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8年6月6日訊】原以為只有農民工才是討薪運動的扛把子。一夜醒來，教師隊伍也不再拿著鐵飯碗了，顯得比弱勢群體還要弱勢。
搞得有點今夜人人都是六安人的感覺。
先是安徽六安淪陷，然後貴州畢節，湖南武岡……
別以為這是幾點星星之火，以安徽省為例，有十個城市截止去年底就沒有發放政府文件白紙黑字寫清楚的一次性工作獎勵。
別看中國GDP已飆升至82萬億、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其實我廣大五六線城市外強中幹著呢。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欠教師啊，連教師們的待遇都落實不了，恰恰反映了基層政府正面臨著一場嚴重的財政危機。
一邊是揭不開鍋的財政收入，一邊是債臺高筑的政府性債務，誰也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就成了炸雷。
大歷史的進程往往就隱藏在小細節中。或許十年之後再回首，六安教師「討薪」風波會成為觀察地方債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01
窮。地方是真的窮。
六安市金安區、裕安區多名教師為了討薪讓這個城市一夜之間舉國皆知。
新京報去採訪時，六安方面回應稱，安徽省雖然有規定「省轄市可結合各自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及相關規定對本地機關事業單位的一次性工作獎勵予以規範」。但金安區、裕安區根本就沒有能力出臺這個獎勵。（雖然）市直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老師發了……也是調查考核了一年時間才決定。所以這個事情非常複雜，財政負擔非常重。
說到底，就是地方財政夠嗆。
自2015年以來，六安市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遠不及支出的1/3，長年靠上級稅收返還、轉移支付和發債度日。
表面看，最近幾年六安市的固定資產投資額度還是挺風光的，除了2016年短暫下滑一點外，這輛拉動經濟的馬車頭一直在攀升。
但實際上，這種遞增的投資額度，其拉動GDP增長效果已後繼乏力。由於工業轉型升級和產業結構調整跟不上，六安市的投資效果係數（每單位固定資產投資所增加的GDP）逐年下降。
根據六安市統計局的數據，2011年六安市投資效果係數0.282（深圳大概是0.68），2017年跌到僅有0.088，僅相當於六年前的31%。
換句話說，2017年六安砸下12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所增加的GDP其實跟2011年490億元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六安的經濟運行，已完全陷入了「高投入低產出」的困境，而且是越陷越深，難以自拔。
到了今年，六安市的經濟直接走入了冰川時代。
一季度，全市900多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年主營業務收入超2000萬元）中，虧損戶數就高達147家，比去年同期多了66家，虧損面為16.1%。利潤額只有可憐的13億元，同比下降24.5%。
六安市統計局承認，2018年一季度經濟效益下滑明顯，主要是三大行業不景氣：
黑色金屬礦採選業實現利潤2302.2萬元，同比下降93.6%
文體和娛樂用品製造業實現利潤1846.5萬元，同比下降58.8%。
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更是直接虧損，達3138.7萬元。
02
不單是六安，教師討薪大多發生在中西部地區。
2月份，貴州畢節市、安順市的部分縣中小學教師們遲遲拿不到2萬元年終獎，這筆錢對他們來說不是小數目，他們奔走呼告，四處撞牆。
5月5日，湖南武岡市上千老師討薪驚動了當地政府。
截止去年底，整個安徽省還有淮北、馬鞍山、宿州、蚌埠、宣城、銅陵、阜陽、淮南、滁州等城市沒有發放一次性工作獎勵。
教師法規定，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應當不低於國家公務員。地方政府寧願扛著違法的嫌疑，也要咬住牙拖拖拖，是什麼令他們遲遲不肯開鍋？
兩個字，沒錢！
貴州畢節這三年的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分別為-7.3%、4.7%、12.3%，看起來好像不錯，其實只是因為前幾年財政收入跌的實在是太厲害了，稍微一點止跌回升，數據就顯得很靚麗。
