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斗的時候，他倒在地上昏過去了，可是卻被人說成是死了，立即送到天葬臺去了，結果劃開時也是熱乎乎的。（网络图片）
久吉（化名），女，藏人，六十多歲，拉薩人，木如居委會的居民。
訪談時間：第一次，2003/3/7下午；第二次，2003/3/8晚上
有一天居委會通知我們，第二天一早，所有人要穿上盛裝去開會，要帶上鋤頭、十字鎬和背兜，家裡一個人也不准留下，也不准請假，誰要是不去的話，就取消戶口和糧卡。於是早早地都去了，也不知道要去做什麼。居委會挨家挨戶地點人數，看人來齊沒有，然後開會，宣布要「破四舊」（文革期間對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簡稱）。然後讓所有人排隊出發。那麼到哪裡去呢？原來是把一部分人帶到「赤巴拉康」，一部分人帶到「居麥」，一部分人帶到「希珠拉康」。「赤巴拉康」在小昭寺的隔壁，是一個佛殿。「希珠拉康」是吉崩崗附近的一個小佛殿。「居麥」是下密宗學院，又叫木如寺。它們都是屬於木如居委會的。居委會的紅衛兵和積極份子衝在最前面，把兩個佛殿和「居麥」都給砸了，我們這些人就把砸碎了的佛像裝在背兜裡，去倒在路上和街道上，把經書也一張張地撒在馬路上，讓過路人踩。居委會就是這樣安排的。我也是其中背著背兜倒佛像的人。不去是不行的，不但會挨罵，而且還會受到更嚴重的處罰，那就是取消戶口和糧卡。所以全部人都去了，沒有一個人膽敢不去。很多人都是出於恐懼不得不去這樣做的。除了那些積極份子以外沒有一個人願意這麼做。
二居（第二居民委員會，是吉崩崗居委會的簡稱）的任務是砸小昭寺。小昭寺裡供奉的「覺仁波切」是當年尼泊爾公主帶來的，是金屬做的，不像其他佛像是泥塑的，砸爛以後可以倒在路上，所以就被鋸成了兩半，扔在拉薩的一個倉庫裡。文革結束後竟然在北京發現了上半身，班欽仁波切（十世班禪喇嘛）派人送回拉薩，跟下半身重新拼湊在一起，又供奉在小昭寺裡面了。
心裡面害怕得很。每次去扔佛像的時候，每次踩著經書和佛像走路的時候，心裡面的那個害怕啊，實在是說不出來。但是沒有辦法呀。天哪，那時候還把夾經書的木板拿去蓋廁所。那木板上面還刻的有經文。「貢覺松」（藏語：向三寶發誓）！在上面拉屎撒尿，罪孽太大了啊。這樣的廁所在木如寺那裡蓋了一個，在小昭寺那裡蓋了一個，在木如居委會那裡也蓋了一個。人們都害怕去那裡解手，可是不去的話，居委會的幹部要罵。
當時這些都是居委會安排的。而居委會這麼做也是城關區安排的。城關區的上面又有拉薩市。
像自己家裡供奉的佛像，如果是泥塑的就砸爛瞭然後扔了，如果是金屬造的就交給收購站了。當時商業局專門有一個收購站，設在百貨公司，是收那些金屬佛像的。我的一個朋友，她的家裡有一尊很大的金屬造的觀世音佛像，她就像背小孩一樣背著佛像去收購站了。我也帶了幾個佛像裝在麻袋裡一起去了。可是收購站那裡排著長隊，有很多人在賣佛像，我們只好回去了，第二天起了一個大早又去收購站了，這才算把佛像處理了。不然家裡是不准留下佛像的。
有些人沒有把家裡的佛像送去收購站賣，而是晚上悄悄地丟到拉薩河裡。有些「卡幾」（藏語：穆斯林）就下河去打撈佛像，水都淹到胸口那裡，他們也要撈。他們撈了佛像幹什麼呢？他們悄悄地送到尼泊爾去賣，這樣他們很快就暴富了。好些「卡擦拉」（藏語：專指與尼泊爾籍人士結婚後生下的子女）就是這樣富起來的。
