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8年1月1日訊】一
1943年2月22日，年僅21歲的慕尼黑大學學生蘇菲．索爾和她的哥哥，年僅24歲的漢斯．索爾，被慕尼黑的納粹法官以「叛國罪」判處死刑，當日執行。
他們的罪狀，是幾天前在巴伐利亞州長官邸的外牆上刷上了「打倒希特勒」「希特勒，大劊子手」的標語。他們還在慕尼黑大學的校園裡多次散發反戰、反納粹、反希特勒的傳單，傳單上赫然寫著：
「對一個文明的民族來說，不抵抗就任由一個沒有責任感的、受黑暗的動機驅動的統治集團統治是最可恥的。」
在被判處死刑的法庭上，年輕的蘇菲對法官說：「畢竟，有些人要做先驅，因為我們所寫的、說的，也被許多人認同，但他們不敢像我們一樣表達出來。我今天站的地方，就是你們以後要站的地方。」
二
看似叛逆的兄妹倆其實並不是生來就叛逆。在之前，他們其實是一個納粹眼裡標準的「愛國者」。
在德國烏爾姆小康之家長大的漢斯和蘇菲，一家子都是地道的德國人。父親是個稅務顧問，自由主義的擁躉，對納粹一直不感冒。但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舉國瘋狂中，兩兄妹迅速成為了納粹強國強兵的「德國夢」的感召者。哥哥則參加了希特勒青年團，妹妹參加了「德意志女孩協會」，而且都在其中擔任幹部。哥哥漢斯16歲時就已經是160名希特勒青年團團員的負責人。在1935年在紐倫堡的納粹黨代會上，甚至擔任烏爾姆青年代表的旗手。
如此標準的愛國青年，和當時大部分心甘情願為納粹高歌的德國民眾一樣，深信只有希特勒和納粹主義才能拯救德國。
但謊言畢竟是謊言，遠沒有想像的那麼美好。
三
隨著排猶浪潮的越演越烈，大批猶太人被送入集中營，作為天主教徒、本性善良的兄妹倆開始對無辜的猶太人產生了深深的同情。當地的主教克萊蒙是反戰的，他關於納粹屠殺暴行的佈道深深的震撼了兩個年輕人，人性的甦醒，讓他們開始對納粹產生了懷疑。
1940年春天，19歲的蘇菲中學畢業。出於對孩子的喜愛，她選擇了幼兒園教師。但即便如此，她也沒有逃過戰爭的徵召，1941年春天她參加6個月的戰時輔助工作，戰爭的殘酷讓她大為震動，她這樣寫道，「這裡我們面臨著一個針對人的尊嚴的可怕的罪惡。這個罪惡在整個人類歷史上沒有前例。」1942年5月，她考入了哥哥所在的慕尼黑大學學習。
而她的哥哥漢斯早已經先她覺醒。這個醫學專業的大學生先是在俄羅斯前線野戰醫院實習，1942年又應徵入伍前往東部前線，目睹了血肉橫飛的戰爭慘況和猶太人極其悲慘的下場。在回到慕尼黑後，他和一些志趣相投的同學和老師在一起，成立了一個叫做「白玫瑰」的反戰組織。與此同時，他們父親因為發表對希特勒的不滿而被捕入獄。
殘酷的現實、宗教的啟蒙、常識的回歸，多種因素的糾合，使得索爾兄妹以大無畏的勇氣走上了用實際行動反戰、反納粹的道路。
四
1942年開始漢斯和「白玫瑰」的成員一起，把對納粹的懷疑和反抗寫成傳單，秘密投放。剛開始他害怕連累妹妹，一直瞞著妹妹。但是蘇菲得知哥哥的行動之後，毫不猶豫的加入，很快就成為骨幹。他們在「白玫瑰」的第一份傳單中寫道：
「每個正直的德國人這些日子以來難道不該對他們的政府感到羞愧？誰能想像當面紗從我們臉上滑落，而那些可怕程度遠超出過去任何人所犯下的罪行被揭露於世時，我們及的後代將會感受到多大的羞恥？」
