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興事件後重新思考中國向何處去(圖)

2018-05-03 08:45 作者: 鄧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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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事件後重新思考中國向何處去(圖: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8年5月3日訊】中興事件發生後,我一直沒有寫文章,只是在微信朋友圈簡單地談了我的一點看法。這個事情對中國人震動太大,它的本質,並不在於中興違反美國禁令,將內含美國製造的受限類配件和軟體產品出口到伊朗,因為此前中興為此支付了巨額罰款,而在於不講誠信,沒有認真履行和美國政府簽署的懲罰合約。

中國人震驚的原因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中興這樣一家全球高科技企業因失信導致的代價實在太大;二是將中國的高科技一夜之間打回原形,國人發現,晶元等所謂的核心產業原來嚴重受制於人,中國和美國的科技水平差距太大。

於是出現了很多反思文章,有憂思是對的,但我看到的反思文章,基本侷限在上述兩個層次,即企業和產業或行業層面。我認為反思還應有第三個層面,即國家制度問題,也就是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必須重新提出和思考這個問題了。

好企業和好制度

為什麼這麼講,是不是顯得有些小題大做或者故弄玄虛?

當然不是。沒有確立一個正確的國家發展方向和框架,中觀層面的產業問題和微觀層面的企業問題,其實是解決不了的,因為在這兩個層次的制度建設和政府監管中,就會失去價值衡量標準和坐標系,失去靈魂。人們看到,無論從整體還是個體來看,好企業其實同國家的好制度是連在一起的,西方國家的企業之所以普遍比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守法、誠實經營、尊重消費者利益,並具有高得多的競爭力和創造性,原因自然有很多,但一個共同的背景,是西方的那套體制比發展中國家的體制更能促進企業合規經營,有激勵機制。中國自己也是一個例子,為什麼很多企業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把國內的那套思維模式和做法用於對外投資,這是因為中國的制度大環境也是這樣的。

因此,中興事件的爆發,說嚴重點,實際是國家的發展方向出了問題。

不一樣的中國

這並不是說中國沒有方向。中共十九大為中國今後30年制定了發展目標,即建立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個目標和方向如果只從字面而非其實際含義去理解,當然很好,然而,假如同中國幾十年走過的路聯繫起來看,就會發生它有很大問題。最大的問題是方向和路徑出現了偏離和分離。中國所理解的現代化,無論是作為目標還是路徑,和人類已經走出來的道路,實際是不一樣的。

迄今為止,現代化已經取得成功的是自由民主體制,它的樣板是西方特別是美國,這套制度和國家發展學說比起人類曾經創造的其他形式來,不論從物質的豐富性還是對人的自由度來看,都要好。所以,它現在被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接受,包括經濟上的自由市場,政治上的三權分立、法治和政黨政治,文化上的言論自由等,西方國家稱之為普世價值。是不是普世價值當然可以討論,但至少它已經推廣到了全球。

有沒有比西方「普世價值」及其制度體系更高更好的呢?有中國學者說,儒家「大同」理想比自由民主更好。我也希望如此。但先不說儒家「大同」理想是否被中國的祖先實踐過,從中國古代歷史看,已經被自身的歷史否定了。

西方的自由民主(事實上它現在不是西方的了)當然不是完美無缺的,實際上它有很多缺點,西方自己也在天天批判它。但至少現在它是最好的。未來或許有比自由民主更受大眾歡迎的制度。中國就認為自己現在走的特色之路比西方的普世之路要好。如果這個新路真能走通,不僅是13億中國人之福,也是世界人民之福。然而問題是,它真的比普世的自由民主制度更高更好嗎?

路徑之爭

道理上講,包括自由民主在內,不能規定只有一條實現途徑,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只要目標相同,從不同方向出發,是能夠到達同一目標的。就好像人們去南極旅遊,無論從東半球還是西半球,無論從美國還是中國,都可以到達。所以,人們沒有理由去反對中國為人類探索一條新路。但它必須有個前提,即這條路比自由民主更好,至少是一樣好,即使稍差一些,也能夠和自由民主兼容,否則,世上已經有了普世之路,為什麼還要跟著你走另一條路呢?

