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迷你裙的變遷(組圖)

2018-05-27 09:00 作者: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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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8年5月27日訊】前兩天(05月23日)網路發了一篇《伊朗迷你裙消亡史》,俺看了之後,覺得有必要分享給博客的讀者們。如果你身邊有毛粉的話,建議你把這篇推薦給他們看看。

毛粉有兩種:第一種是上了年紀的毛粉,因為童年時代受到洗腦教育,無限崇拜毛臘肉;第二種其實並不是那麼崇拜老毛,只不過因為太痛恨如今的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所以才轉投毛粉陣營。今天轉貼的這篇文章特別適合後面這類毛粉觀看。

伊朗迷你裙消亡史》

每天,抵達伊朗的飛機上都舉行著日復一日的「頭巾儀式」。當飛機降落,來自世界各地的女性旅客會根據廣播提示,紛紛用頭巾遮住秀髮,懷著新奇或無奈完成步入伊朗的必修課。

沒人想找麻煩。畢竟在今天,伊朗仍然被描繪為女性權利最受限制的國度之一。僅在2018年年初,就有至少29個女孩因為在街頭摘下頭巾被宗教警察逮捕。

人們很難想像,就在40年前,伊朗還是個洋溢著自由之風的世俗化國家。

回到那時,隨便在號稱「中東小巴黎」的德黑蘭走一圈兒就會發現,頂著燙過的時髦髮型、穿迷你裙才是酷女孩兒的標配,酒精派對、搖滾樂、學託福才是城市新青年的常態。


上世紀70年代的德黑蘭街道,看上去跟美國無異。

在伊朗女作家阿扎爾·納菲西的回憶中:「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我們把上學、開派對、讀書、看電影當作理所當然的事。我們見證了女性在各個領域發揮作用。」

隨後開放的氣象戛然而止。當納菲西的女兒在伊斯蘭革命五年後出生,祖母和母親那個年代被廢除的法律,重新進入了人們的生活。小女孩在一年級就被迫戴面紗。如果頭髮在公共場合露出來,就要受到懲罰。

從上世紀30年代強制不戴頭巾,到伊斯蘭革命後強制遮住頭髮,伊朗女性的頭巾摘了又戴,戴了又摘,成了國家每一次跌宕的最佳見證。


伊斯蘭革命後,姑娘們包裹著頭巾和從頭到腳的黑袍,俯瞰大城市的燈火。

請叫我波斯 「瑪麗蓮·夢露」

1925年,巴列維王朝靠軍事政變建立了君主制國家。為了鞏固政權,兩代國王都實行去伊斯蘭化政策,學習西方建立現代化國家。反映在服裝上,迷你裙成為正義,罩袍才是弊病。

本來,伊朗的宗教法律支持一夫多妻制,規定女孩子9歲就能結婚,女人幾乎不被允許出門,如果要出門,就得穿從頭裹到腳的罩袍,還要有長輩同行。

一夜之間,國王禁止女性佩戴頭巾,並禁止男性穿傳統服飾,改穿西裝。當時的法令規定,政府僱員如果讓妻子蒙面紗上街就會被解雇,最極端的時候,老國王甚至讓警察當街扯掉女子的罩袍。


伊朗夫妻和12個孩子的全家福裡,只有母親戴著頭巾,女兒則梳著高高盤起的髮型,家族的裝扮已經與西方差別很小。(Ramin Rouhi/攝)

在服飾改革的背後,是源源不斷湧入的石油美元,和國王不斷膨脹的雄心。

經濟學有個「裙邊理論」,指出女性裙子長短和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經濟增速快時,女性買得起漂亮絲襪,所以更願意穿短裙。

在伊朗,脫掉頭巾、穿西方服飾則成為了上流階層的符號,彷彿成為「波斯瑪麗蓮·夢露」才能彰顯女性解放和經濟增長的自豪。


1971年德黑蘭大學,女學生穿著迷你裙看書。

到上世紀50年代,小巴列維掌權時期,伊朗石油產量大增。世界許多地區還掙紮在溫飽線上的時候,伊朗就一躍成為世界第九大富國。

在美國支持下,這位留洋歸來的公子哥在60年代初發動了轟轟烈烈的白色革命,用石油美元堆出了最繁華的城市文明,建起了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修筑了鳥巢一般大小的體育場,插頭也按照歐洲標準嚴格打造。