唐卡（藏語：卷軸佛畫）也得燒。所以燒了很多很多的唐卡。
家裡那些放酥油茶碗的托架（一般都是金銀做的）也是「四舊」，晚上用石頭把這些托架砸扁，第二天送到銀行去。銀行是收購金銀的。我自己有一個很大的「嘎烏」（西藏人用來安放佛像或其他宗教神聖物的小型佛龕），是純金做的，我把上面鑲的綠松石、紅珊瑚和其他寶石取下來，把純金的「嘎烏」賣給銀行，才給了我十六元錢。又把取下來的珠寶和一些首飾交到另外一個收購珠寶的地方，我的這些東西有滿滿的一大捧，結果只換回了兩塊肥皂和幾塊冰糖。這些東西都得趕緊去交，不然會被抄家的，如果抄家的時候發現私藏了這些東西那就完了。心裡面都不願意這麼做，誰願意這麼做啊？可是不敢不這麼做啊。一到晚上，居委會的積極份子、紅衛兵、民兵之類的就要抄家、檢查，他們經常來的。
居委會壞得很。居委會的那些幹部都是藏族，可是真夠壞的。當時我們每個人每個月只有二十六斤糧食，其中十斤灰面，十六斤糌粑。如果不聽從居委會的安排，把糧卡取消了，沒有糌粑吃了，還有什麼比這樣的懲罰更厲害？當時像現在這樣隨便到處都能買到糧食是不可能的。
居委會的權力大得很。不去開會也要挨罵。只有那些貧苦的、特別積極的人才能當上居委會的幹部。所以我們每天都是膽戰心驚地生活著。就是現在也害怕。我只有到了尼泊爾，心裏反倒一點也不害怕，晚上睡得也很踏實。可是只要回到樟木，一看見五星紅旗心裏就害怕，不知道為什麼，很奇怪，看見當兵的也害怕。可能是過去留下的陰影吧，到了現在也害怕。
那時候悄悄信佛的人也還是有的。可是即使是不出聲念佛吧，如果被看見嘴巴在動，也會被斗的。有的人在水瓶裡麵點酥油燈，把水瓶的瓶膽取出來，水瓶的空殼裡面放上酥油燈，這樣來供佛。有的人在空的水缸裡麵點酥油燈。有的人在櫃子裡麵點酥油燈。
不久把我們送到農村勞動。農村裡也分了兩派。也有「坎諾」（藏語：「造總」，即「拉薩革命造反總部」）和「良則」（藏語：「大聯指」，即「無產階級大聯合革命總指揮部」），但我們哪派都不能參加，那時候我被劃成了「策任巴」（藏語「成分」的意思，專指成分不好的人），屬於改造對像，兩派都可以叫我們去幹這個幹那個。
我們奉命去大昭寺（位於拉薩中心，被公認是西藏最重要的寺廟）送豬飼料時，看見大昭寺裡面豬多得很，當兵的還在裡面殺豬。整個寺院除了「覺仁波切」（藏語，指大昭寺的主供佛像，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像），一個佛像也沒了，全都被砸光了。「覺」身上所有的裝飾都被拿走了，除了厚厚的灰塵，什麼也沒有。「覺」的膝蓋上有一個洞，本來不大，但因為經常有人拿著杓子又挖又掏的，所以那洞好像變得有點大了。從那洞裡掏出來的是一種像黑炭一樣的渣滓，我後來才知道那是很珍貴的藏藥，叫「佐臺」。當時我和大貴族拉魯•次旺多吉（貴族，曾當過西藏噶廈政府的噶倫和藏軍總司令，現為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在一塊兒勞動，他叮囑我，去大昭寺送飼料時，記住要帶杓子。我問他，帶杓子幹什麼？他說可以從「覺」腿上的那個洞裡掏出「琴典」（藏語：法藥），加持力很大。拉魯屬於勞動改造對像，也去大昭寺送過豬飼料，他說他每次去都要帶上杓子，掏些「琴典」來吃。
