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北京，還是逃離中國？（圖片來源：網路）
【看中國2017年11月29日訊】1983年第一次到北京，出了火車站，不知道東西南北，夜幕下，找了多家地下室旅館，都是客滿，4個小夥子依然回到北京站前，背靠一棵大樹，美美地睡到天亮，沒有被人驅趕，也沒有遭遇搶劫，記憶中那時候的北京，感覺很溫暖，也己經很遙遠。
當我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到北京打拼的時候，北京街頭跑得最歡的還是「面的」，那時候的北京沒有霧霾，空氣中聞不到焦油味，藍天白雲還是常態，那時候的北京遠離城市的繁華，入夜之後甚至找不到娛樂消遣的去處，除了權力和神秘，那時候的北京對外地人並沒有什麼吸引力。
那時候的北京，房地產市場還是一片空白，無論是外銷樓盤還是商品房都很少人問津，高品質的寫字樓更是寥寥無幾，市民和官員都靠排隊分房，服務業，除了一些涉外酒店，更多的是機關單位開辦的招待所，還有按時開門關門的餐館和熱鬧噪雜的農貿集市。
一晃二十多年過去了，房地產早己成為北京的支柱產業，北京到處拆得面目全非，高檔寫字樓住宅樓遍地開花，北京的道路越修越多越修越寬，北京的擁堵卻也越來越嚴重，空氣污染汽車尾氣塵土污染連同人心的污染，讓這個城市瀰漫在深重的霧霾之中，飆升的房價，足以讓那些打拼者絕望！如果單純從宜居的角度來說，北京不再是一個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
外地人遭遇到的不公和歧視越來越明顯，儘管城市的主人也曾是外地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外地人每年都要領一張暫住證，即使是在北京有房有車有家，也只能尷尬地暫住著，享受不到市民所享受的任何好處。如今暫住證被門坎更高的居住證所取代，而附加了很多條件的居住證，仍然不能等同於本土市民，拿居住證的外地人依然還是這個城市的看客或過客。
幾年前，還有媒體關注因為住不起群租房住不起地下室，而長期蝸居在污水橫流的地下井底的打工者。有好奇的記者探訪北京麗都附近十多處地下井洞，發現在平均不足6平米的「蝸居」井下，群居者堆置著各類生活用品，吃剩的饅頭、用過的被褥、衣服、蠟燭、球鞋、雨傘等等。
蝸居在井下的男女老少中，年齡最大的70多歲了，最小的還只有4歲，靠撿垃圾為生的老太太全友芝66歲了，在這個熱井底下「蝸居」了近20年。20年是個什麼概念？一個人長期生活在幽暗污濁的井下，這樣的場景與長安大街的光鮮時尚形成了多麼大的反差！
53歲的王秀清來自河北灤平，年輕時與懷柔長哨營鄉遙嶺村的妻子彭女士認識，共養育有三個兒女，都在懷柔讀中學。由於當年未領結婚證，又加上超生，三個孩子成「黑戶」十幾年了，為了躲避村裡罰款，10多年前，王秀清離開懷柔，來到麗都廣場附近給人洗車，為省去每月數百元的租房錢，他加入了井底蝸居的行列。
每天凌晨3點，王秀清從井下爬出來，拿著抹布和水桶，來到路邊給早上交接班的出租車洗車，「每天能洗10輛車左右，每天能掙百元上下，每個月掙2000多元，要供養孩子上學又要幫他們上戶口，這些錢遠遠不夠。」王秀清對記者說。
王秀清曾向出租車司機、環衛工人共借了7萬元，並備有專門的賬本記賬，一有閑錢就還給別人，「有了他們的幫助，終於把結婚證和孩子的戶口都給補辦了，多年沉積的負擔減輕了許多。」
環衛工小李自己經濟狀況雖然也不好，卻借錢給王秀清3萬元，「他跟其他流浪漢不一樣，王秀清為了供養三個兒女上學，每天起早貪黑靠雙手勞動賺錢，這種有擔當的人值得去幫他，人都有艱難的時候。」
每天早上幹完活，王秀清會花5元為自己準備豐盛的早餐，午餐會去吃工地賣剩的盒飯，晚上吃2元錢的燒餅。到了晚上，他就回到井底，用蠟燭點亮這個小小的空間，看著自己不能伸直的右胳膊和已磨破皮、長滿凍瘡的雙手，王秀清感嘆自己這行做不了多長時間，「冬天一直用涼水洗車，時間久了，手上的毛病也多了。」
對王秀清來說，他也有一個難以啟齒的中國夢！他希望靠自已的勤勞，靠自已的節儉，靠蝸居井下，供養幾個孩子上學讀書，讓孩子們有個沒有遺憾的人生。後來蝸居的井蓋被封死了，洗車的工作也丟了，我不知道王秀清的那個夢想是否己經實現？
