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7年12月7日訊】10年前，網民「麥子熟了」發表了一篇文章《美國生活挽救了我們婚姻：一對上海海歸夫妻美國的六年生活》。日前，該文章又在海外中文網站上熱傳，引來不少華人網友圍觀。
作者「麥子熟了」在文中介紹說，她嫁給丈夫楚銘的時候，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這是天作之合。她畢業於上海交大，隨後進入上海一家公司的市場部工作，主攻集團大單業務。而其丈夫是復旦的高材生，本來他在大四那年就以高分獲得了託福和GRE的PASS，但是因為他的父親突發心臟病去世，他不得不暫停出國的原計畫，留在上海工作處理父親的後事以及陪伴悲痛的母親。
隨後他們距離慢慢拉近，由戀人到了婚姻。他們一起貸款在虹口區買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當房子裝修完畢後，兩人領取了結婚證。但不久後，兩人的感情卻面臨了很大的挑戰，一度幾近破裂。
「麥子熟了」寫道：新婚的熱情過後，我們回到了正常的工作生活狀態，每天早上7點準時起床，他坐公汽轉地鐵到莘莊搭乘公司的通勤車，我到南京西路文華大廈等我單位的通勤車，到了單位便是昏天黑地的8小時忙碌。
拜上海的擁擠交通所賜，我倆回到家的時候多半都是華燈已上了，於是一起在附近的永和、振鼎雞甚至麥當勞胡亂吃上一頓當是晚餐。
回到家洗完澡大概已經在10點以後了，說不上兩句話便都倒頭睡去。到了週末，一起睡個懶覺、然後處理一下堆積一週的家務，渾渾噩噩中兩天時間似乎溜得飛快，接著就又是星期一了。
結婚半年後，我們就再也找不到婚姻的興奮點了：每個月的薪水除了還貸和存下1萬元外，我倆還能各自捏著幾千塊錢零花，可是，我們一點都不快樂——我們有錢，但彼此都不需要對方的錢；我們有家，但120平米的房子就像一個臨時旅館……
對於那種生活，楚銘的不滿並不比我少，終於，在一個週末為了家務的分配問題，我倆爆發了婚後的第一次戰爭，不過，我倆誰也佔不了上風。
因為我們誰也不能證明自己為這個家做的事情比對方多：我倆收入持平、上下班時間一致、工作強度類似……最後，我只能恨恨地嘆一口氣——這該死的般配！
夫妻吵架這種事情就和燈泡壞掉一樣，只要有第一次，就不愁第二次，我倆的爭吵頻率很快從幾個月一次發展到每月一吵再到每週一鬧，到了後來，我倆見面的時候臉都臭臭的，誰都不願意先和對方打個招呼。
我悲哀地想，或許，我倆的婚姻到頭了。
就在日子不知道該如何繼續的時候，楚銘和我好好談了一次，他說他也覺得我們的婚姻出了問題，他決定去考託福，打算去美國留學。
他說我們可以選擇馬上離婚，也可以考慮利用他留學的時間先暫時分開一段時間給對方獨處的冷靜時間，如果覺得這段婚姻真的沒有存在價值的話再離婚。
我們選擇了後者——因為我們都找不出一個恨不得馬上離開對方的理由。
隨後，楚銘在託福中考出了618的高分，他開始向美國的各大高校寄出自己的獎學金申請，當位於伊利諾伊州的西北大學工商企業管理專業的錄取通知書遙遙而來的時候，我倆的日子驀然就要變得以天以小時來計算了。
出國前的日子裡，楚銘辦理了辭職在家準備，也就在那時，我充分領略到了他的溫情：
每天早上，我會在早餐的香味裡醒來，洗漱完畢後桌上是一碗熱氣騰騰的泡飯加上4個小味碟的各種小菜；吃完早飯，楚銘會送我去文華大廈陪我等通勤車，等我上車了再向我揮揮手，目送車子遠去。
白天我在辦公室忙碌的時候，會收到他的電話或簡訊，或者問我晚上想吃什麼，或者告訴我他在街上找到了我很久以前就想要的一個小玩意；下班的時候，他又早已在通勤車停靠點等著我了。
