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堪稱「狀元府第」走出的天才，圖為傅斯年一家人。（網絡圖片）
「孟真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夠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功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賦予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併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和才能。」這是胡適先生於1952年為《傅孟真先生集》所作序中的一段話。在這不足二百字的一段話裡，胡適先生竟毫不吝嗇地一連使用了十四個「最」字來讚譽他的學生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年），字孟真，民國時期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曾先後擔任過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校長之職。
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傅斯年出生在山東聊城縣城北門一個書香門第家庭。其實傅斯年先世並不是聊城人，據傅斯年侄子傅樂成記載，傅斯年先世為江西吉安府永豐人，明代中葉其先祖傅回祖仕宦山東東昌府冠縣令，自此有一支落籍聊城。在此期間，聊城傅氏家族除耕讀外，大多經營商業，不顯於世。
明清時期聊城優越的文化環境，孕育了傅氏家族的興盛。明清時期，京杭大運河貫通聊城。得益於運河的暢通，聊城地域不僅經濟繁盛，而且文化教育事業蓬勃發展。當時官學、私學、社學、義學、私塾等各類性質的學校教育在聊城普遍興起，具有藏書和教育功能的書院也是盛極一時。文教事業的發達使這裡人文薈萃，人才濟濟。史料顯示，在明清時期的科舉考試中，聊城科舉及第的進士、舉人不計其數。隨後，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漸脫穎而出。
清順治二年（1645年），入關後的清王朝首次開科取士，傅以漸先是到省城參加鄉試，得中舉人；次年又入京師參加由禮部主持的會試，考中貢士；接著參加了由皇帝親自出題的殿試，結果以一甲第一名進士奪魁，從而成為清朝開國的第一位狀元。傅以漸狀元及第的光環使他官運亨通，初入仕即被任命為內弘文院修撰、侍讀等官，到順治十一年（1654年），升任內秘書院大學士，次年，加太子太保，改國史院大學士。順治十五年（1658年），改授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職銜。傅以漸不到十年時間而高居相位，以至於連他本人「自以顯榮太驟」，於是「盛年告歸，杜門著書，深得老氏之學」。
傅以漸狀元及第，給傅氏家族帶來了莫大的榮耀。康熙皇帝在位期間，南巡途經聊城時，不僅為傅府御筆欽賜「狀元府第」匾額，而且還為傅府御筆贈寫「傳臚姓名無雙士，開代文章第一家」對聯，橫批「聖朝元老」。自此以後每逢過年貼對聯時，傅氏族人便常以「開代文章第一家」作為下聯，以此顯示家族的榮光。
自傅以漸科舉入仕後，傅氏家族便走上了詩書傳家的道路，此後傅氏族人仕宦不斷。傅斯年的曾祖傅繩勛，嘉慶年間進士及第後官至江蘇巡撫，是治理一方的封疆大吏。傅斯年父親傅旭安，曾任山東東平龍山書院山長。
出身於聊城名門望族的傅斯年，雖然出生時傅氏家道中落，但詩書傳家的優良家風，使傅斯年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傅斯年三四歲時，祖父傅淦便「悉以所學授之」，加之其母李夫人「督教亦嚴」，幼年時期的傅斯年便接觸了四書五經之類的國學知識。六歲起，先是在家鄉孫達宸學塾攻讀，課餘歸家後則由祖父傅淦教習，而後進入東昌府立小學堂攻讀。自幼聰慧的傅斯年，在家鄉學塾、學堂讀書時極為勤奮，據記載，傅斯年讀書時凡遇到難懂的字、詞、句，總要將其記錄下來向先生或者回家向祖父請教，若身邊無紙，便隨筆寫在手上、胳膊和大腿上，有時甚至寫在肚皮上，以至於衣服上常常浸滿了墨跡。他在同窗中雖然年齡最小，但學業成績一直名列前茅。11歲的傅斯年便將儒家的十三經讀完，這使他的國學知識在同齡人中出類拔萃。由於他有深厚的國學基礎，每次先生將作文題目布置之後，傅斯年只需思考片刻，便文思泉湧，落筆成文。同學中有寫不出作文的，便常以一個燒餅為酬勞，請他代筆。對此，生性豪爽的傅斯年樂此不疲。先生知道真相後，常在每次作文後笑問傅斯年：傅老大，你這次是不是又換了兩個燒餅？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冬，為了能讓傅斯年這個「極聰明極堪造就」的孩子受到新式教育，開闊眼界，13歲的傅斯年走出家鄉，隨當年曾受到傅斯年父親幫助的朝中官員來到天津。次年，傅斯年便考進了當時的新式「洋學堂」——天津府立中學堂。在此後三年的時間裡，傅斯年除了學習傳統文化，又開始接觸到西方文化，以及數理化和生物等自然科學知識，這使傅斯年的眼界大開。三年之後，傅斯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憑藉其聰慧的天資，深厚的國文功底，再加以文理兼通的優勢，在北京大學讀書的傅斯年很快成為同窗中卓異出眾的奇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