現在的情況是,這麼多年來,中國走的這條路,給世人的感覺是,似乎故意要和普世之路反著走。

中國的「特色」之路體現在發展模式上,是國家資本主義,它和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正好是對著的。不是說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沒有國企和國家干預,但人家的國企不僅在數量上比中國少得多,更沒有像中國一樣從信貸到政策得到國家的大力扶持。

至於國家干預,無論深度、廣度,中國都要遠超西方,國家就常常通過國企干預市場,此外還從政策、產業、環保、勞工、人權上等進行干預。中國為了經濟發展或者做大某個企業和行業,可以犧牲環境和勞工、人權,有學者曾稱中國的發展模式是低福利和人權模式。這就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特色」。

就單個企業來說,西方的企業和中國企業競爭似乎感到很吃力,因為中國企業背後是國家的力量,中國企業技術上缺乏核心競爭力,其核心競爭力往往在於國家支持。然而長遠來看,這樣的核心競爭力是沒有持續性的,因為它缺乏創新最需要的自由,國家干預下的企業是不可能有自由的,而沒有自由不可能有真正的創新,有的只是模仿。雖然國家可以用市場規模逼西方企業轉讓技術,但它無法轉化成創新,所以就只能跟在人家的後面。中興之痛就痛在這兒。

拒絕普世道路的後果

為什麼中國不走普世之路,一個根本的理由是,認為它是西方的,中國的國情特殊。美國說自己是上帝選民,「例外」國家,中國人也說我們是「例外」國家,有悠久歷史,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只有中國的歷史不曾中斷過,中國在古代還創造出多麼燦爛輝煌的文明,如今人口又是世界第一。這樣的國家,不是「例外」國家誰又能是?為什麼要跟在西方後面亦步亦趨?應當走一條自己的獨特路,這才是中國對人類文明所做出的貢獻。

然而,國情特殊論無論從邏輯還是現實來看,都是經不起推敲的。哪個國家的國情不特殊,難道世界上有兩個完全相同的國家?如果這個說法正確,豈不是每個國家都要走一條自己的路?特別是如果從歷史來論證中國國情特殊,更沒有說服力。中國的歷史固然特殊,但它帶給人們的是什麼?它確實創造過古代的輝煌文明,但它對人民的殘酷、這個制度的腐朽,恐怕也是其他國家比不上的。

關鍵是,中國古代文明在盛唐後就開始衰落下去了,相反,其他文明,如基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在同期或之後崛起。從對人類文明和知識的貢獻看,中國這個文明不僅遠少於西方文明,甚至可能少於伊斯蘭文明。所以,悠久的歷史其實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不過使人民受到更長時間的奴役罷了。即使要拿國情特殊做幌子,也不要扯上歷史。中國的歷史其實如魯迅先生所說,是一個「做穩了奴隸和做奴隸而不得」的歷史。中興事件暴露出中國還處於這個歷史的鏈條中。

我並不是主張中國一定要走西方的老路。如果中國不走西方老路,只要目標和方向指向自由民主,就算不喜歡這四個字,也沒多大關係。如果能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的道路,民眾能享受甚至比西方民眾更多的權利和福祉,就是中國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它證明世上確實不只有西方一條路能夠實現自由民主。但假如中國要走的這條路在走過一半多後發現走不通,那還是老老實實跟著西方走,省得自己費時費力摸索,還得擔心把自己的傳統和歷史走沒了。看看日本、韓國和臺灣,它們跟著西方走,可自己的傳統和文化照樣保留,沒有人說他們的文化是西方文化,中國為什麼要擔心呢?

所以中國要重新校準方向。如果一定要走自己的路,我只能祈求上帝保佑中國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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