回到家裡，乾淨得一塵不染，簡單而可口的晚飯已經在餐桌上擺得整整齊齊；等到週末的時候，他會有耐心地推醒我，陪我去逛街、在外面吃飯……
這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只是，我有些傷感，為何總要到了分離的時候才懂得珍惜。
當楚銘終於去了美國以後，驀然冷清下來的生活讓我覺得寂寞而空虛，我甚至找不到一點能夠讓自己開心的理由——原來我還是離不開他的——這是我對我們婚姻最後的結論。
中國夫妻，網路配圖。（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於是，我決定去美國陪讀。
對於我的這個決定，楚銘表現出了出乎意外的驚喜和支持，不過，他也委婉向我透露：美國的生活不像我們以前想像的那麼美好。
3個月後，楚銘給我發來了齊全的證明材料，我很快獲准簽證，開始了我的美國陪讀生涯。
與我的陪讀生涯攜手而來的，是窘迫的生活：我們在上海購房的時候向工商銀行申請了30萬貸款，沒有來美國前，我倆的月薪加起來大概2萬5的樣子，我倆是那種不喜歡欠債的人。
因此，我們選擇的是無定額還款，手裡有了錢就全部還給了銀行。當我們來美國時，還有18萬的貸款在虎視眈眈。
為了保有那份房產，我在出國前在銀行辦理了異國聯程賬戶，我們每個月必須在伊利諾伊州的達菲爾德花旗銀行存入兩百美金作為上海房子的分期付款。
因為我的到來，楚銘搬出了免費的學生宿舍，在校外租了房子。說是房子，不如說是岩洞，多山的達菲爾德的建築都是依山而建，有錢人的別墅便顯得格外氣勢雄渾。
而窮人便只有偷懶節約建材，在山體上往內挖掘推進，將堅實的花崗岩作為自家的免費牆壁——我們租到的，便是這樣一間在山體上挖出來的房子——整間房子只有一扇大門在外面，其餘的部分就全部在山體內部，像個防空洞一樣。
第一晚在這裡入眠的時候，我情不自禁就想到了自己在上海的家，想念家裡的高床軟枕和空調——只是，當初整天和楚銘嘔氣，壓根沒有意識到那時已經在一種非常幸福的狀態。
楚銘每週有10小時的合法打工時間，於是他在一家墨西哥餐廳打工，時薪是15美元，一個月大概600美元的收入，加上小費能夠拿到800美元的樣子——還上海房款200美元、達菲爾德的房屋租金300美元。
我倆真正能夠動用的，只是拮据的300美元而已——哪怕在上海，這折算成2500人民幣的生活費也是以往大手大腳習慣了的我們週末出去購物的一點零花錢而已。
而今，我這個家庭主婦必須用這筆在國內作為零花錢的小錢在美國保證兩個人的所有開支，我覺得這真是對我經濟能力的莫大挑戰。
最大的開支便是吃，以前在國內，我幾乎是十指不沾陽春水，到了美國，我們的那點錢還不夠去餐廳吃兩頓飯的，結婚一年多以後，我開始正兒八經地學習做飯。
由於我們的房子見不到陽光，為了預防風濕病和皮膚病，我們盡量地多換衣服和被褥，每天早上楚銘去學校上課以後，我要在第一時間把昨晚換下的衣服扔進洗衣機，然後把床上的墊褥被子全部抱到門外的草坪上攤開，然後撿一根小樹枝拍拍打打，防止內褥因為潮濕凝結成團。
這裡的居民都習慣用乾衣機，取出來只要在家裡稍微晾一下就行了，可我們沒有乾衣機，超市裡面最便宜的乾衣機要300美元一臺。
於是我用了最傳統的干衣辦法——伊利諾伊有的是最燦爛的陽光和乾燥的空氣，我在門口釘一枚釘子，拉上繩子，另一頭繫在幾米開外的郵筒上，衣服就可以在陽光下隨風起舞了。
我記得當我第一次把衣服成功晾好的時候，我手腳忙碌著，嘴裡卻不由自主地哼起了歌，等我意識到自己的開心時，一首歌已經都唱完了。