電影《柏林的女人》中有一句的精彩對白：「到時候，我們都不再是人，而是人口，就是能帶來經濟增長的那種，而且是計畫經濟下的人口……」任何一個城市，一定有低收入人群的聚居區。但這些聚居區並不等同於髒亂差、不安全。居住在此的人，有著平等的權利，要求城市的管理者匹配相應的公共服務，提供宜居、安全的生活環境。
逃離或許是一代人不得不面臨的選擇，然而逃到哪裡去呢？許多朋友和熟人選擇移民，去了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甚至是歐洲小國，選擇逃離在中國歷史上反覆出現過，南方的香港曾經是大劫難時期許多人的避難所，可是如今逃到香港早己沒有意義，香港正在改變，變成一個類似於深圳的城市。
30多年前深圳市羅湖區一家港資大酒店開業，慶典開頭很尋常，到了主人致辭的時候，情況發生了變化。站在台上的董事長，在念了一半歡迎詞後，捧著演講稿嚎啕大哭。台下一片寂靜，人們望著這個失態的董事長。
他稍微冷靜了一下，突然用腳蹬了蹬鋪著嶄新紅地毯的地面，哽嚥著說：「我的父親……20多年前，就在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背著我，已經快到河邊了，一顆子彈打來……」
當年對偷渡者的打擊異常嚴厲，凡是沒有合法手續前往香港，都被視為「叛國投敵」，抓到就會有牢獄之災。而邊防部隊遇到不聽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隨時開槍，許多偷渡者被打死在灘塗上和樹林裡。
這種風險極大的逃港潮，還催生了一個職業——「拉屍行」。鼎盛時期，深圳活躍著200多個「拉屍佬」。上世紀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經規定，「拉屍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屍體，就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媒體曾採訪過一個當年的「拉屍佬」，這個老人說，最多的一天，他從公社領到了750元。
有人做過統計，在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包括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期貨教父」劉夢熊等人。不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樂壇教父」羅文、「金牌編劇」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都是逃港大軍中的一員。
有不少人打算從城裡回到故鄉，對於外地人來說，故鄉在每個人心中，都有著一種難以割捨的情愫。然而，幾乎每個人的故鄉都己淪陷，老一代漸漸老去，新一代不再回來，每個人的故鄉注定沒有未來。一位知名的教授曾在許多鄉村行走，對鄉村的現狀憂心重重：鄉村的衰敗實際上從「建國」之初就開始了，當大規模消滅了鄉紳（地主），也就切斷了沿襲千年的文化傳承和道德倫理傳承。
千百年來，無論是在外做官還是江湖行走，許多人到了晚年，都會回到自己的本鄉本土，許多科場失利、無意於仕途的讀書人，也會回歸田野，尋求陶淵明式的桃源夢，他們或教書育人，或從事鄉村建設，對於鄉村道德文化發展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們或見多識廣博學多才，或德高望重誠信義氣，或主持正義辦事公平，對村民潛移默化的影響，遠遠勝過後來暴風驟雨般的運動乃至激進的口號說教。
這幾天，我恍惚中想起安徒生童話中那個賣火柴的小女孩，天冷極了，下著雪，又快黑了。在這又冷又黑的晚上，一個光著頭赤著腳的小女孩在街上走著。可憐的小女孩又冷又餓，哆哆嗦嗦地向前走。她在一座房子的牆角裡坐下來，蜷著腿縮成一團。她覺得更冷了。她不敢回家，因為她沒賣掉一根火柴，沒掙到一個錢，爸爸一定會打她的。再說，家裡跟街上一樣冷。他們頭上只有個房頂，雖然最大的裂縫已經用草和破布堵住了，風還是可以灌進來。
賣火柴的小女孩好歹還有個家，如果連家都沒有了，又冷又餓的小女孩該到哪裡去？在繁榮包裹的「盛世」，或許這是杞人憂天自己嚇唬自己的臆想，但願沒有這種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