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小魯（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8年3月6日訊】(編者註：此文作於2013年，仍具現實意義，適逢陳小魯近日去世，特再刊出與讀者重溫）
前幾天，北京友人發來一份電郵，附件是陳小魯發表遲到的道歉。讀罷獨坐良久，回想「文革」期間幾次與紅衛兵的奇怪遭遇，卻是哭笑不得。
我和陳小魯是北京男八中的同學，「文革」發生那年，他是高三，我是高二，教室在同一層樓，斜對門。可我們家庭出身不同，按照毛澤東的英明教導，隸屬兩個敵對階級，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陳小魯的父親是共產黨元帥陳毅，新四軍軍長，上海市長，外交部長，國務院副總理，政治局委員。我的外祖父是國民黨高官陶希聖，委員長侍從室組長，國民黨中常委，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蔣介石文膽。
因為家庭出身關係，我在學校十年一直努力裝孫子，整日默不作聲，低頭來往，只希望老師同學感覺不到我的存在。同時我也相信，外祖父名列毛澤東親點的四十三名國民黨大戰犯，這般家世怎麼也瞞不住。每年「十一」，男八中和女附中合組一個體育大軍方陣，參加遊行。從九月一日開學，兩校男女生每天練隊，十分辛苦。九月二十七日，專門選我生日那天，學校通知，我不能參加十一遊行。全校獨一份，再沒有腦子，也都立刻知道我是什麼人家子弟了。
陳小魯那麼聰明的人，自然心知肚明，所以「文革」發生之前，雖然每天上下課，我們在樓道裡抬頭不見低頭見，可只會相互點點頭，幾乎沒有說過幾句話。不過我對他的印象不錯，從來沒有覺得他架子大。他那時候嘴唇下面留點小鬍子，每天騎個自行車，而且是輛很舊的破車。也從來沒見他穿過軍裝，永遠是一身灰藍色的普通制服，而且總把褲腳捲到腿肚子上，像個打魚的，很好笑。
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國遭了劫。學校中廳貼出大字報，宣言成立紅衛兵。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一副對聯，看得我心驚肉跳，只想找個地洞鑽進去。可是紅衛兵們暫時顧不得我，急著打倒當權派，校長溫寒江和書記華錦。溫校長剃了陰陽頭，每天在校園裡掃地。華錦書記受不了侮辱，在監禁室裡自殺了，說是把褲帶綁在門把手上勒死的。
我在學校雖然裝孫子，可心裏從來沒有尊敬過老師，特別痛恨學校領導，他們天天喊叫階級鬥爭，強迫學生吃憶苦飯，禁止我參加「十一」遊行，批判過多少好人，坑害過多少無辜。我一直盼望有一天，他們自己也倒點霉，所以現在看到他們挨整，雖說不無同情，但也多少覺得高興，嚐嚐挨整的滋味，看你們今後還整人不。
我們班裡有好幾個木樨地各軍兵種司令部大院的子弟，旭東，進東，小晉，皖平，冀才等等。同學樹東，因為家在西山軍區，太遠，平時住校。每週一和週六，蘇制吉姆轎車開到校門口，勤務兵接送。當時吉姆車，只有黨和國家領導人才能坐，可知其父軍職有多高。
這樣的同學，自然都是男八中第一批紅衛兵。也許他們有更要緊的軍務在身，顧不得隱藏身邊的階級敵人狗崽子，我。整個「文革」期間，我在學校裡沒有挨過罵，沒有挨過打，甚至沒有遇見過紅衛兵讓我報出身。我也覺得奇怪，但說不出道理來。
要說紅衛兵多少顧及一點同學情誼吧，有一次他們率領全體學生，趕往府右街，衝進一個院門，揪住一個女人，掄著銅頭皮帶，拚命毒打。我見旁邊站個青年，像是高一的同學，抱著他的妹妹痛哭。我看不下去，溜走了。
後來知道，那個同學再也沒有來過學校，他的母親被活活打死了，只因為她解放前做過舞女。對那個慘劇，對那個同學和他的母親，我無限同情，一輩子也忘不了，更覺不能饒恕那些心狠手毒的紅衛兵們。
破四舊開始後，我們學校紅衛兵捉來宣武門的流氓集團紫錦隊，在中廳裡輪番毒打，說是練習如何打傷人內臟而外部不露痕跡。那天晚上，我從中廳走過，聽見一個紫錦躲在樓梯下面哼叫。他被打傷，無法動彈。我看了，實在不忍，便關了電燈，把他扶出中廳，然後拿自行車，推他離開學校。當時心裏恐懼得要命，兩腿發軟。一個反動派狗崽子，救護一個流氓，被紅衛兵抓到，兩個定要一塊打死。從此我就不敢到學校去，好在學校早已不再上課，沒人管。