1971年,德黑蘭維裡阿瑟廣場。

伊朗成了世界上率先購買波音飛機的國家之一,全國建設了14個機場,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直達航線,從紐約飛往德黑蘭只要11小時15分鐘。

這些現代化建設讓伊朗到今天也受用。在伊朗工作的中國企業員工開車進入德黑蘭北部山區時,忍不住驚嘆:「沒想到伊朗的山路修得這麼好!」


革命前,伊朗航空的空姐在飛機前合影。

上世紀60和70年代,伊朗女性的權利進一步提高,女性獲得了跟男人一樣的離婚權,女孩合法結婚年齡提高到18歲,一夫多妻制受到限制。

同時出現的還有伊朗第一位女律師、女法官,甚至女內閣大臣。到1979年,大學畢業生中女性比例已經達到三分之一。


1960年代,德黑蘭大學醫學院課堂上,男生和女生在一個教室聽講。

在市民生活領域,娛樂受到鼓勵,人們擁有了縱情聲色的自由,隨之而來的是蓬勃發展的派對、酒吧、賭場、夜總會和色情電影業。

此時的德黑蘭街景常令美國遊客有些恍惚,因為眼前的景象和美國加州看起來太過相似。1972年,一個洛杉磯人到伊朗自駕游,看著路邊的大草坪和無暇的路面,不禁感嘆像是行駛在好萊塢比利佛山莊。


1970年代,德黑蘭的繁華路口。


德黑蘭大街上,人們穿著體面的西裝。

高檔酒店成為思想開放的上流青年的遊樂場。曾在德黑蘭的洲際酒店當泳池救生員的老人回憶:「那時金髮碧眼的姑娘們圍著我們,夜裡也不回房間,讓我帶她們到城裡去逛。通宵達旦,快活得很。」

1976年,安迪·沃霍爾受伊朗大使邀請去伊朗訪問,下榻在希爾頓酒店,整日享受客房服務送來的魚子醬,很快愛上了伊朗的生活。


伊朗國家石油賓館的大型游泳池。


青年男女在一起晒太陽。


1963年,義大利女演員夫妻與伊朗運動員合影。


1978年,伊斯蘭革命前的最後一場伊朗小姐比賽。

比普通人生活更奢華的是皇室的生活方式,國王一家始終是世俗化改革的標桿。

小巴列維國王的第三任妻子法拉赫曾在巴黎學習建築,在伊朗大使館與國王一見鍾情,幾個月後就舉辦了堪稱當時最豪華的皇室婚禮。

在加冕典禮上,她穿著一件貂皮長袍,皇冠比在童話書中看到的任何一個都大,重達1600克,上面有1469顆鑽石,36塊純綠寳石,36粒美玉和105串珍珠。


巴列維國王和法拉赫皇后。

1971年10月,國王為慶祝波斯帝國建國2500週年整了個大排場,希望以此傳達出「我們是波斯人,不是阿拉伯人」,削弱伊斯蘭教的影響力。

「慶典的膳食是由巴黎馬克西姆餐廳供應。菜餚食品的烹製和遞送全由巴黎來的165位廚師、麵包師和侍者來承擔,所用的松露、鵝肝醬、江鱈、小牛肉等佳餚全從法國運來。」

壯麗的表演和慶祝會的花費估計約為兩億美元。《時代》雜誌稱之為「整個歷史上最盛大的狂歡會之一」。


1971年10月,慶祝波斯帝國建國2500週年盛會。

被黑紗籠罩的王國

出乎國王的意料,極樂盛宴的八年後,表象穩固的巴列維政權就像「雪堆一樣開始融化」。而他自己,則帶著破碎的現代化夢想黯然踏上了流亡之路。

由於政治腐敗和財富分配不均,城市享樂只是少數人的特權,佔國家人口 70% 的農村人口並沒有跟上改革步伐。白色革命中,大量農民工進城討活路,看見了「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的享樂生活,卻只能蝸居在大片貧民窟中,向真主訴說自己的悲哀。


兩個穿罩袍的女子和兩個穿連衣裙姑娘走在一起。

為了消滅文盲,國王也曾讓軍人組成掃盲隊,到農村教大家認字。然而在宗教勢力頑固的鄉村,下層女子受教育程度反而降低,因為保守的父親覺得讓女兒和男生一起上課難以接受。他們說:「一個男的來教我們的女孩,休想!」