可是，儘管我努力開源節流，第一個月下來，我們仍然出現了赤字。我在一張紙上面劃來劃去，決定從下個月開始，在家做便當給楚銘當午餐。
楚銘平時的午餐都在學校吃，學校餐廳最便宜的套餐也要2塊錢，一個月下來是60塊，這要花掉我倆生活費的20%，我要把這筆錢省出來。
於是我每天早上做早餐的時候順便就把中飯也做了，然後給楚銘裝在飯盒裡讓他帶走，在這下廚的日子裡，我的廚藝也算是大有長進。三天後的下午，楚銘一回家就催我快開飯，說他快要餓死了。
我疑惑地問他是不是便當不夠吃，他說有個中國籍同學看中了他的便當，非要花5塊錢買去，說要嚐嚐久違的中國菜的味道，他就把便當賣給同學，自己沒吃午飯。
楚銘的話一下提醒了我，在西北大學，有為數不少的中國留學生，其中的很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樣手頭並不寬裕，美國的中餐廳貴得嚇死人，遠不是他們能問津的，或許，這批中國留學生身上蘊藏著適合我的商機。
在楚銘的試探和問詢下，那些留學生果然都很願意花5塊錢享受一個正宗的中國便當。
於是，我不掛牌的中國餐廳在那個小小的岩洞廚房裡悄然開張了。
以前，因為只有兩個人吃飯，我多半在社區的小超市買菜，儘管貴一點，但是可以只買很少的份量，避免浪費和扔在冰箱裡營養流失。
如今，找楚銘報名購買便當的人數一下超過了30，我就必須節約成本了。離家8公里以外的河邊有早市，會有本地的菜農去那裡售賣自家田地出產的新鮮蔬菜，有時還有未經冷凍的新鮮肉類。
我買了一輛二手自行車，每天7點準時出門去早市一家家比較，買最便宜的原材料。
回到家時多半已經是9點以後了，我洗好衣服晒好被子，就要開始準備午餐了，三十多個便當全部就緒，大概已經是11點以後，接著我得把這些便當全部裝進自行車的車簍裡面，送到西北大學去交給楚銘，由他給同學分發。
那個月底是我和楚銘到美國後第一次去外面吃飯——我們在他打工的墨西哥餐廳吃了玉米麵餅、玉米濃湯、仙人掌布丁，還一人喝了一杯龍舌蘭酒。
因為，那個月我賣便當賺了2000美金——整整2000美金。
當楚銘碩士畢業的時候，我們在美國的存款已經積累到了3萬美元，我們還提前還清了上海住房的全部貸款，我們也搬了家，搬到了一處四面都有窗戶的獨門小院，月租金1000美元。
美國的出租房分兩種：有傢俱和沒傢俱。後者往往較便宜，我們自然還是選的後者，傢俱是我倆撿來的和在"Yardsale"買來的(美國人搬遷頻繁，所以常常會自家後院或車庫低價出售不願帶走的舊傢俱及用品)。
還算幸運，我們花了45美元就買到全套的大餐桌及餐椅、沙發、寫字臺、床、床頭櫃等。然後，我倆去社區的垃圾站撿了一條寬條凳，買塊臺布一搭，成了電視櫃；撿塊木板往紙箱上一擱，成了小燈櫃。
我還從外面拾回別人扔掉的花盆，種上路邊找回來的蘭草和常青籐，我們就算是正式有了自己的第二個"家"了。
楚銘決定繼續讀博士，他建議早已通過語言關的我嘗試也一起讀書，我們已經有了一定的積蓄，他說也是我該換個生活方式的時候了。
經過楚銘的推薦和我的筆試，我成為了西北大學法學碩士班的一名新生。
家裡的經濟狀況並沒有因為我的讀書而受到影響，楚銘跟著他的導師接下了州政府的一項研究活動，每個月固定能有1500美元的政府津貼，而因為我們住房的搬遷，我的便當業務也被更加賺錢的家宴業務所取代了。
因為上午下午都有課，我再不能做便當了，那些吃慣了我做的飯菜的留學生們都悵然若失，紛紛來找我，希望我能拿出一個既不影響讀書又能讓他們大快朵頤的解決方案。
最後，我做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選擇：收費式家宴。