事實上，2017年畢節的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123.84億元，比4年前的水平還要低呢，2013年還有125.62億元。這座城市是由陰轉陽了，但並沒有完全恢復過來。
除了阜陽之外，目前被曝光欠薪的十幾個城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都非常乏力，基本都處於下滑通道。像滁州、蚌埠、宿州、淮北的增速從往年的兩位數直接跌到個位數。馬鞍山、武岡、銅陵三個城市更不忍睹，直接是負增長了。
03
為什麼這些地方的造血能力這麼弱，好像集體被抽掉魂似的？
我們先來看一張表——
這些城市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比值高得嚇人。沒有一個低於90%的，甚至有一半以上的城市高於100%。
在上一輪經濟週期裡，這些五六線城市長期依賴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當北京（32%）、上海（24%）、廣州（28%）、杭州（47%）、蘇州（33%）、無錫（47%）等沿海城市早已轉型換擋，走上內生增長道路上，這些城市還是一條路走到黑。
這種傳統發展模式與中國大環境變化之間的錯位，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悖論：投資越大、效應越低。
高科技項目引不進來，但為了GDP還是硬上，大量投資停留在低端化的產業結構，導致產品附加值較低，投資效率偏低，對財政收入的刺激也就大打折扣了。
找不到核心驅動力，就算是低水平的重複投資也照單全收，最終引起產業同質化，大量資本沉澱在產能過剩的產業。營改增之前，政府才不管企業虧不虧損，只要開門營業了就可以收營業稅，所以就算經濟下滑，政府也能撐一撐。現在改征增值稅後，企業只要沒活干，就無增值稅可收。財政收入之困難可想而知。
今日的中國早已不是當年那個中國了。來個大項目，也夠不了當地吃多久。
這還不是最可怕的。
如果砸下大把錢只是收上來的稅少一點，我們也就認了。更要命的是，很多投資項目都是地方政府從銀行借貸搞起來的，或者是政府以擔保、明股實債的形式誘導企業下水的。
那些投下去的錢，最終都變成了地方政府直接的、或有的債務。這些地方政府性債務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累計的風險也越來越突出。
04
在這種背景之下，你再去看一下六安市的地方債情況，就非常值得玩味了。
這幾年，六安市政府的負債率大概是30%，低於國際警戒線60%。但衡量地方債的風險程度，從來都不能只看表面上的數據。
這就好比一個人的體重、身高完全符合標準，但這並不代表他的身體狀況就健康，內在免疫力一旦貧弱，就算是一個普通流感也能把他打趴下。
同樣的道理，地方政府如果自我造血能力弱，就是負債率低於60%，也有可能無力還債，眼睜睜地看著債務崩塌。
更何況，對於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這些必須公開的數據，政府往往會加以粉飾使之合規。而那些隱藏在背後的擔保責任債務、救助責任債務，通常諱莫如深，加上這兩塊，每個地方政府的債務都會更高一些。
在經濟下行的情況下，你根本不知道哪個鏈條會率先斷裂。
1月11日，雲南某省級融資平臺違約，這是中國首例省級融資平臺炸雷。
4月27日，又一個省級融資平臺深陷兌付危機了，地點，發生在同樣有著投資驅動模式的直轄市天津。
5月10日，天津最大國有房企天房集團驚爆1800億負債，業界普遍認為，一旦爆發將炸傷大半個中國金融圈。
省級融資平臺的融資能力一般數倍甚至數十倍於市縣級融資平臺,如果連這些平臺都扛不住炸雷了，這些GDP不及天津、雲南的十分之一的五六線城市，豈不是更令人擔憂？
2017年5月，六安市就率先給下邊各個縣區發了一份《政府性債務風險應急處置預案》，從預警、定級、應急、處置、保障等方面做出了事無鉅細的規定。
這篇洋洋灑灑一萬字的宏偉巨作，充滿了爆屏的危機感。翻譯成人話就是：
頂不住了千萬別硬抗，提前一兩個月吱下聲。萬一真炸雷了，而且還是個大大雷，你們就直接飛到省裡匯報吧，不用看我面子。那些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白字黑字都簽了，流著淚也要還。有擔保責任的債務，撐死就還1/2，不能再多了，那些有救助責任的債務，你們看自己兜裡，有多少就給多少，重要是要把事情擺平了，群眾情緒要穩定。
前幾天，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賀鏗在北京某論壇的一番講話引起軒然大波。他說，中國的地方債大概是40萬億，但地方政府就沒有一個想還債的。
「現在要讓他還債，他說我工資都發不出來，財政困難得很，怎麼辦？所以現在欠的這些債不說還本，還息許多地方都還不起。」
有人說，要化解這些天量地方債，要麼借新還舊，要麼就是發行貨幣稀釋，最終通過通脹由百姓買單。