1978年,當一名記者問一個戴著面紗的商人妻子,是否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她答道:「像美國婦女一樣嗎?別人告訴我,她們有各種自由,但她們並不快樂,她們都要看心理醫生。」


1979年,保守派女性穿著查爾德罩袍上街抗議。

伊斯蘭革命前,在伊朗工作的美國人已經達到4萬名,還建起了當時美國本土外人數最多的美國學校,引來保守派對「殖民主義」和「全盤西化」的擔憂。

對外國人的優待同樣惹惱了城市工人。美國人的薪水要高於為同一家公司做同樣工作的伊朗人。在阿巴丹的石油項目中,只有美國人宿舍有空調,伊朗技術人員卻要單獨住在炎熱的小屋。


1963年,兩個美國孩子在伊斯法罕合影,受到民眾圍觀。


1965年,德黑蘭美國學校,學生們春遊後回到學校。在1977年關停前,這裡成為美國本土以外最大的美國學校。(William S Boom/攝)

此外,秘密警察組織對左翼分子的打壓讓知識份子慢慢感到,娛樂盛行的目的就是「為那些對政治和社會極度失望的人民找到一種醉生夢死的辦法,獨裁者希望這類西方文化商品能培養愚民,讓人不問政治。」

幾乎每個人都有理由對國王不滿。按照學者的描述,「伊朗一九七七年的情景,就像一群餓鼠吞噬一塊肥肉一樣。」

當各種變革訴求以一種混亂的方式,被宗教的外衣縫合起來,一個近乎被遺忘的宗教領袖霍梅尼,在千里之外指揮了反抗運動,讓一個三千萬人口的國家戲劇性地突然返回了中世紀傳統。

1979年,伊斯蘭革命爆發。巴列維國王聽從美國大使的建議逃到海外。連伊朗報紙頭條都用大字標題歡呼:「國王逃走了!」


1978年,焚燒國王畫像的抗議者隨處可見。

令人吃驚的是,霍梅尼的主要支持者就是女性。除了來自傳統家庭的女性,也有一部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比如伊朗第一位女性法官艾芭迪。

對她們來說,參與革命與宗教無關,只是為了呼籲民主改革。一些中產階級女性甚至把自己從頭到腳裹起來,以表達與下層女性的團結,共同對抗國王。


1979年12月,美國駐伊朗大使館門口,小女孩身上掛著霍梅尼照片,手裡拿著玩具槍。


女性革命者持槍站在德黑蘭街頭。

就連在國外留學的女性也不例外。納菲斯革命前在美國大學學習英國文學。就像上世紀70年代的許多其他知識份子一樣,她參加了越戰之後校園裡的反美示威遊行,並支持推翻「西方傀儡」巴列維的統治。

薩妮娜的父母也是反對國王的一員,據她回憶:「霍梅尼回到德黑蘭,我的父母高興地回到伊朗。在加州,紐約和歐洲的飛機上,充滿了伊朗學生、左翼革命者,和伊斯蘭教徒,他們都唱著革命歌曲,欣喜若狂,對這個國家的未來充滿希望。」

「當他們降落在伊朗的土地上時,我的母親說,左派份子跪下並親吻了停機坪,而伊斯蘭教徒則歡呼安拉和霍梅尼。」


1979年,被認定是伊朗王支持者的女子遭到革命人群圍攻。

革命成功後的短暫時間裏,整個國家陷入勝利的狂喜。一時間,人人都說自己參與過革命,人人都曾對抗過國王。人們在街頭焚燒國王畫像,學生們撕掉教科書上的皇家照片,等待迎接一個民主國家的到來。

期待很快變成幻滅。隨著神權國家的建立,強制戴頭巾命令來了。就在三八婦女節的前一天。

女性組織正準備要好好慶祝一下婦女節,而慶祝活動很快變成了大規模抗議。年老的和年輕的,窮人和富人、戴頭巾和不戴頭巾的人都來了。正如各階層女性曾遊行支持霍梅尼的革命,如今她們走上街頭爭取女性權利,反對他的政策。


1979年3月8日,德黑蘭,伊朗女人上街抗議帶頭巾的法令。


據攝影師回憶:「當時的氣氛很歡樂,各行各業的女人們都出來了,微笑著,舉起雙手來抗議,足有上萬人。那時大家很有信心,相信遊行能帶來改變。(Hengameh Golestan/攝)