在我讀碩士以前，在楚銘的「逼迫」下，我經過艱難的2次筆試5次路考才總算拿到了駕照，然後我們買了一輛80年代的二手日本車，每天下午下課後，我馬上驅車去晚市買菜。
因為臨近收攤，蔬菜看起來就有點蔫蔫的，不像早上那麼新鮮，我可以大肆砍價。
買好菜驅車飛奔回家一頭紮進廚房開始忙碌，房子裡有一個房間裡面除了一張碩大的圓桌和椅子以外空無一物，這便是我家的家宴宴會廳了。
到了快開飯的時候，事先預約好的留學生們便會絡繹不絕地擁進來，每上一道菜便是一陣驚呼，他們可以在這裡好好享受來自家鄉的美食——我回國探親帶來的金華火腿、桂花鴨、黃泥螺……
自己捨不得吃，全部被他們掃蕩一空。不過，家宴的費用是比便當貴很多的，以人頭計，一人15塊錢。我的利潤比起做便當還增長了50％呢！
自從我倆的經濟走上正軌以後，每當有假期的時候，楚銘就會帶我去美國各處旅遊，因為有留學生證，我們可以享受半價的車費，可以六折費用住宿在青年旅館。
說來慚愧，以前在上海的婚姻生活中，我們甚至都不知道對方有什麼愛好，直到在美國旅遊的時候，我們方才發現：
彼此竟然都對精美的各地手工藝品情有獨鍾；儘管我們平時節衣縮食，但在面對這些精美的手工藝品時，我們的口袋就彷彿長了翅膀一般。
而每當發現當地手工一流的製品後，我們會不約而同地從賣家那裡打聽到工坊所在，一起去那裡目睹這些傑出工藝品的誕生過程。當我們遊歷完一圈回到達菲爾德時，除了大包小包的工藝品外，還拿到了眾多一流工坊的聯繫方式。
然後，前來我們家家宴的留學生們便會眼前一亮地看中某一件在角落裡熠熠生輝的工藝品，然後靦腆地上前來詢問我們能否割愛——當然可以，只不過，價錢會比我們在原產地購買的時候高上那麼一點點。
當我們家裡的那些工藝品被搶購一空後，我倆驚喜地發現，我們的旅行竟然沒有花掉自己一分錢——那些食宿交通費全部賺回來了。
有了這樣"免費"旅遊的經驗以後，我倆的膽子也大了，目光也不僅僅限於美國大陸，我們利用春假和聖誕節假期往加拿大、古巴甚至歐洲跑，還一起利用一次回國探親的機會順便去了一趟日本北海道。
再等我們把這些精心淘來的工藝品正式亮相的時候，一下就熱鬧了，來的不僅僅是中國留學生，加拿大、古巴、英國、法國、日本……的留學生紛至沓來，有買自己國家工藝品的，有買自己沒去過國家的工藝品的，有的甚至為了一件絕版的燈座爭得臉紅脖子粗。
那天晚上，我喜滋滋地點錢，楚銘喜滋滋地拿出了自己的筆記本，我倆心有靈犀地一笑，決定正式展開我們的工藝品販賣生意。
因為我們去了眾多工坊，因此聯繫起來很方便，只需要指定貨品的種類，讓對方用貨到付款的業務把產品交給快遞公司就行了。我們只需要準備好貨款坐在家裡等東西送上門。
販賣工藝品的利潤是多少我們還真的沒仔細算過，不過，我深刻地記得，一枚日本北海道的扇貝珍珠做成的挂墜進價是10美金，最後被別人200美金買走了。
也就是在做生意的過程中，楚銘對我接待客人的機靈刮目相看，而我也越來越佩服他的前瞻性和細心——要不是他堅持在每個旅遊地去登門拜訪各個工坊，我們哪會有這麼長效性的收益——這種彼此的欣賞讓我們都覺得對方身上的優點原來是層出不窮，無疑，我倆的感情自然是隨著存款的增加越發熱絡。
吃飯賺錢、旅遊也賺錢，這樣賺錢的結果就是，當楚銘戴上博士帽我碩士也畢業的時候，我倆的存款超過了10萬美金。
我們一起從一無所有開始，從拮据到可憐的日子開始，相濡以沫地彼此扶持，他為了這個家打工挨餓，我為了這個家賣力動腦。
我們不再認為自己是獨立的個人，不再對對方不聞不問，我們學會了理解學會了心疼，知道了原來夫妻一起為了家拚搏是一種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