1943年2月18日，兄妹倆在校園內散發第六份傳單時，被一名叫做史密斯的校工告發，隨後遭到蓋世太保逮捕。兄妹倆遭受了嚴酷的審訊，但是卻展現出了極為罕見的勇氣和堅定，大義凜然，絕口不提同組織成員。因為他們的守口如瓶，絕大多數「白玫瑰」成員都保住了性命。惱羞成怒的納粹2月22日對他們進行了簡短的審判，當即宣判死刑，數小時後將兄妹倆殘忍殺害。
臨刑前，妹妹蘇菲的遺言是：我們怎敢期望正義佔上風，當沒有人願意為了正直的動機犧牲自己的時候。如此陽光的天氣裡，我要走了。如果千萬人記得我們的犧牲而覺醒並有作為，我的生命又何足惜？
哥哥漢斯的遺言只有簡短的4字：自由萬歲！
五
2003年，德國電視二臺邀請德國人評選十個最重要的德國人，索爾兄妹名列第四，排在他們的身後的有大名鼎鼎的巴赫、歌德、俾斯麥、愛因斯坦等。德國女性雜誌Brigitte評選妹妹蘇菲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女性。她的頭像被巴伐利亞政府樹立在紀念「值得讚揚和尊敬的德國人」瓦爾哈拉神殿中。
現在，幾乎所有中等以上的德國城市都有一個以索爾兄妹命名的學校，全德國都有叫做索爾或者蘇菲的街道和廣場。慕尼黑市每年頒發「朔爾兄妹獎」是德國最重要的文學獎之一。
漢斯、蘇菲的姐姐英格，依據當年文件遺存，寫了一本書《白玫瑰一九四三》（臺灣版譯名）紀念弟弟妹妹，這本書的封面赫然寫著德國前總統馮．魏茨澤克的評語：
「每一個世代的勇氣都重新決定我們的文明」。
六
也許對於兩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來說，受限於閱歷和知識，對於極權體制的認識也許還不那麼深刻，所以並不一定是政治覺悟使他們走向反抗之路。更多的勇氣和動力，來自於人性中的良知。這種良知在黑暗中歷經錘煉，不斷發展，最後成長為一種公民正義。
正如「白玫瑰」最後一位健在人世的成員穆勒所說：「漢斯和索菲並不想成為英雄。友誼和自由對他們而言是更要的價值。」但他們的勇敢，恰恰成就了英雄。
這種公民正義在哀鴻遍野的極權體制下，有沒有實際意義？
實事求是的說，索爾兄妹冒著殺頭風險派發的傳單，很多德國人不僅不看，甚至感到厭惡。正如告發他們的校工史密斯，覺得他們就是叛國者。一些學生碰到傳單如同觸電一般，迅速丟棄。這種內心的恐懼是真實的，而納粹體制追求的心理效果就是形成這一恐懼。它不僅造成表面服從，更主要的是強行剝奪每個人自由思考的權利，並使之成為納粹政府的戰爭機器，屠殺他人生命同時，也屠殺自己的生命。
由此不難想像在一個全民順從的極權體制下，反納粹活動會是何等孤立和艱辛。正如歷史學家們的評論，索爾兄妹所進行的事業，注定是一場「沒有人民的抵抗」。
但即便沒有所謂的人民的理解和支持，這樣菁英的覺醒和抵抗的依然是光芒萬丈。沒錯，最終打垮納粹的是盟軍的飛機、坦克和大炮，是無數軍人的衝鋒和鮮血。索爾兄妹的吶喊和傳單，表面上沒有對納粹產生任何實質性的損害。但恰恰是這樣的行為，印證了人類社會和動物社會的本質區別，反襯出人之所為人的偉大意義。這種人性在黑暗中散發出來的光芒，恰恰是我們這個世界克服重重黑暗，賴以不斷前行的根本原因所在，他比一場戰爭的勝利對人類的影響更為深刻、久遠。在貌似冷漠的歷史長河中，恆久的散發著燈塔般的光芒，指引後來者向前。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天地正氣，至大至剛。
這也是如今的德國給予兄妹倆如此高的歷史地位的原因所在，是人類的希望所在。
允許我用蘇菲的話來作結：「我們不會沉默，我們是你們的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