女性抗議者,和支持她們的丈夫。

一位女性共產主義者後悔莫及:「我記得霍梅尼回伊朗那天,我是那麼激動。我從沒把穿罩袍當成是社會運動,而僅僅是表達對體制的不滿。我沉浸於共產主義理想,卻忘了提防伊斯蘭勢力。」

另一位「革命女將」薩拉在革命後逃到歐洲生活,她回憶道:「革命發生時我還很年輕......我們認為,如果我們擺脫君主專制,一個新政權就會來,帶來民主,但我們都錯了。」


1979年,四位將軍在被秘密審判後執以死刑。

革命後政治反對派被大規模清洗,程度比巴列維王朝時期還要激烈得多。

反抗是無力的,原教旨主義統治者迅速掃除了所有不夠「清真」的元素。1980年以後,任何不戴頭巾上街的女性一經發現,就會面臨最長達一年的刑期。

按學校老師的說法,面紗和自由是同義詞,良家婦女都戴面紗躲避男人的注視,不戴面紗如罪犯死後下地獄。用霍梅尼的話來說,「伊斯蘭革命最偉大的成就就是恢復了面紗——如果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成就,對革命也就足夠了。」


伊斯蘭革命後,女孩子從9歲起就要戴上頭巾,9歲也是她們的最低結婚年齡。

即使在最炎熱的夏季,武裝男青年也會在街上巡邏,尋找與男性走在一起的婦女,面紗下露出一縷頭髮的人,或是手提包中有化妝品的人。女性遭到鞭打,面臨監禁,嚴重時甚至會被處以石刑。

「感受風」的權利

就像中國90後流行晒爸媽在80年代的寫真,一些伊朗孩子也在家翻出了爸媽年輕時的照片,驚為天人一番,然後【翻牆】上傳到社交網路顯擺。在這些零星信息中,許多人拼湊出了對革命前生活的美好想像。(編程隨想註:伊朗的「牆」是由咱們的朝廷援助滴)


圖為伊朗網友分享的媽媽在60年代的生活照。

「在全球化浪潮下,經濟裹挾著一切,席捲而來,即使在伊朗,沒有主流的西方經濟參與,那些看不見的流行都會悄然蔓延——越是禁忌,越會成為現實。」在面紗之下,反抗從未停止。

隨著受教育水平提高,和衛星電視和網際網路的「地下發展」,年輕人眼中強迫戴頭巾的反人類指數也越來越高。結果是頭巾越戴越低,女性按照心意,把指甲、頭髮、鼻子、妝容都當成藝術品來打造。


女性沙龍裡,姑娘們正在嘗試最新的妝容。

有些年輕姑娘表面上戴著頭巾,一進屋子便脫下黑袍,展露凹凸玲瓏的曲線。

一名女子一針見血地表示:「不是我們喜歡暴露,而是因為限制太嚴了,心情不免苦悶,所以,藉著這種無奈的方式和管道進行消極的發泄。」


女孩脫下罩袍,搖身一變成了私人派對上熱舞辣妹。


2018年,女孩們穿男裝混入體育場看球賽。

在「現代化」和「西方化」糾纏不清的情況下,古老的文明總是難逃傳統和現代間的交融與對抗。不過不管世界怎麼變革,生活總是要回歸常識的。

在Facebook「我的隱秘自由」頁面,越來越多的女性冒著被逮捕的危險,發布了摘掉頭巾的照片,以捍衛平等權利。

嚮往正常生活從來不需要什麼複雜的理由。如一個姑娘發布摘頭巾照片後留言:「我只是想要感受風」。

參考資料

[1]《城市化、城市邊緣群體與伊朗伊斯蘭革命》,王澤壯,車效梅
[2]《我所緘默的事:一位叛逆女兒的回憶》,阿扎爾·納菲西
[3]《通向毀滅的改良之路 ──對伊朗「白色革命」失敗的反思》,曹瑞濤
[4]《伊朗巴列維國王的現代化夢想為何破滅》,郭曄旻
[5]《「白」與「黑」:伊朗的兩種「革命」》,雷頤
[6]《Chic and Sexy Pre-Revolution Fashions of Iran》,Yeoman Lowbrow
[7]《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s Daughter》,Neda Semnani
[8]《Iranian Memoir: Human Rights, Women and Islam》,Aletia van As
[9]《Beneath the Veil: A Fashion-Obsessed Girl Comes of Age in Pre-Revolutionary Iran》,Carla power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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