文革時候最難受的是人死的時候，不能像過去那樣辦後事。就是自己媽媽去世了，也得自己背著送到天葬臺。那時候連天葬師也沒有，得自己想辦法處理屍體。不過後來有色拉寺的一個喇嘛悄悄來幫忙，這樣稍微好一點。我經常幫別人這樣去過。文革時候最壞的事情莫過於此了。而且人死了，不能放在家裡，馬上就得送走。醫生阿旺啦的爸啦剛斷氣就送到天葬臺了，結果屍體被劃開時居然還是熱的，這說明人還可能沒有死，只是昏死過去了。洛嘎市長的父親是一個「阿達」，被斗的時候，有個人使勁地戳他的鼻子，他倒在地上昏過去了，可是卻被人說成是死了，立即送到天葬臺去了，結果劃開時也是熱乎乎的，說明人沒有死。可是這些事情，在文化大革命時候給誰去說呢？沒有說理的地方啊。
那時候經常槍斃人。只要說去印度就要被槍斃。槍斃了人還要問家裡人要子彈費。大貴族桑頗（桑頗•才旺仁增，擔任過噶廈政府的一系列官職，因與中共合作，在一九五〇年代被授予西藏軍區副司令員的虛職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軍銜）的小兒子被槍斃了，就因為他想「叛逃」。當時跟他一起逃跑的還有朗東蘇巴的女兒和她的弟弟，還有一個喇嘛。這個喇嘛打了卦，說是可以跑脫。朗東女兒是我的好朋友，我們曾經在一起勞動過，她在走的前一天還叫我去「高級灑康」吃飯，問我要不要一起去印度，我說不去，我要留在拉薩。七天以後想不到他們被抓了，在「波林卡」（拉薩人民體育場）開了大會，三個人被槍斃了，女孩判了二十年的徒刑，85年時到了印度達吉嶺，後來去了美國，現在已經去世了。那三個人都很年輕。桑頗的小兒子好像還不到二十歲，是一個瘸子，他逃跑的時候可能桑頗本人並不知道。實際上他在被槍斃之前已經死了，有人說他是自殺的，但就這樣還是被槍斃了。那桑頗，他可是一位「愛國人士」哦，還當過西藏軍區的副司令員，結果連自己的兒子也保不住。
文革結束後，有很多當年的積極份子又變得很信佛。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害怕吧。到底害怕什麼呢？也許是怕死吧，可是很多人都已經死了，這是因為因果報應啊。印度不是有個達吉林嗎？那裡過去也發生過砸寺院、毀佛像的事情，就像我們這邊的文化大革命一樣。那些人現在都投胎變成了很怪的人，有的人三條腿，有的人有兩個腦袋，都是奇形怪狀的人，當然有人會看出來的，像那些有修行成就的人，他們就看得出來，說這就是因果報應。聽說有一個在砸大昭寺時去砸「土幾欽波」（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人，後來就在武鬥時被一槍打死在「土幾欽波」的門口。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就是那個「六•七大昭寺事件」中，那個人是「造總」的，他被解放軍的槍打死在「土幾欽波」門口。這是真的。
達蘭薩拉當年修建大昭寺，在塑「土幾欽波」佛像時，每次塑到一半就做不下去了，總是這裡哪裡有毛病似的，沒法順利地塑造成功。於是，就說可能是沒到時機吧，先放下再說。當西藏這邊發生文化大革命時，大昭寺的「土幾欽波」被砸了，當時正好印度那邊又重新塑佛像，沒想到這一次很順利，很快就塑好了。後來，當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西藏這邊的人去印度時，說起這件事，居然時間是一致的，這表明西藏這邊佛像的靈魂去了那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