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釋放被抓捕的維權人士吳淦(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8年1月29日訊】1
上一週，我們寫了一篇關於成都「柯基犬事件」的評論。
一個典型的網路暴力案例。因為摔死了一隻撿來的柯基犬，以及在與小狗主人交涉過程中的惡劣態度和不堪言語，當事人何某不僅隱私被人肉，還遭到線上線下的侮辱、威脅。
關於這件事，我們的觀點很明確：訴諸法律和制度，反對網路暴力。
這裡的訴諸法律和制度，既包括對何某的不當言行，通過法律加以制裁；包括以法律為邊界，支持網友在界限內對何某的譴責、聲討，懲罰網路攻擊中越界的言論和行為；也包括呼籲動物保護立法，對傷害動物權利的行為作出明確的界定，並建立相應的懲罰機制。
相信制度而不是暴力，是對法治最基本的信仰。
在一個現代文明社會，除了對正在進行中的傷害予以必要的防衛、反抗，不允許也不應允許私刑的存在。民間私刑、暴力的濫用，只會讓社會陷入混亂，陷入仇恨暴力的死循環。所以，在法治社會，有了衝突矛盾，有第三方的調解、仲裁，有法院的判決，有國家機器、暴力機關，依照法律和程序，對當事人作出處罰。
但人們可能會覺得——不對啊，就是因為沒有健全的制度，何某這種虐待動物的惡行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網路暴力才會成為彰顯正義的必須路徑。制度性的通道要是走得通，法律要是真的可以懲治惡行，又何必動用私刑？
是這樣嗎？
現實確實是這樣。制度不完善，法律不健全，以暴制暴在一些場合是解決爭端最有效的手段。
但這是否就意味著，我們的社會就應該縱容、支持這樣的以暴制暴？
我們努力的方向，應該是去呼籲立法、完善制度，而不是鼓勵暴力、肯定暴力。
這個世界是什麼樣，不代表這個世界應該是什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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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立法，完善制度。
英文裡有一個專門的詞，advocacy，policy advocacy。
翻譯為：倡導，政策倡導。
政策倡導，是指公民個人或公民組織，以影響立法者、政策制定者的方式，推動政策和立法的變革。
這種影響，有可能是一種直接的對話——例如，國外遊說議員，國內向人大代表反映民情，通過信訪渠道寫公開信、建議信，參與立法聽證、公開意見徵集。
也有可能是間接的影響。例如，國外的示威、遊行；國內的結合熱點事件推動媒體和輿論，從而影響政策制定者。又例如通過司法審查，挑戰那些不合理的政策文件（如中國行政訴訟體系下，法院對一些政府規範性文件的審查），甚至推翻那些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的法律制度（如美國的違憲審查機制）。
在一個民主國家，由普通公民或NGO主導的倡導行動，是政治生活的常態。
但這樣的行動路徑，在中國走得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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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試試，怎麼知道呢？
事實上，在中國，至少在曾經的某一段時間裏，公民的倡導行動並不缺乏成功的案例。
NGO、媒體、維權律師，在諸多話題上形成天然的聯盟，推動了一系列的制度變革。
被人們反覆言說的案例，必然會有2003年的孫志剛案。因為沒帶身份證而被強制收容的大學生孫志剛，意外死在收容所裡。一方面是媒體的詳細調查與輿論發酵，另一方面，是三位法學博士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對《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進行違憲審查。多方助力下，收容遣送制度被徹底廢除。
同樣振奮人心的經典故事，還有乙肝平權。在中國，一億多的乙肝病毒攜帶者在就業、就學中受到嚴重歧視。從「肝膽相照」的論壇開始，乙肝社群的行動者們建立起平權NGO，開展了一系列的倡導活動。無數封建議信，一場一場公益訴訟，利用各種節點做活動、發起行為藝術，持續不斷向決策部門施壓。到2010年，入學、就業體檢中的乙肝病毒血清學檢查被徹底取消，公務員錄用體檢也嚴禁檢測乙肝。