兩個月後有一天，我悄悄到學校逛一趟，不想在中院碰見陳小魯。他還是穿著灰藍布衣，褲腳捲得老高，臂上沒有紅箍。他說：好久不見。我答：我不常來學校。爸爸媽媽都有病，在家休養，要我照顧。他說：過一個禮拜，紅衛兵要在天安門集會，你也來參加。我說：我又不是紅衛兵，紅衛兵開會，我參加算怎麼回事？他說：那天會有很多外地來的紅衛兵，不懂規矩，出了事不好，我們北京的紅衛兵要負責維持秩序。我說：我算幹嘛的，去了找誰？沒人會理我。他說：就說是我請你來的，有人問，讓他們來找我。我是咱們學校革委會主任，我說了算。
既然人家這麼看得起我，話說到這分上，我如果堅持不去，就太不識相了。於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這個出身反革命大戰犯的子弟，去了天安門，站在金水橋前。身後的紅衛兵，看見毛主席登上城樓，胸膛鼓裂，淚流滿面，揮舞手裡的小紅書，喉嚨喊啞。我看著他們的模樣，覺得又好笑又可憐，但我什麼都不能表示。那是我唯一一次看見毛主席，胸膛裡好像凍了一層冰，絲毫激動不起來。那個時刻讓我來天安門，佔去一個熱愛毛主席的紅衛兵的位置，真真的不該。
「八一八」之後，由陳小魯建議，成立起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男八中紅衛兵自然是核心嫡系。也是老天不長眼，北京那麼大的地盤，西糾偏偏到西四頒賞胡同的九三學社機關安營紮寨。我家住在頒賞胡同十三號外文出版局宿舍，剛巧跟九三學社斜對門，於是便成了西糾的鄰居。院門外面牆上，貼滿大字報，陶希聖和母親姓名都倒寫，打紅叉。我們家人走在胡同裡，鄰居大人孩子指指點點的手指頭，能在我們脊背戳出洞。可也許八中紅衛兵老早知道我的家世，從來沒有來找過我家什麼麻煩。
西糾沒顧上抄我家，可不知那裡什麼野雞學校的紅衛兵卻突然打上門。我扶著腿殘的母親，躲出院子，隱身門洞，瑟瑟發抖。剛巧這時，一批西糾隊員騎車到九三學社門口。我們班樹東看見我，便問：你在這兒幹嗎？我不敢隱瞞，答說紅衛兵正在抄我家。樹東一聽就火了：媽的，我們不抄，輪得到他們麼？嘴裡罵著，把車一摔，就往我家院裡走。西糾裡面我們班的大院子弟，也都丟了車，衝進院去。我閉住眼，心想這下子完了，非出人命不可。我們班那幾位公子爺，天不怕地不怕，發起脾氣來，真敢往人群裡扔手榴彈。
還算好，沒幾分鐘，剛才凶神惡煞來抄我家的那些紅衛兵，垂頭喪氣走出院門，匆匆忙忙跑了。樹東他們隨後跟出來，對我說：別怕，以後再有人來抄你家，就過來找我們。我聽了，心裏很感動，連連點頭道謝，扶著母親回進院去。胡同裡鄰居們圍著看見，都覺奇怪，怎麼紅衛兵西糾會保護國民黨反動派的狗崽子呢？他們以後再欺負我們家人，還得留個心眼才是吧。
後來雖然各處紅衛兵還是來抄了我家好幾次，我也從來沒敢真去找西糾求援。後來西糾離開了九三學社，樹東他們都當兵走了。後來我們又搬家到東單，再後來我到陝北插隊，離開北京。可樹東他們解救過我家一次，我終生不忘。到美國之後，我曾想方設法找到地址，給樹東寫過一封信致謝，也不知他收到沒有。
一九六六年底，紅衛兵們都到外地串聯去了，學校成了空巢，我大了膽子，時不時到學校觀望一下。像我這樣的反動派家庭出身，參加不了紅衛兵，當然也沒有外出串聯的資格。有一天我去學校，碰見高二四班的紅衛兵頭目三猛和伯宏。他們不可能不知道我什麼出身，卻順嘴問：你怎麼還在學校，沒出去串聯？我無話可對，又不願自報家門，便反問：你不是也還在學校？他們說已經出去串聯過了，現在回來值班。然後又說：想出去玩玩嗎？他們手裡有大印，可以給我開介紹信。我說：出去玩，誰不想。
萬沒有想到，兩位紅衛兵頭頭二話不說，隨手就給我開了個路條：我校同學瀋寧，非黑五類出身，請沿途紅衛兵接待站予以接待。北京八中革委會。然後蓋上八中革委會大紅印章，交到我手裡。我看了，誠惶誠恐。我是非黑五類出身，我是黑五類都包括不下的最黑一類，國民黨頂級戰犯。可我什麼話也沒說，帶了還讀小學的妹妹，趕緊上路串聯去了。
「文革」是中國空前（但願能夠）絕後的一大劫難，中國人民在「文革」中經受的苦難，怎麼都記錄不完。我家十年，歷盡磨難，四分五裂，母親被折磨致死。我對「文革」的憤恨，無以言述。但時隔近五十年，讀到陳小魯的道歉聲明，回想起來，我與學校紅衛兵的幾次直接遭遇，卻又真是非常奇怪，似乎於情於理，都難以成立。
我在學校沒有挨打挨鬥，已屬非常。居然還被陳小魯請去參加「八一八」天安門紅衛兵接受毛主席檢閱，可謂天方夜譚。人都說西糾是惡中最惡，可西糾確實趕走抄家紅衛兵，救過我家一命，實出意外。而且八中紅衛兵，竟然給我開路條，讓我享受一次只有紅衛兵們才能夠享受的串聯特權。到底是怎麼回事？到底是因為什麼？我至今說不清楚，只好把這幾件事記錄下來，也算一段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