人去看，我們現在演出下來，三百多場，幾乎90％是滿場的。
記者：那您覺得這是因為人家真的很愛昆曲呢，還是說他們很愛您呢？
白先勇：對昆曲好奇，對我也好奇，我想。咦，白先勇寫作的，怎麼去弄昆曲了？試試看，一看看了迷上了。我很高興一點就是我做了這十幾年的青春版「牡丹亭」，影響了那麼多人，北大的學生去看青春版《牡丹亭》，看完以後就狂熱。我覺得只要有心去做，讓現在的年輕人接觸到傳統的、美的東西，感動、情動，（傳統文化）有這個希望起來的。英國的文藝復興很多時候也靠戲劇啊。
作為文化使者的白先勇，奔波於世界各地，八十高齡依舊充滿朝氣、興致勃勃；而作為小說家的白先勇，卻完全是另外一副光景——還在20歲上下的年紀，他筆下的故事就總是離亂而蒼涼、沒落而憂傷。1960年，22歲的白先勇和台大幾個志趣相投的同學創辦了《現代文學》雜誌——他最著名的中篇小說之一《玉卿嫂》，就登載在3月出版的第一期《現代文學》上。
記者：您和我們談談當年您上大學時創辦的《現代文學》吧，我覺得特別有意思。
白先勇：那時候政治也蠻高壓的，而且社會也很保守。但是我覺得文學好像是我們的一扇天窗，可以看到外面。那時候雖然是這樣子，我覺得好像沙漠裡還可以長出仙人掌來。在有限的自由、有限的空間，還是可以……臺灣，當時。
記者：當時是在戒嚴時期是吧？
白先勇：戒嚴時期。
記者：當時是怎樣一個環境？我很好奇，因為您也說過，你們辦這個雜誌一直堅持文學的獨立性，完全沒有政治立場。在當時這樣一個環境當中，你們是如何保持文學的獨立性的呢？
白先勇：那可以的，政府也管不到你，只要你不是直接批評政府、直接批評政治它也不管你的。當時還有有限的空間，有限的自由。比如說我們介紹西方的東西，那時候的新聞局或者警備總部，他們也查的，也看得。看看介紹什麼卡夫卡什麼的，他們也不懂。
記者：覺得也沒什麼。
白先勇：所以也就算了。還好那時候國民黨對文藝沒那麼注重，沒有像共產黨好像對文藝非常……要為政治服務……我的看法是，政治常常影響文學，但文學一定要獨立於政治，不能讓政治操縱的。讓政治操縱的文學說的一定不是真話，是政策。
記者：說到這兒白老師我一直想問您，我算是您非常忠實的讀者，從《臺北人》、《紐約客》到《孽子》，我看了覺得非常著迷。我們很期待您會不會再回到（寫小說）……
白先勇：我也零星地寫一些，像「紐約客」我也寫了幾篇關於紐約的故事。我心裏一直想要（再寫），因為（教授《紅樓夢》、推廣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佔了我不少時間，我一直想要（再寫）。寫小說還是我的第一個，我的最愛。法國的「解放報」問我，為什麼要寫作？我說，我寫作是希望把人類心靈中無言的痛楚轉換成文字。我覺得那個是作家能做的事情，人類最沉痛的（情感）。每個人都有傷痛，我想把那些東西寫出來。
記者：您覺得如果所有的條件都成熟了，我們的中華文化真的有機會進入一個像您說的「新的文藝復興」，在您的理想世界中，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局面？您能否在這邊讓我們分享一下，讓我們神往一番？
白先勇：我想我們有自己幾千年獨特的文化，在19、20世紀我們文化上的發言權都沒有了。
記者：對
白先勇：全是西方他們說了算。像軍事、經濟、政治這種（強大了），那個並不一定在文化上有發言權，如果你沒有很好的文化上的作品。我想英國人雖然到今天沒落下去了，但是他們有莎士比亞的戲劇（他們就很自傲）。我們有（很好的文化作品）的呀！
記者：就是很可惜，沒有……
白先勇：沒有好好地去把它維護回來、恢復回來。（應該想辦法）把它怎麼樣重新恢復，重新詮釋。
記者：您作為一個在長年來海峽兩岸擔任文化橋樑的重要人物，您對目前海峽兩岸的局勢有什麼樣的觀察和領悟？您覺得有什麼解決之道呢。
白先勇：這個是政治問題了。（解決之道），政治人物都沒有那麼大的辦法，我也沒有辦法。
記者：所以您是從您能做的，作為一個文化大使，從這個文藝復興開始做起。
白先勇：我覺得很重要的還是：不管哪裡的華人，重新省視我們的文化、重新來復興文化，這是當務之急。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明代文人湯顯祖在《牡丹亭》題記裡的這一句感嘆，恐怕也可以詮釋白先勇對中國文化的這番深情。為了這份執念，白先勇變賣了在臺灣的舊宅，費盡心力打造了青春版的昆曲《牡丹亭》。這部劇自2004年上演至今，在海內外的大學校園內圈得無數戲迷。而白先生在大陸、臺灣開設的有關《牡丹亭》和《紅樓夢》的傳統文化課，聽講者更是趨之若鶩。白先生說，文化的交流，才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最好媒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