2010年平權者雷闖抗議廣東省某醫院將禁查乙肝項目的規定「當手紙」
在C計畫出鏡率頗高的老朋友「輪椅小姐」紀尋，跟我們講過她高考的故事。因為肌肉萎縮的不斷惡化，她沒有力氣塗答題卡，加上寫字速度明顯慢於普通學生，她在2006年高考時申請延長時間，卻被考試院以「沒有先例」「對其他考生不公平」為由拒絕。十年後，中國終於出臺相關規定，為殘疾考生提供合理便利，其中便包括為書寫困難的考生延長考試時間。而這些變化背後，無一離不開殘障社群持之以恆的抗爭。盲人李金生一次次報名高考，申請盲文試卷；社群夥伴持續向教育部寄出掛號信，呼籲無障礙考試；他們還申請信息公開，甚至將拒絕提供合理便利的考試院告上法庭。
而我的合夥人明欣，在創立C計畫前曾在一家勞動法援助機構工作多年。她的工作中最為重要的部分，就是進行立法倡導。她和同事從為農民工代理的大量案件中發現了許多立法上的問題，不斷向立法機關和行政部門提出修法的建議，深度參與了《職業病防治法》、《工傷保險條例》等法律法規的完善。
正在發生的中國版MeToo。從羅茜茜一個人站出來實名舉報陳小武，到數十所高校上萬畢業生、在校生聯名呼籲母校建立反性騷擾機制，再到高校老師站出來，實名支持、附和學生們的倡議。是他們的舉報、行動、倡導，不僅讓陳小武之流得到懲罰，更步步推動教育部的明確表態：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預防性騷擾長效機制。
這是一長串難以窮盡的故事清單。開放二胎、廢除勞教、霧霾治理、環保監督……因為公民的參與和行動，而推動更健全的立法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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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上面這些故事背後，還有更多的，是挫敗。行動者們付出巨大努力，持續多年抗爭行動，可能換來的，也只是一些微小的鬆動。
尤其是在這過去幾年。大量維權類NGO遭到打壓，諸多行動者甚至遭受牢獄之災。
而言論的審查與控制越發嚴格，傳統媒體節節敗退，在逼仄的公共空間中，公共討論卻變得虛無嘈雜。人們依然會為一些公共事件而憤怒發聲。但通常面對的結果，卻是被禁言、刪帖，或不了了之。指向制度的討論和行動似乎變得徒勞而無力。更多的注意力和媒體資源全都扑向那些私領域的惡人，那些我們用言語、情緒即可審判的道德事件。明星的出軌，閨蜜的背叛，摔小狗、攔高鐵的「垃圾人」……非黑即白的善惡是非，不斷消費著人們的憤怒，也消耗著公共參與的意義。
現實就是這樣，代表著這個世界就應該這樣？
我們依然可以選擇。
當你還會為不公不義而感到憤怒的時候，你可以選擇什麼都不做。妥協，屈服。指向制度的行動都是沒用的，沒有意義的，龐大的制度機器是不可能改變的。接受現實，讓自己變成強者，不被他人傷害、不被社會淘汰；
你也可以選擇訴諸暴力，訴諸私刑。但在一個戾氣橫行卻無制度保障的社會，只有懲戒不完的惡人，和防不勝防的惡行；
你也可以選擇再次成為一個理想主義者。即便你知道來路艱辛，代價巨大，但也終究懷著對良善生活的嚮往和信念，持之以恆的發聲和行動。
周濂老師在一次關於公共討論的採訪中，說到這樣一番話，讓我頗有感觸：
「很多年輕人與生俱來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但是這種與生俱來的理想主義者很容易在現實面前撞得頭破血流。然後他迅速地成為一個實用主義者、功利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所以我總是在說我們需要有第二次機會成為理想主義者。這時候的這個理想主義，不是出自你的荷爾蒙，不是出自你的本能，而是出於你面對現實的種種阻撓、傷害，甚至於理想破滅，然後你痛定思痛，重新去檢醒、肯定你的價值和你的理想，然後再次出發。……再出發的理想主義者不是依靠情感與本能，而是藉助理性的判斷和痛苦的抉擇重新成為理想主義者。」
世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認清生活的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